刘丰︱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类型与发展空间

【编者按】近年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愈发复杂多变，传统西方主导的理论体系在解释诸多现象时显得力不从心，理论创新也日渐捉襟见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有力推动，更是在全球舞台上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极好体现。本期笔谈邀请了四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国际关系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必要性、路径与前景，以期为读者呈现当前国际关系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前沿思考，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刘丰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00084）

近20年间，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了从宏理论到中层理论的重要转向，这既是因为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宏理论论战陷入了僵局，难以出现新的重大理论突破，也是因为学术界更加关注具体议题上的理论提炼和经验检验，对宏理论的构建失去了兴趣。中层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着悠久历史，国际关系学科也不例外。这些理论通常聚焦特定的研究领域或问题，是宏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具体研究纲领或理论分支。然而，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中，对于宏理论之间的“大辩论”的关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导致理论分支之间的争辩和中层理论的发展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界围绕理论终结的争论以及对大辩论叙事方式的反思，使得中层理论的关注度上升，也成为推动理论创新与应用的一个增长点。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认识主要是围绕宏大理论展开的。根据广为接受的学科史叙事，自1919年国际关系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来，这个学科的知识生产经历了五次大辩论，每一场大辩论的参与方主要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建构主义等宏观理论，而辩论主要聚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元问题展开。对宏大理论的探索是学术界一种显而易见的偏好。这种偏好也容易理解，因为根据普遍的定义，理论是对一般性规律的解释，社会科学理论应该追求广泛的适用性。理论越简约，适用范围越广，越容易受到关注和认可。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大辩论之后，国际关系学科就没有再出现宏理论方面的新突破，这种状况甚至引起了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的争论。毫无疑问，理论范式之间的对立和论战是学科知识生产繁荣的一个表现，有助于推动理论发展和知识增长。但是，如果用范式之间的辩论来书写学科历史，很可能形成对学科发展的片面认识。这是因为，“大辩论”的叙事很难涵盖国际关系学科中许多有意义的理论发展，比如冷战时期关于均势、威慑和联盟等众多议题的理论探讨很难被归入大辩论的范畴，但也构成了学科知识增长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很难想象任何一个学科的历史能够一直以“大辩论”的方式持续书写下去。

显然，宏理论的大量涌现更可能出现在学科初创期，在这一阶段，大量经验现象没有被纳入理论视野，理论家们更容易从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和思维框架。随着学科走向成熟，经验现象已经被纳入了理论范畴，概念和思维创新的空间变得狭窄，所能填补的空白已经为数不多，宏理论的生成也愈发困难。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少有的密集阶段，当时涌现了包括相互依赖理论、结构现实主义、霸权更替理论、民主和平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等一大批理论。时至今日，这些理论仍然在学科知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这个角度看，理论创新趋于缓慢、宏理论创造面临困难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表现，不能由此断言理论无用，甚至学科衰落。

问题在于，在宏理论“终结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否还有出路？答案显而易见。宏理论本身关注的现象相对宏大，有其适用范围上的特殊性，难以满足人们对具体而微的现象的认识需求。比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肯尼思·沃尔兹也承认，他的理论只能告诉我们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战争是常态，总是存在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但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何时何地倾向于对谁发动战争。在后冷战时代，这一理论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美国比其他大国更有可能使用军事手段，但无法推断美国何时更有可能对哪些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即使美国在冷战后比其他大国更倾向于运用军事手段进行干涉，以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但在不同政府时期也存在较大差异性。这种运用武力的国内差异就不是结构现实主义试图解释的现象。在这类外交政策行为问题上，我们需要借助关于军事干涉的外交政策理论来寻找答案。正因如此，不少学者建议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层次更低、解释范围更有限的中层理论。这些理论在回答经验问题时可能会提供更加聚焦、适用性更强的答案。

尽管关注中层理论是一个趋势，但学术界对这一类理论的范围并没有形成共识。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指出，“中层理论介于微观而且必要的操作性假设……与包罗万象、体系性的统一理论之间”。从这一界定看，中层理论涵盖的范围非常宽泛。如果我们试图发展和理解中层理论，仍然有必要厘清其范围和特征，从而找到理论创新的路径。戴维·莱克认为，中层理论跨越了大范式的边界，倾向于走折中主义路线。这个界定的问题在于，有一些自称的或广为认定的中层理论本身就是宏理论的分支，如果只以融合大理论的折中主义倾向作为标准，会排除许多有意义的理论探讨。

要想认识国际关系领域的中层理论，核心是厘清一般理论与中层理论之间的关系：中层理论是对一般理论的拒斥和替代，或者本身就受到一般理论的指导，再或者是走向新的一般理论的中间阶段？以这一问题为参照，可以发现中层理论的定义具有多样性，至少呈现出以下三种路径。

第一种中层理论是在某一种大范式的指导之下，聚焦一定时空范围的具体议题形成的理论分支。在现实主义范式内部，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中层理论路径，该理论将体系要素与国内政治结合，发展出了具体的外交政策行为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能够让研究者在具体的历史案例和情景中探讨国家内部结构和过程如何影响领导人评估威胁、制定对策、动员社会资源以及执行战略选择，吸引了不少学者开展应用性研究。相比之下，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一般理论，它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的变迁模式，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时空限制，强调只要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就会呈现大国均势的反复出现。尽管有研究者主张，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可以发展成国际政治理论，至少目前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将这个理论视为一种外交政策理论。

第二种中层理论跨越了大理论的边界，将传统上看似不兼容的概念进行嫁接，围绕一些特定的概念或现象构建新的综合性理论。现实制度主义是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有益综合，尝试回答制度为何走向竞争，或者国家对待制度的行为选择为何存在差异。在新近出现的许多理论概念的探讨过程中，研究者们都展现了跨越理论范式的努力。以等级/不对称关系的理论为例，研究者们强调了主导性权力对这种关系形成的前提作用，也重视对等级关系的承认和服从具有社会建构的特点，大量基于古代和现代等级关系的研究都强调了弱势一方国内政治所具有的自主性以及外交上对大国进行利用的能动性。在这些新兴的研究议程中，物质与观念、结构与能动性两组对立的关系得到融合。

第三种中层理论是在具体议题上构建类型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具体经验案例进行分类，归纳同一类现象发挥作用的条件，从而得出比较具体的因果机制。传统上，许多理论存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倾向，比如民主和平论以民主和非民主的分类来解释国家的战争倾向，进攻性或防御性现实主义从单个维度理解国家的安全战略。两分法的优点是简约，适于构建普遍性理论，但也存在忽视中间类型的缺陷。类型化理论意味着增加分类的维度，更好地反映社会现象和行为的丰富性、复杂性。通过新的类型化框架对经验事实进行更合理的分类，揭示出更加丰富的因果逻辑和机制。比如，在解释制衡行为时，兰德尔·施韦勒根据精英共识、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和政府脆弱性的不同组合将国家的整合程度做了分类，形成了五种导致制衡或不制衡的因果机制。

在此，有必要对宏理论与中层理论之间的关系多做一点说明。一种宏理论或者大范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为后续的研究者使用相近的理论假定和核心概念开展中层理论构建和经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或者，理论发展也可以走相反的路径，理论创立者发展出一种相对具体的、适用性有限的中层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重要的思想启发，或者后续研究围绕其进行更大范围的经验拓展，从而让这个理论的逻辑覆盖更大范围内的事实，上升为一种一般理论。传统上，新功能主义被认为是一个属于自由主义范畴的中层理论，它主要回答欧洲一体化进程如何实现从低政治领域向高政治领域的跃升。它本身并不是一种一般理论，因为除了欧洲经验之外很难找到其他地区的一体化经验来予以证实或证伪。实际上，这一理论的代表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强调了观念对利益的建构作用，为后来国际关系领域发展出一般性的观念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某种意义上，许多理论开发者在最初提出某个原创性观点时，其依赖的经验事实可能是相对有限的，自己也没有提出一般理论的抱负。后来者在审视和应用这个理论时，提出了新的中层理论，这些理论汇聚在一起支撑起一般理论。

上文提到的三种不同路径表明，中层理论的范围是极其宽泛的，并不是一种存在很强一致性的理论倾向。不过，与追求概念简约性、高度抽象化和普遍解释力的一般理论相比，中层理论的特征也很明确，主要是研究对象更加聚焦和有限，在时空维度上的限定更为明确，试图得出在一定经验范围内可靠、适用的结论。

国际关系理论或许正在经历一个沉闷期。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科的知识分工和理论发展已经较为充分，创新的空间大大压缩。对于寻求构建原创性理论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而言，这个阶段也是一个机遇期。这既是因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经历了充分的引进和吸收阶段，显著缩小了与国际学界的理论距离，也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发展使得国际学界愈发关注中国经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十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经历了活跃的理论引进阶段。在这波热潮过后，中国学界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消化吸收，熟悉基本的理论概念、理论话语和理论思考的模式，对各个理论的优劣得失加以批判性总结，进而走向理论的修正、完善和创新阶段。最近一些年，中国学者的理论创见已经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和普遍讨论，形成了值得重视的成就。

应该看到，在目前关于中层理论的探讨中，将中国经验纳入理论构建的成果仍然相对不足，在这个领域年轻一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存在参与对话、提出质疑和批评，并进而做出创新性成果的空间。在推进中层理论发展时，有效的理论构建和学术对话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研究的学理导向，揭示政策行为背后的逻辑和机制，而不是立足于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处方。与关注体系变迁、秩序转型等一般现象的宏理论相比，中层理论更加关注国家的具体政策行为。在分析国家行为时，学理导向和政策导向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倾向，前者强调解释行为的动机和机制，后者则试图提供政策处方和建议。需要注意的是，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但可能无法提供改变现实的方案。好的理论会产生一定的政策启示，但难以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和行动方案。学理研究和政策研究在基本目标、时间尺度、价值关怀和评判标准等方面都大相径庭。尽管现实世界和人类实践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理论是知识导向的，而政策是行动导向的。理论旨在为我们认识复杂世界提供一个简化的框架，解释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和模式。任何理论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但理论从来不能还原所有的现实。它只能从现实中抽取出局部，也是最重要的局部，呈现给大众，帮助人们找到理解复杂现实的门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理论都有关注的焦点和范围。好的理论评判标准是解释力的强弱，能否用较少的要素帮助我们理解最重要的、最大范围的现实。相比之下，政策研究的评判标准在于能否帮助决策者解决面对的紧迫现实问题，实现其所设定的最优或次优目标。

第二，将不同国家的经验进行充分的比较，厘清理论的适用性，从而建立更有效的类型化知识。尽管在解释范围上比一般理论更有限，但中层理论并不反对理论解释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并不主张地方性知识的特殊性，而是需要在普遍和特殊之间寻求平衡。理论化是一个将地方性知识进行拓展和迁移的过程，意味着将特定时空下的经验拓展到其他时空下进行比较。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知识的积累是通过从特殊到一般，再带着新的假设和更加完善的概念从一般回到特殊的运动过程来实现的”。很难想象，一个好的理论完全依赖并且只适用于某个国家的经验。理论是一个用相对较少的变量构建的坐标系，在其中可以找到不同类型的国家所属的位置。中国学者特别关心来自中国自身的经验和案例可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中国自身的发展及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确提供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考虑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哪些行为及其所导致的结果是现有理论可以解释的，哪些确实对既有理论构成有效的质疑和挑战，其中又有哪些可以成为构建新理论的素材。

第三，坚持理论对话，理论只有在交流中得到承认，在接受批评的过程中进行发展。在中层理论的探讨中，一个重要趋势是不同理论立场的学者围绕同一个课题进行研究，特别注重对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经验的解释。比如，在围绕均势和制衡的讨论中，学者们对古代欧洲、中东和中国等不同空间下的行为体之间是否存在制衡做了探讨。近几年，围绕地位、威望、等级等概念，都有来自不同学派、不同国家的学者展开集体研讨，出版相关成果。这类共同项目厘清了不同立场的理论家们在看待同一问题时的出发点和关注点，提供了比较这些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的基础，也激发了后续的系统性理论研究。在中层理论所关注的许多概念和经验问题上，中国学者都可以提供新的经验。通过与国际学界的紧密互动，用通行的学术概念和话语，将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的解释与理解阐释出来，构建起逻辑自洽且具备经验解释力的理论，并且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从而得到广泛讨论和承认。

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学术热情和抱负，更需要学者们具备深厚的学术积淀，并且在感兴趣的问题上开展持续的钻研探索。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原创性理论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熟悉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消化和吸收，对各个理论的优劣得失作出合理批判和反思。应该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经出现的一些广为引用的理论成果本身就是在学习、引进和批判性吸收已有理论基础上的改进。与此同时，在开展理论构建时，还必须注重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思想观念、历史实践和现实经验的总结与提炼。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打破文化和地域的界限，根据问题性质纳入不同时空下的经验，扩展数据集和寻找新变量，从而增强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世界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