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对欧盟角色认知的影响分析 | 国政学人

冷战结束以来，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建构诸如经济整合者和民主捍卫者等角色丛（role set），来巩固其作为“规范性力量”和“民事力量”的角色认知以维护本体安全。欧盟的“规范性力量”角色认知深度嵌入其外交政策，通过市场准入与对外援助换取周边国家对人权与法治的承诺，以扮演“规范倡导者”和“民主捍卫者”的角色。2009年《里斯本条约》进一步拓展了欧盟“外交斡旋者”“援助提供者”“冲突调停者”的角色，具体体现在其深度参与伊核协议谈判斡旋，中东和平进程及西巴尔干、萨赫勒地区的冲突调停行动。在俄乌关系方面，欧盟通过“角色旋转门”展现规范性力量：一方面，欧盟以合作者角色通过“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支持乌克兰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欧盟又凭借伙伴身份，依托《加强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推进对俄互利合作。在危机应对层面，欧盟在克里米亚危机中作为冲突调停者主导《明斯克协议》谈判。2022年至今的俄乌冲突使得欧盟的“规范性力量”角色遭遇严峻挑战，欧盟“规范倡导者”和“民主捍卫者”之间的角色矛盾显著加剧。

珍妮弗·米锃（Jennifer Mitzen）在借鉴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行为体在寻求物理安全之外，亦存在本体论上的安全诉求。所谓“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是指“行为体为维持自我完整性及时间连续性而产生的存在性需求，旨在通过稳定身份认知实现主体能动性”。因此，惯例（routine）对于满足行为体本体安全诉求具有重要意义。本体安全还可以通过稳定的社会关系来实现，行为体与关键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主体间互动能够确认其自我形象（self-image）。

在角色理论视域下，自我形象是角色认知（role conception）的基础。自我形象作为行为体内化的世界观，是历史叙事、话语建构和他者期待交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构建主体间心理框架（mental framework）来形塑自我-他者关系。换言之，行为体往往按照自我认知和他者期待扮演角色。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社会角色”（social role）概念，即“由自我与他者共同建构的的预期系统，规约行为体在组织化群体中的功能定位”。社会角色概念承袭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理论，强调行为体的角色认知具有双重属性，认为“自我”存在“客我”和“主我”的分野。“客我”是对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内化，“主我”则包含能动的反身性重构。

然而，当外部冲击导致既有的本体叙事、社会规范和角色定位无法提供稳定的认知时，行为体就可能产生深刻的本体不安全感（Ontological Insecurity），即行为体对现实和自我角色认知感到普遍不安。本体安全危机（Ontological Security Crisis）则是指行为体对自我角色认知完全失调，“产生多种本体不安全感，从而引发多重矛盾的安全困境”。与本体不安全感相比，本体安全危机意味着既有规范与角色认知完全脱节，进而对行为体“持续存在”的能力构成威胁，导致行为体自我预期与他者期待脱节，行为体则会因既存惯例的崩解产生认知僵化或角色失调，在此情境下，行为体会被迫调整角色定位以弥合内外认知鸿沟（见表1）。

表1 角色认知变迁的类型学分析框架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的角色终止应理解为特定语境下的角色丛调整，而非完全摒弃。此外，本体安全危机还可能影响单一角色在角色丛中的层级。角色认知变迁实质上是行为体的自我认知与他者期待关联的再定义。

遵循以上研究方法，本文认为本体安全应通过行为体的感知和话语两个指标进行评估。由于欧洲理事会确立欧盟的总体政治方向和优先事项并对安全与防务政策施加影响，是成员国之间最高级别的政治合作，因此该组织是本文的分析重点。此外，规模与效用都超出成员国且唯一掌握立法提案权的欧盟委员会在欧盟角色认知变迁中也发挥着关键影响，因此也应被纳入分析范围。为此，本文选取了2015-2023年期间欧盟理事会通过的15份结论和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35篇新闻稿，使用MAXQDA软件对乌克兰危机发生前后欧盟角色认知变迁进行定性和编码分析，结果见表2。

表 2 危机发生前后的角色认知变迁

1.角色调整

俄乌冲突迫使欧盟对其合作者/伙伴（cooperator/partner）角色进行调适。危机发生前，欧盟希望通过合作者/伙伴角色实现能源供给安全、规范和价值观扩散等功能，合作者/伙伴共出现11次（8.03%）；危机发生后，尽管欧盟合作者/伙伴角色仍保留了确保能源供应、促进规范扩散等功能，但其在允许乌克兰入盟、援助乌克兰重建和恢复工作及制裁俄罗斯等功能领域实现了拓展，将合作者校准为美国、国际刑事法院等行为体，这一角色占比略有增加（8.92%）。与此同时，欧盟也对物资协调员（coordinator）的角色进行了调适。俄乌冲突发生前，欧盟在人道主义救援、能源、粮食和公共卫生等功能的物资协调员角色仅在其角色丛中占0.73%；但自2022年2月以来，这一占比提升了近30倍（7.04%）。

援助提供者（provider）在欧盟角色丛中等级较高。危机发生前，欧盟的援助提供者角色主要体现为使用捐赠、贷款等金融工具进行人道主义救济和经济刺激，其目标包括执行明斯克协议、绿色转型和和平建设（25.55%）。危机发生后，在人道救济和绿色转型等功能存在的同时，欧盟援助新增了能源安全、边境安全、司法、难民融合等目标（4.93%）。尽管其援助提供者角色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功能却变得更加广泛。

2.角色适应

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盟对话促进者（facilitator）的角色面临重大调整，迫使其通过修正目标和手段的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危机发生之前，欧盟将对话指导作为关键手段，通过发布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地区签证申请指南来保障边境地区安全，并指导建立俄-欧-乌能源安全三方会谈机制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在这一过程中，欧盟将自身设定为俄乌对话促进者，但彼时这一角色在欧盟角色丛中占比较低（4.38%）。2022年危机发生后，俄欧乌三方会谈破裂，尽管部分角色仍然存在，但实现的目标和手段发生了范式转变：一方面，欧盟通过向成员国提供《外部边境管理指南》保障欧盟边境安全，难民保护和融入被纳入指导范围；另一方面，外交动员机制、关税暂停令及成员国财政协同被作为新增工具引入“政策工具箱”，欧盟角色扮演的目标也更加多维。对话促进者的占比在欧盟角色丛中实现了层级跃迁（9.39%）。

欧盟改革促进者（promoter）的角色也经历了调整，体现为手段和目标的精简。起初，欧盟设想利用财政支持、入盟附加条件及外交谈判激励乌克兰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同时监督《明斯克协议》的执行。然而，危机发生后欧盟迅速对这一角色目标进行了修正。欧盟将重点修正为财政手段和入盟附加条件，并将支持乌克兰改革作为首要目标。制裁者（sanctioner）角色的变化则显示出欧盟角色适应的手段和目标创新。2014年-2022年间，欧盟将对俄制裁与《明斯克协议》贯彻执行情况挂钩；危机发生以来，欧盟对俄发动多轮制裁，旨在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此外，为提高制裁效力，欧盟还将制裁客体拓展至白俄罗斯和伊朗，引入“前所未有的一揽子措施”。

俄乌冲突发生后，随着手段的增加和目标的改变，欧盟支持者（supporter）的角色也有所调整。危机发生前，欧盟试图通过扮演乌克兰支持者的角色，以期“找到乌克兰东部冲突的持久和平解决方案”，并落实针对俄乌的《明斯克协议》。危机发生后，支持者的角色仍在欧盟角色丛中居于首位，甚至占比还有所增加（从30.66%到34.51%）。手段由原来的政治支持拓展为物质和行动支持，例如欧盟试图通过向摩尔多瓦部署Frontex快速反应小组，从军事行动维度保障欧盟边境安全。此外，危机前的《明斯克协议》不再被提及，取而代之的是支持者角色下需要实现的众多新的目标，如维护经济稳定、难民保护、粮食安全、边境安全及能源安全等。总体而言，危机发生后，欧盟进行了明显的角色适应，修正了战略目标和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3.角色创新

作为仅在俄乌冲突后数据中出现的角色，难民保护者（protector）体现了欧盟角色认知的创新。中止合作、暂停财政支持以及实施制裁等手段，均与欧盟捍卫其核心价值观直接相关。例如，欧盟取消对俄罗斯公民简化入籍程序的举措也被解释为“欧洲价值观不容出售”。此外，冲突爆发后，欧盟通过为乌克兰难民提供特殊法律地位以履行保护责任，进一步强化了保护者这一角色。总体而言，难民保护者角色具有双重指向性：既包含需要实现的目标（保护难民与价值观），也明确了需要防范的“他者”（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是角色创新的典型案例，但该角色在欧盟整体角色体系中的占比相对有限（仅4.95%）。

作为俄乌冲突后数据中显现的另一创新角色，安全供给者（military security provider）角色通过10项涉及军事援助或军事训练的实例得以确立（2.36%）。尽管该角色同样以财政支持为间接手段（成员国主要通过装备输送后的费用报销机制参与，联合采购除外），但其与基础性“援助提供者”角色的本质差异意味着需要重新编码加以区分。该角色始终以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为实施导向，例如通过“军事援助措施”或提供“满足乌克兰紧急军事防御需求”的武器装备。研究表明，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创新性地建构了“难民保护者”与“安全供给者”这对双重角色。

4.角色终止

俄乌冲突前，欧盟通过6项涉及三方会谈的实例建构起冲突调停人（mediator）角色（4.38%）。此类谈判机制以欧盟委员会、俄罗斯与乌克兰为参与主体，其核心目标被描述为“通过三方协商达成后续协议”，此时的关键他者指向俄乌双方。作为对比，2022年2月后，三方会谈机制及协议达成目标在欧盟官方话语中完全消失，昭示着该角色从欧盟角色体系中的系统性终止，欧盟在俄乌冲突演进过程中主动放弃了冲突调停人角色定位。

研究数据进一步揭示，欧盟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建构所关联的“关键他者”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关键他者主体发生转向。危机发生前，55.47%的角色以乌克兰为关键他者；俄乌冲突后该比例骤降至30.75%。欧盟成员国跃升为核心关键他者，36.15%的角色建构指向内部。二是关键他者行为体更加多元，除传统双边关系外，国际刑事法院（ICC）等国际组织及更多国家也被纳入他者谱系，折射出欧盟应对乌克兰危机的“多层级治理”转向。

表 3 危机前后重要他者变化

本研究通过建构本体安全危机-角色认知变迁分析框架，阐释了俄乌冲突如何解构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与“民事力量”的自我认知，并驱动其社会角色认知发生系统性变迁。基于对2015年2月15日至2023年7月31日间欧洲理事会结论与欧盟委员会新闻稿的实证分析，作者提出了欧盟角色变革的四维路径：角色调整、角色适应、角色创新和角色终止。这种角色认知的生态位重构不仅改变了欧盟角色体系内部的权力位阶，更深刻反映了其在地缘危机中寻求本体安全的新范式。文章在严格遵循实证研究规范的基础上，实现理论预设与经验发现的深度对话，为理解欧盟后危机时代战略文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Ontological Insecurity

本土不安全

Ontological Security Crisis

本体安全危机

significant others

关键他者

role conception

角色认知

校对 | 周子喻 韩欣洁

审核 | 施榕

排版 | 程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