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24讲 | 熊昌锟：17-20世纪中英货币本位制度演进的差异与影响

熊昌锟演讲中

熊昌锟从货币本位制度的重要性切入，谈及货币本位制度作为近代金融体系的基石，其差异是中西金融分流的关键诱因。他围绕中英货币本位制度如何在演进中走向分流，其差异又给两国财政金融体系带来何种影响的核心问题展开分享。

熊昌锟谈道，回顾历史，中国铜钱体系与英国银本位体系在17 - 18世纪面临不同困境。中国长期以官铸铜钱为法定通货，但在清代“银钱并用”的格局下，铜钱价值低，难以支撑跨区域贸易，且面临私钱混杂、铜料匮乏等问题。乾隆年间，官方通过保障铜料供应、广设铸局等举措重整铜钱体系，扩大了铜钱流通范围。而英国银本位制在17世纪虽法定货币包含金银币，但存在金银比价失衡、银币供给不足和磨损严重等问题，1696年的大重铸也以失败告终。

熊昌锟表示，进入19世纪，中英两国货币本位制度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中国在太平天国运动冲击下，铜钱供给骤变，同时在虚银两的作用下，逐渐形成区域化货币本位制度，货币主权下移。与之相反，英国通过1774年重铸限制银币法偿性，转向以金币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最终在1816年确立金本位。

熊昌锟指出，货币本位制度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中英两国财政金融体系的构建。清朝财政金融体系发展艰难，民间票据阻碍政府信用创造，中央银行体系建设滞后，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失败。英国则完成了现代财政金融革命，建立了中央银行体系和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国债市场、改革税收体系、建立多层级信用体系。金本位制为这些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货币环境，增强了英国的财政能力与国家实力。

熊昌锟研究员总结道，17世纪以来，中英金融制度分道扬镳。这种本位制度演进差异在当代仍有深刻启示。在数字货币全球化竞争和主权货币体系结构性危机的当下，货币基准主导权之争再现。当主权国家无法有效确立和维护基准货币权威时，市场自组织机制会催生替代性基准货币，减弱货币调控效力。历史经验表明，货币秩序现代化转型需要在国家信用权威和市场弹性空间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新兴市场国家要防范私人数字货币对货币主权的侵蚀，警惕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货币失锚带来的风险。 

讲座现场

随后，四位与谈人分别进行了点评。兰日旭肯定了熊昌锟通过中英比较揭示货币分流机制的核心视角，并对下一步研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剖析英国转向金本位的外部冲击（如殖民扩张引发的贵金属流动与价格革命），二是扩展深化对中国"银钱双轨制"下区域货币形成历程与标志性事件的追溯。兰日旭表示，中英货币分流的本质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路径的差异——中国受制于制度与技术瓶颈，未能建立现代财政金融体系，在纸币信用崩溃后退回了银钱并行制并借助区域性货币以降低交易成本；英国则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强化国家能力、重构财政信用，采用机器铸币技术提高伪造和私铸成本，实现货币主权集中。

郝煜指出，离开了制度约束，铸币技术进步可能反而成为一种“诅咒”，学者吴乐旻的研究发现，晚清机制大钱和铜元的推广降低了铸币税征收难度，反而造成货币滥发。此外，制度约束下政府的可置信承诺是其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前提，英国在成立英格兰银行问题上成功实现了政商合作，而清政府想要模仿这一经验，却遭遇票号抵制。郝煜表示，讲座中提到的清嘉、道年间铜钱地位上升可能与地方非正式财政扩张相关，从地方财政视角看，铜钱的征收成本更低且更被中央提取的可能性也更低，后续可结合基层档案进行扩展研究。  

管汉晖建议主讲人将货币制度分流置于"东西方国家能力大分流"的宏观框架下分析，突出货币管理能力作为国家能力核心组成的历史意义，以此提升研究立意高度。此外，他提出应注意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货币本位概念理解侧重点的差异，货币金融学以可兑换性为核心，而历史学则可能更侧重于流通状况与交易成本。因此，从货币金融学角度，英国实行金本位前应为金银复本位制而非银本位制。管汉晖还建议从成文法与习惯法、复本位制下本位金属固定比价与浮动比价、格雷欣法则适用性等角度进一步对比中英货币本位制度。

周建波表示，熊昌锟作为拥有扎实历史学研究训练的学者，其研究却带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实现了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有机整合。这启示我们，历史学与经济学结合除了计量分析之外，还可引入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度分析与阐释。周建波指出中英货币制度分流也与战争因素有关：欧洲通过战争引发的财政金融制度变革推动国家能力现代化，中国因长期和平依赖传统治理，导致近代转型困难。国家能力亦具有两面性：集中化固然能形成规模力量应对危机，但也集聚了风险，因此应在规模效益发挥和风险集聚之间实现平衡。另外，周建波认为需平衡与民间社会的关系，避免压制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