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海，地中海以亚平宁半岛、西西里岛和突尼斯之间的突尼斯海峡为界，分为西地中海和东地中海两部分。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东地中海非但没有将彼此遥望的周边地区隔离开来，反而使周边地区因其而紧密地保持着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交往，地中海也因这种交往成为一个区域性的世界，也即学界通常所说的东地中海世界。
按照威廉斯的专门研究，“community”（共同体）这一英文词最早可追溯为拉丁文“communis”，意为“普遍”“共同”，“community”意味着由某种共同的纽带联结起来的生命有机体。早在1949年，布罗代尔就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将16世纪后半叶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并力图在展现差异性的基础上来探寻统一性，其中已蕴含了“地中海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后来为古代史学者所借鉴。莫里斯在1992年出版的《代达洛斯与希腊艺术的起源》中提出从青铜时代直至古风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各文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是常态。明确提出“地中海共同体”（Mediterranean Koine）这一概念的是斯波尔德和斯登伯格，他们在1993年发表的论文《阿莫斯与赫西俄德：比较研究面面观》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拉夫劳于1998年在芬兰召开的“亚述的遗产”学术研讨会上再次提出这一概念。马尔金在2003年出版的《小希腊世界：古代地中海网络》一书中认为，在公元前8-5世纪，希腊人、埃特鲁里亚、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等族群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文化边界，整个地中海世界俨然是一个文明交互的共同体。然而，上述学者并没有明确界定“地中海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明确内涵，他们通常是说“一个地中海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Mediterranean），并不认为这个共同体是一个特定的实体存在，只是借用“共同体”这一术语表达地中海世界从青铜时代就开始就存在的日益密切的交往。国内学者李永斌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将“地中海共同体”（Mediterranean Community）的涵义明确为公元前8世纪左右在腓尼基人、埃及人和希腊人的商贸活动的基础上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所形成的“一个超越各族群组织之上的文明交流共同体”。
本文在借鉴上述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地中海共同体”概念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东地中海共同体”（Eastern Mediterranean Community）概念，并将其孕育、生成、躁动和诞生的上限追溯到公元前1361年埃及阿玛纳时代的开启，下限延至公元前332年埃及后王朝时期的结束。本文同时认为，东地中海共同体既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基于商贸活动而进行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二是基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而形成的地缘区域；三是基于地缘区域所决定的独特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方式和水平。
如果从古代埃及历史的维度来看，从公元前1361年阿玛纳时代开启，到公元前332年后王朝时期结束也即希腊化时代到来之前，东地中海共同体经历了阿玛纳时代的孕育、拉美西期时代的生长、第三中间期的躁动和后王朝时期的诞生的发展过程。有关上述议题和议程的展开和讨论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亦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的。本文仅围绕上述议题和议程，就有关这一历史长时段的文献整理研究情况试作大致梳理和简要评析，希望其成为将来全面系统研究的一个序章。
二、阿玛纳时代埃及对外交往文献
阿玛纳时代，通常是指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晚期的一段历史时期。具体说来，指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的第30年到图坦哈蒙驾崩这段时间（公元前1361-前1321年），前后不过40年。但这个时代却因埃及与亚述、巴比伦、赫梯和米坦尼等几个西亚国家之间密切的外交往来而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这一时期的文献主要是阿玛纳信件，即350余块以外交文献为主的泥板文书。其中埃及与叙利亚、黎巴嫩、迦南地区诸邦的通信有336封，埃及与巴比伦之间的传世信件共有14封，埃及与亚述之间的传世信件有2封，米坦尼与埃及之间的书信共有14封，赫梯与埃及之间的信件现存有4封。在这批书信整理方面，主要有莫奈的《埃及阿玛纳时代的铭文》、克努佐的《阿玛纳铭文》和莫兰的《阿玛纳信件》。此外，后阿玛纳时代的文献整理成果主要有库明的《第十八王朝晚期古埃及历史记录》和戴维斯的《第十八王朝晚期古埃及历史记录》。
而在这一时期东地中海世界共同体孕育研究方面，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以微观文本研究和宏观叙事研究相结合。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近代国际体系起源于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第一个国际体系是维斯特发里亚体系。但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在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之前，存在着连续的国际体系，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了“前国际体系”的提法。正是在国际关系学界的这种理论反思中，出现了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和研究阿玛纳时代各国关系的新尝试。大卫的论文《现实主义、结构主义与阿玛纳书信》运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分析阿玛纳时代的各国关系，他认为用现实主义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的各国关系，而阿玛纳信件则肯定了现实主义理论。威斯特布鲁克在论文《阿玛纳时代的国际法》等研究成果。其他的代表性著述还有拉冯特的《古代近东的国际关系：一个完整外交体系的诞生》、科恩的《伟大传统：不断拓展的古代世界外交》、瑞德弗德的《古代的埃及、迦南和以色列》等，这些著作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见的，如《古代的埃及、迦南和以色列》第二部分对阿玛纳时代埃及与西亚各国的关系给予了高度关注，但由于将注意力主要倾注于各国之间的争斗上，因而忽视了彼此之间的和平往来。
二是对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外交制度进行研究，主要探讨大国间的外交联姻、条约签订、情报交换和外交仪礼等问题，主要著述有舒曼的《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外交联姻》、布莱锡的《古代近代大国君主通信集》；格林的《古代近东的信使与讯信》一书对苏美尔、巴比伦、亚述、赫梯和乌加里特的信使和信息进行了探讨；奥勒尔的《古代西亚的信使与使节》一文对信使和使节的称谓、地位和作用以及信息传递流程进行了阐述。
三是对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外交策略进行研究。主要著述有布里安的论文《埃及视野中的米坦尼》、阿兹的论文《米坦尼档案中的外交事务》、威斯特布鲁克的论文《阿玛纳书信中的巴比伦外交》等。这些著述以文本分析和博弈理论为研究路径，如《阿玛纳书信中的巴比伦外交》一文指出，在阿玛纳时代，由于埃及的国家实力比其他大国要强，因此在外交中更为有利，处于强势地位，其他国家为了改变这种力量对比，采用了种种策略来赢得主动，避免处于劣势，在这方面，巴比伦人做得最为引人注目。
三、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对外交往文献
拉美西斯时代（公元前1293-前1069年）包括埃及新王国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293-前1195年）和第二十王朝（公元前1185-前1069年）。按照所记述的内容，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对外交往文献共计110篇上下，具体分布如下：一是联盟联姻文献，约计5篇，以赫梯与埃及卡代什战役后签订的银版条约为主要代表；二是埃及使节出访和外国使节进贡文献，约计42篇，其中埃及使节出访文献约计30篇，外国使节进贡文献约计12篇；三是管理文献，约计47篇，这类文献记载了埃及对其属国的行政管理情况；四是采矿文献和文化交往文献，这类文献只有3篇，其中采矿文献2篇，记载了埃及对努比亚金矿的开采；文化交往文献只有1篇，即记录了外国借埃及女神雕像治病的本垂什石碑；五是外国地名表，约计13篇，这类文献并没有记载埃及具体的对外交往活动，但这些外国地名表却揭示了埃及人心目中的外部世界，这是埃及人进行对外交往活动的前提。
与阿玛纳时代埃及对外交往文献整理研究相比，国内外学者对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对外交往相关文献的研究显得冷清了不少，至今仍然没有一部关于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对外交往的专门著述问世，相关研究成果分散于新王国时期或青铜时代晚期的各类著述中。而事实上，拉美西斯时代的埃及对外交往活动在继承阿玛纳时代业已形成的交往范式的基础上，又因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与阿玛纳时代有所不同的特质，只是因为文献分布相对零散，收集整理难度较大，致使国内外学界关于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对外交往文献的专题整理研究著述暂付阙如，同时也导致了有关东地中海共同体生长时期的研究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和整体性。
在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对外交往相关文献整理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整理著述是科琛的《拉美西斯时代铭文——翻译和注释之翻译》。这套6卷本文献是对原始文献集《拉美西斯时代铭文》的全文对译。这套文献同样也是按照国王的统治顺序进行编排，由此形成卷一：第十九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拉美西斯一世和塞提一世；卷二：拉美西斯二世；卷三：拉美西斯二世；卷四：美楞普塔及其后的第十九王朝的国王；卷五：塞特纳赫特和拉美西斯三世；卷六：拉美西斯四世至十一世。与此同时，这套文献集又对每位国王统治时期的文献按照类型进行了编排，例如在第一卷塞提一世统治时期的文献中这套文献集在私人文献这一大类之下又按照官职将文献作了进一步的划分，如维吉尔、库什总督和底比斯阿蒙神庙的高级祭司等，方便了读者对文献的选取和查阅。
1954年，卡米诺斯出版的《晚期埃及语文献汇编》收录了18篇用晚期埃及语书写的纸草文献，由于晚期埃及语形成于第十八王朝国王埃赫纳吞统治时期，因此这部文献集收录的文献内容涉及第十八王朝晚期以及第十九王朝和第二十王朝时期埃及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各领域。
布里斯特德主编的《古代埃及记录》收录了20篇有关战争、条约和联姻的文献。贝克曼主编的《赫梯外交文献》收录了数篇埃及国王与赫梯国王和王后之间的通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献被零散地发表在杂志上。单一朝代的文献整理成果有戴维斯的《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时期历史铭文》和佩登的《古埃及第二十王朝时期历史铭文》等。
在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对外交往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对外交往的整体研究。目前学者们在这一论题上的研究相对充分。利维拉尼的《声望与利益：公元前1600-前1100年的近东国际关系》对公元前1600-前1100年的近东国际关系体系进行而来构建；布莱斯的《古代近东伟大国王们信件：晚期青铜时代的王室通信》对晚期青铜时代当时近东各国之间的交往方式和内容进行了分析；莫里斯的《帝国主义架构：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军事要塞和对外政策的演变》以王朝更迭为章节，介绍了各个王朝时期埃及对努比亚、利比亚、叙巴地区的统治政策和方式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雷德福德的《古代埃及、迦南与以色列》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写到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对近3000年的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活动长时段的考察。
二是某一位国王统治时期的埃及对外交往活动的研究，如米鲁普的著作《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东地中海世界》和克莱因等主编的《拉美西斯三世》分别对拉美西斯二世和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的埃及对外关系进行了梳理；科琛的《法老的胜利：拉美西斯二世的生活与时代》介绍了拉美西斯二世的生平，其中自然涉及到埃及对外战争等方面的内容。
三是埃及与一国或地区交往的研究。希金博特姆的《拉美西斯时代巴勒斯坦的埃及化及精英效仿》通过对巴勒斯坦地区出土的埃及风格的器物的比较分析，认为并没有大量埃及人出现在巴勒斯坦，埃及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依靠的是当地精英；高文的著作《埃及对迦南的影响：图像学及相关研究》对埃及在迦南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史密斯的《卑鄙的库什：埃及和努比亚帝国的种族身份与边界》和《努比亚和埃及：互动文化互渗及公元前第三到第一千纪从属地位的形成》重点讨论了埃及文化对努比亚的渗透。
此外，关于埃及帝国主义的专题研究有凯姆普的著作《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帝国主义与帝国》，相关内容对埃及对外交往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对埃及在西亚和努比亚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和原因进行了对比分析；史密斯的《古代埃及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或经济》则反对从意识形态方面上看待埃及的帝国主义，认为经济利益是埃及帝国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因。
上述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使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对外交往相关文献的整理和东地中海共同体生长期的研究有了可行性，但其研究视角和关注领域大多比较狭窄，过于侧重埃及与西亚的交往，而不是埃及与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这就为从东地中海共同体这一视野重新整理埃及对外交往相关文献并探寻东地中海共同体在这一时期的生长过程和发展规律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四、第三中间期埃及对外交往文献研究
公元前1069年，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十一世驾崩，标志着拉美西斯时代的终结，第三中间期（公元前1069-前664年）开始，埃及又一次分裂，回到了原初的局面：两个王国，南北分治。按照所记述的内容，与第三中间期埃及对外交往相关的自传体铭文、王室铭文等类型的铭文有31篇，其中第二十二王朝有铭文13篇，第二十三王朝有铭文2篇，第二十四王朝有铭文1篇，第二十五王朝有相关铭文5篇，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二十五王朝国王皮亚的胜利石碑。
与阿玛纳时代和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对外交往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相比，国内外学界对于历史发展脉络欠清且文献资料传世不多的第三中间期埃及对外交往相关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差强人意，有些领域甚至仍是空白。而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看，第三中间期，恰恰是埃及对外交往更加频繁的时期，尽管是以征服与反征服、起义与镇压等剧烈躁动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第三中间期的埃及对外交往相关文献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记载埃及对外交往的相关埃及文献；二是记载其他国家与埃及交往的相关文献。
来自埃及的相关文献包括王室铭文、自传体铭文和行政文献等三大类。有代表性的文献整理成果有：布莱斯堤德主编的五卷本文献集《古代埃及文献辑录》将第二十王朝至第二十五王朝的文献作为第四卷所要收录的对象，其中收录的第三中间期的相关文献数量较为可观；韦克林整理的《晚期碑刻》是有关埃及第三中间期的较为完整的文献集，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埃及的对外交往活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献零散发表在杂志上。
虽然第三中间期的埃及语文献并不丰厚，但同一时期的阿卡德语和阿拉米语文献弥补了这一缺憾。卢肯比尔的《古代亚述和巴比伦文献》较完整地整理了从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登基至尼尼微陷落期间的几乎全部亚述和巴比伦年鉴和建筑铭文，其中不乏与埃及第三中间期相关的内容。维斯曼整理的《新巴比伦年表》整理了记载新巴比伦王国诸王事迹的文献，其中有些内容与埃及等东地中海世界国家和地区相关。
由于传世文献有限，有关埃及第三中间期历史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科琛的《第三中间期》是研究埃及第三中间期历史最具代表性的著述，该著参考了大量亚述帝国文献对这一时期埃及的对外交往有着比较详尽的描述。茂考特的《黑法老：埃及的努比亚统治者》是第二十五王朝时期埃及对外交往研究的重要著作。埃拉古德的《后期埃及历史》一书主要采用希罗多德对埃及的记载，反映了第三中间期的埃及与希腊和塞浦路斯的交往情况。相对于专著，研究第三中间期埃及对外交往的论文量多质高，但也呈现出以片断化和碎片化为特征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足。由于篇幅的限制，具体论文在此就不枚举了。
五、后王朝时期埃及对外交往文献
埃及后王朝时期（公元前664-前332年），包括第二十六王朝至第三十一王朝。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是在亚述人的扶植下建立的，后来摆脱了亚述人的束缚，成为埃及文明悠久历史中最后一个繁盛的时期。此后的第二十七王朝至第三十一王朝时期，埃及文明持续衰退，其中的第二十七王朝和第三十一王朝更是由波斯入侵者直接建立的。
后王朝时期埃及对外交往相关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数量不多。普里查德主编的《古代近东文献》涵盖了包括埃及后王朝在内的史诗、法律、历史、宗教、巫术、祷文、教谕、悼文和书信等古代近东文献，每类文献都按照埃及语、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阿拉米语和乌加里特语等顺次收录。斯宾博格的《通俗体编年史》一书用世俗体埃及语写成，所载第二十八王朝到第三十王朝埃及国王统治顺序和时间印证并补充了托勒密王朝时期祭司曼涅托的相关记叙。林克泰姆的《古代埃及文学》一书第三卷的近半数文献是与埃及后王朝时期相关的，其中大多用世俗体埃及语书写。雨果的《对布鲁克林博物馆世俗体文献的整理与分类》一书译注了许多罕见的波斯统治埃及时期的世俗体文献，其中有少部分涉及两者交往的内容。库赫特的《波斯帝国之阿契美尼德王朝文献汇总》纵向上按照阿契美尼德王朝历代君主的统治顺序，横向上按照埃及语、阿卡德语、阿拉米语、希腊语和波斯语等编排归类，整理并译注了目前所能收集到了有关波斯帝国的几乎全部第一手文献，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与波斯征服埃及相关的文献。托尔曼的《古波斯铭文导读》一书收录了发现于伊朗境内的多种语言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王室铭文。科恩的《伟大传统：不断拓展的古代世界外交》一文认为，古代世界外交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的西亚城邦时期，中经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时期，一直延续至希腊和罗马时期，并对古代世界外交的起源、文本、实务和观念的变化进行了阐释。波滕等编撰的《英译埃利芬提尼纸草：跨文化传承与变革三千年》一书涵盖了出土于上埃及埃利芬提尼和阿斯旺边境要塞的175篇文献，时间跨度近三千年，内容涵盖法律、社会和宗教等领域，其中不乏波斯统治时期有关埃及对外交往的珍贵文献。
后王朝时期埃及对外交往历史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尚未见到，某一专题的研究有所开展，但数量不多。格瑞维兹等主编的《联结：交流在埃及》一书通过对考古和文献资料的详实考证，对埃及的文化交流活动进行了富有新意的介绍。奥特曼的《国际法概念溯源：古代近东（公元前2500-前330年）》一书对古代近东的国际法实践与观念开展了别开生面的考察。吉维昂的著作《埃及对迦南的影响：图像学及相关研究》对埃及与叙巴地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进行了梳理和评析。沃尔利在《作为古代世界文化纽带的北叙利亚》一文中根据阿拉拉赫考古器物，分析了东地中海世界诸文明在北叙利亚的冲突与对话，得出了北叙利亚是古代东地中海世界文明汇融之地的结论。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埃及对外交往文献整理和相关历史研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仍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郭丹彤的三卷本译注《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是文献整理研究的代表性著述，但遗憾的是，这部译著关于这一时段埃及对外交往文献的收集却十分有限。国内学者的关于这一时段的其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阿玛纳时代和第二十六王朝时期，代表性成果有袁指挥的博士论文《阿马尔那泥板中所见的近国大国外交》（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和马一舟的博士论文《二十六王朝时期埃及对外交往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
六、结 语
通过埃及对外交往文献的整理，有助于厘清埃及对外交往的历史脉络，进而探寻包括埃及在内的东地中海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规律。通过以上述评，还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与其他文明体一样，古代埃及文明也不是一个完全封闭和孤立发展的文明，相反，从其诞生开始就与东地中海世界其他文明互相交往影响。为了获取来自周边地区的珍贵矿产、木材、香料和劳力等资源，埃及采取了一种十分积极主动的对外交往政策，尤其是进入新王国时期以后，埃及的对外交往更是多姿多彩。
论及埃及的对外交往活动，学者们往往首先着眼于阿玛纳时代。的确，阿玛纳时代因大批外交信件的发现而成为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交往相对频繁的一个时期，但阿玛纳时代结束之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活动不仅没有随之终结或陷入停滞状态，反而越来越活跃，规模和范围也越来越大。
古代埃及乃至其所在的东地中海世界，自古以来就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着日益频繁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因此，研究东地中海共同体的发展历史，有助于克服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有助于深化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