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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郑叶昕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保障系
周穆之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王森浒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谁来半夜起床哄娃”
“孩子上幼儿园前，我们谁先让一步？”
“谁来接送孩子上学？”
“孩子今天的作业谁来辅导？”
孩子还没出生，家庭责任分工的协商就已开始。对很多伴侣来说，从夫妻到父母，不只是家庭结构的转变，更是一种性别角色的重塑。在这些日常琐碎的安排中，我们也许正在悄悄改变对“男人和女人该做什么”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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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作为人生历程的关键节点
为人父母是人生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伴随着生活安排翻天覆地的改变。生育经常被认为是个体改变的催化剂，促使人们逐步接受并内化与社会规范相契合的身份认知，减少与外部社会的摩擦与问责。比如，很多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会内化“为母则刚”这样的观念。这些认知，并非天生，而是在文化期待与现实选择中逐步“习得”的。
那么，父亲身份也会引起性别观念的变化吗？当了爸爸之后，会不会更加认可“赚钱就是男人的事、带孩子就是女人的事”？更进一步地，当一对夫妻同步进入“父母身份”，他们之间的性别观念会发生什么样的互动？而“谁赚得更多”这种经济结构，又会如何介入其中？
我们基于英国长达30年的纵向夫妻匹配数据，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Zheng, Wang, and Zhou 2025)。这个国家有着较为平等主义的舆论环境，但在政策保障上却存在一定掣肘——昂贵的育儿费用、育儿假的经济补偿不足，这使得育儿责任很大程度依然依赖于家庭支持。与“新手爸爸”相比，“新手妈妈”更经常在产假结束后从事兼职工作，以承担照顾孩子的家庭责任。在这种现实与理念的张力中，夫妻如何协商角色、重塑观念，成为理解性别变迁的重要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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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追踪夫妻生育前后的性别观念变化
研究基于英国1991-2020年的纵向夫妻匹配数据，即英国家庭纵向调查（Understanding Society: The UK Household Longitudinal Study，UKHLS）。这是全球最大的动态家庭追踪调查之一。我们通过追踪同一对夫妇在生育前后性别观念的变化来探索生育对个体性别观念的影响。
我们关注18-59岁的夫妇，因为这是人们最有可能生育孩子并积极工作的年龄段。性别观念指标基于三项典型陈述（如“如果母亲工作，学龄前儿童可能会受到影响”等），家庭内部的经济权力动态则通过丈夫在家庭总收入中的相对占比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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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观念的转折点？“联结的生命”中的生育经验
我们发现，女性在生育后倾向于承担更传统的角色，尤其是当丈夫也持有相似传统观点并在家庭收入上做出更多贡献时，这种趋于传统的转向更加明显。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母职期待、经济依赖都可能促使女性调整自己的信念，来“解释”现实选择，缓解内心的认知冲突。
而男性的变化则更复杂，但也颇具启发意义。平均而言，丈夫在成为父亲后，其性别观念倾向于更平等，并没有认为“女性就应该在家里带孩子”或者“如果妈妈工作了就会伤害孩子和家庭”。这一趋势在两个前提下尤为明显：妻子本身就持有更平等的性别观念，并且双方的收入较为接近，甚至妻子的收入略高于丈夫。
换句话说，配偶的性别观念和相对经济地位，会在生育这一关键节点上，深刻地影响个体的性别态度的转变。这正体现了“生命历程理论”（Elder, 1998）所强调的“联结的生命”：个体转变过程中，生命相互联结的人会产生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
家庭中的亲密关系是社会化的重要场域。伴随着生育所带来的巨大生活安排重组与密切的育儿合作，夫妻双方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交流自己的性别观念，经济地位也将成为施加影响力的关键资源。最终，夫妻之间可能形成一套共享的性别观念认知，并在“自我验证”的驱动下不断强化彼此之间性别观念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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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父职”成为可能
研究表明，女性面临着劳动力市场的劣势以及高标准的母职期待，在生育后承受着来自丈夫的传统性别期待与经济主导地位的双重压力，面临着更大的性别观念挑战。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微妙的转变趋势：越来越多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愿意承担照料责任，参与育儿的实际事务。他们不再将带孩子看作只是妈妈的责任，也不认可女性为了育儿在就业上做出的牺牲是必须的，而是开始强调父亲对子女的陪伴和情感投入。这种变化，正是“新父职（new fatherhood）”理念的体现（Offer & Kaplan 2021）。
父亲的性别观念也同时会受到伴侣的态度、收入结构乃至育儿经验的共同影响。所以，在成为父母这一过程中，性别观念的重塑需要双方的共同调适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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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能不能跟上变化？
回到英国的制度现实。近年来，英国的“共享父母假”政策引发了一定的争议。尽管该政策初衷在于提升父亲在育儿中的参与度，但在“母亲即是照料者”的长期文化和制度的设定下，参与育儿假的父亲寥寥无几，难以实现政策的性别平等目标。在男性普遍收入占优的背景下，共享机制的可转移性难以撼动长久以来的性别分工模式。
这也暴露出一个关键问题：制度的设计，是否真正考虑到了家庭内部的互动结构？
要推动更多男性进入育儿实践，制度层面还有不少可探索之处，如：
探索“父亲专属”的育儿假安排，用明确的权利归属与有效期激励男性休假；
设立针对父亲休假的专项经济补贴，缓解男性的机会成本压力；
推动企业文化变革，破除照料与理想员工不兼容的刻板印象；
构建多元支持网络，为家庭提供可操作的共育策略与资源……
否则，再好的舆论与理念，也可能止步于现实的第一道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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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出发，改变在发生
本研究以“家庭”这一中观层面切入，揭示了性别观念如何在亲密关系中以及成为父母这个节点的过程中被塑造、被协商，也被重新定义。家庭作为关键社会化机制，在迈向性别平等社会的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正如 Risman（2018）所强调，性别关系在个体、互动与制度三个层面上相互嵌套与作用，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进程不仅反映个体行为与观念的转变，也可能通过互动性机制对宏观结构产生影响。
我们相信，推动性别平等，很多时候，改变就发生在厨房、卧室、托儿所门口——在那些关于“你今天来接孩子吧”、“我可以请几天假”的日常协商中。
每一个家庭为性别平等所迈出的一小步，都有可能推动社会走向深刻而持续的变革。
参考文献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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