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开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响亮地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要努力同其他可以参加革命的阶级和社会力量结成联盟。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明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力量很弱，中国革命的敌人却空前强大，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赢得胜利。于是，中共二大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从此，统一战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是中国革命与统一战线的亲历者和华北、中原、华东、西南地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他经历过统一战线的暴风骤雨，也感受过统一战线的艳阳高照，具有统一战线的丰富经验，对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有深切感悟，在统一战线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一系列工人运动，开始政治觉醒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立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但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因遭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而失败。这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赢得革命胜利。

（一）在欧洲，邓小平参加中共旅欧支部与国民党旅欧支部工作，参与了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

中国社会状况与中国革命实践促使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向统一战线方向迈进。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它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划，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首次提出建立统一战线。8 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指出，“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并规定了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的基本原则。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图源：上海新闻网）

1920 年10月，邓小平抵达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国共合作的决议后，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 80 余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7月13日至15日，邓小平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16日，他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局成员，成为领导旅欧中国共青团工作的重要成员之一。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是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领导的成员，即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会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8月16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邓小平被推选为监察委员，并成为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在巴黎主办的报纸《国民》的撰稿人之一。同年9月12日，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以中国国民党旅欧总支部名义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旅（居）法（国）华人反帝大会。邓小平出席了这次有1000多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活动。11月15日，邓小平主持会议，纪念因遭法国政府驱逐而在回国途中病逝海轮上的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歧，并在会上总结说：“我们希望所有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歧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6年1月3日，邓小平在旅（居）法（国）中国行动委员会秘密会议上讲话，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强调，冯玉祥“应和苏俄政府亲如兄弟，团结起来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讨论并同意了邓小平的讲话，号召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将旅法中国人全部组织起来，和国内同胞团结起来，站在拥护苏联的冯玉祥将军一边，共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法国警方的情报说：“在1月3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 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此外，邓希贤还拥有很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后来，邓小平回忆：“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欧洲勤工俭学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时，即参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在革命实践中历练了自己，增长了才干，积累了经验，为以后从事革命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二）在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历了统一战线和各方面斗争的严峻考验

20世纪20年代，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孙中山曾提出“以俄为师”，与苏联关系密切。1925年10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生前从苏联为国民党聘请的政治顾问鲍罗庭，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该校以培养中国革命干部为宗旨，学制两年。从1925年底起，国共双方均派遣了大批青年到该校学习。邓小平、张闻天、杨尚昆，后来的“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王明和博古，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等均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迄今仍保存着邓小平入校时亲笔填写的一张履历表。当时，邓小平的同学中，既有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著名学者和教授，也有在国内上过中学、大学的青年，还有来自基层的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为此，学校根据学生文化水平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分班：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学生设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为俄语水平较高的设翻译速成班。邓小平文化水平较高，又有长期革命实践，被编到人称“理论家班”的第七班。该班云集了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屈武等。邓小平回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因此这个班很有名”。不久，邓小平就在“理论家班”崭露头角，他的实际工作经历、较高的理论水平、出众的口才和雷厉风行的作风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经常与国民党右派学生激烈辩论，真理在手，成竹在胸，思维敏捷，言辞犀利，有感而发，雄辩滔滔，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钢炮”。

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情况十分复杂。当时，苏联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介绍自己一方的政治主张，以争取师生支持。同时，随着国内形势发展，国民党右派竭力破坏革命统一战线，随时可能背叛革命。由国民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的学生也产生了严重分化，有的选择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有的选择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共产党员学生和国民党右派学生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和斗争。莫斯科中山大学设有中国共产党组织，邓小平是第七班党小组组长，在党小组活动中，曾讨论过“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孙文主义”等问题。邓小平历来态度鲜明，坚持原则，在一次党小组会议上，第七班指导员苏联人瓦克思认为“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必有秘密”，遭到邓小平等同学的反驳，双方为此进行争论，一直闹到校方。平时，每一个共产党员学生都要在中共组织内过严格的组织生活。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了1926年6月16日中共组织对邓小平的评价：“姓名：邓希贤，俄文名：多佐罗夫，学生证号码：233，党的工作：本班党小组组长。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否：守纪律。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动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这份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支部的鉴定，是研究邓小平早年思想和工作情况的重要文献，反映了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基本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邓小平当年的一位同学回忆：“邓小平比我们都大，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1920年12月，邓小平刚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 1925年即已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因遭法国政府迫害，于1926 年1月与傅钟、任卓宣（叶青），从巴黎到柏林，又从柏林来到莫斯科。在学校里，他们三人脖子上都围着蓝白道的大围巾，但个性各异：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像个书呆子。我、左权、赵可夫等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边散步边聊天，尤其是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更是别有情趣。有一次，蒋经国和我问邓小平：你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我和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他们为当清洁工而自豪。”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年。他专心读书，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参加军事训练，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历练。他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和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极大锻炼和提高，奠定了从事领导工作所必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军事工作基础。

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邓小平经历了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共产党组织内部的路线斗争，理论基础日益深厚，政治经验不断增加，对各种问题的认识趋向全面，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更加深刻，在革命实践中逐步锻炼成为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干部。

（一）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到冯玉祥部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26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汹涌澎湃，迫切需要具有革命理论基础和实际经验的大批干部。3月，李大钊安排冯玉祥访问苏联。冯玉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出，派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优秀学员到他的部队开展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经过磋商，选拔了邓小平等20多人。莫斯科中山大学在派赴冯玉祥部队的工作人员名册上给予邓小平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12月，根据中共组织派遣，邓小平等启程回国，到冯玉祥部队工作。邓小平回忆：“当时，焕章先生（冯玉祥，字焕章）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二十多个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到了西北军，做政治部长。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1926年跟李大姐（李德全）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回到内蒙古以后……李大钊同志还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当时还检阅了部队，是马鸿逵的队伍。记得我们还和焕章先生在洪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候西北军的生活艰苦得很。”1927年3月底，邓小平一行跋山涉水，先后乘坐火车、汽车、战马、骆驼等交通工具，到达西安，受到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的接见。此时，西安处于冯玉祥西北军的控制下。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冯玉祥接受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应冯玉祥之邀，一批共产党员在西北军及驻陕总部工作。邓小平被中共组织派往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

（二）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邓小平从事政治工作和中共组织工作，积极为大革命培训军政干部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倡导、西北军创办的军政干部学校，从校长到大部分教官都是共产党员，学生700多人，大多为进步青年。学校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华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军队政治工作等，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也是授课重要内容。邓小平一方面负责政治工作，一方面讲授政治课《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等。他还经常给学员讲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要求每个革命军人都应树立革命理想，明确奋斗目标，养成遵守纪律、吃苦耐劳、英勇善战的作风。邓小平回忆：“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国共两党北方领袖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杀害，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举行全校师生员工追悼李大钊大会，邓小平和学校领导人一起站在大会主席台上，带领大家为李大钊致哀。会上，师生演出悼念李大钊的话剧，邓小平参加了演出。一名学员回忆：“我记得邓小平‘扮演于右任’。”同年5月23日，邓小平在中山军事学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特别支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正式执行委员，并在次日举行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三）维护统一战线，邓小平立场坚定，挺身而出；坚持真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此期间，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亲赴潼关，向由西北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工人员发表震撼人心的演讲，愤怒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倒行逆施的罪行，最后振臂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此时，第二集团军已密谋投蒋，会场上无人敢响应邓演达的口号。突然，邓小平从会场后排站起来，高举拳头，连续高呼三声“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声振屋瓦，响遏行云。第二集团军负责人立即宣布散会。会后，邓小平被军法处拘押，随时有生命危险。次日早上，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面见第二集团军负责人，力陈邓小平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办学有方、成绩卓著，恳请保释。刘伯坚对冯玉祥说：“昨天被军法处抓起来的那位青年是应您请求，由中共派来的政治工作干部，早在苏联学习时，就是您女公子冯弗能的同学，这样做恐怕影响国共合作，女公子也会有意见；再则在那天会上他高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完全出于他对邓演达主任讲话的拥护，对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的憎恨；三则在昨天大会上带头喊口号的是邓演达先生，如果他知道了，也可能不好交代。”冯玉祥感到刘伯坚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下令释放邓小平。邓小平获得自由后，第二集团军让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脱离军队，集中训练，准备“礼送出境”。邓小平与中共组织负责人商量后，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任中央秘书。为适应秘密工作需要，名字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

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革命，汹涌澎湃，浩浩荡荡，其中不乏激流险滩，惊涛骇浪。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时期，邓小平在西北地区经历了大革命的大潮与挫折、统一战线的高涨与破裂、革命进程的辉煌与顿挫，从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统一战线的复杂性有了深刻认识和切身感受。

（一）邓小平奔赴广西，领导中共组织运用统一战线开展工作，凝聚力量，发动武装起义

华南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个世居民族和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藏族等44个其他民族在此繁衍生息。1929年6月，地方实力派俞作柏和李明瑞掌握了广西大权。他们从大革命时期开始，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同年 7 月，俞作柏、李明瑞酝酿反对蒋介石的行动，要求中共中央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委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总揽全局，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运用统一战线开展革命工作。邓小平接受任务后，由龚饮冰陪同，从上海到香港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聂荣臻对广西情况的介绍，然后到南宁开展工作。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遣的一批干部陆续到达广西。经俞作柏、李明瑞同意，进入广西军政机关任职。这批共产党人以公开身份帮助俞作柏、李明瑞工作，以秘密身份从事共产党的工作。张云逸任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俞作豫任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陈豪人任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袁任远等人任教导总队教官和基层军官。邓小平在南宁积极对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成效显著，为广西革命工作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邓小平得知广西监狱中关押着一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逮捕的中共干部时，立即向俞作柏、李明瑞提议，释放这批干部并加以任用。俞作柏表示同意，下令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释放，并让他们到广西的政府机关任职。这对中共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议，清除各级国民党党部中的蒋系、桂系势力。俞作柏即以广西省政府主席名义，通令解散国民党各级党部，并逮捕其中的“清党委员”和反动分子，沉重打击了广西反动势力。经中共方面推荐，俞作柏、李明瑞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县长、公安局长和广西省政府科长等。在邓小平和中共组织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开放工农运动，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江、右江农民自卫军，还给韦拔群的东凤农军发了100多支步枪，组成1营农军，在南宁训练。中共组织在广西得到恢复和发展。

1929年9月，广西政局急剧变化。9月底，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通电反对蒋介石。10月初，反蒋行动失败。俞作柏出走香港，李明瑞率警备第五大队撤往左江的九龙。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等共产党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民自卫军发动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右江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左江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左江革命根据地被合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这一时期，邓小平独当一面，第一次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域的全面工作，第一次独立领导一个少数民族区域的全面工作，第一次运用统一战线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和少数民族工作等方面，得到了极大锻炼，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军张学良送给红军的炼乳挽救了邓小平的生命

20世纪20至3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意大利、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相继登台执政，陆续签订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法西斯“轴心国” 和一系列仆从国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其表面上以“防止共产主义”名义结盟，实质上阴谋称霸世界，建立世界霸权，奴役世界人民。1935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战胜法西斯国家的挑战。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层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决议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斗争的模范”。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精神传到中共中央，立即得到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共中央的热烈拥护。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并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会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随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全面展开，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感召下，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在此期间，经过万里长征的邓小平患上严重的伤寒病。在当时条件下，伤寒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不治之症。1991 年，杨尚昆对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忆：“那是在甘肃庆阳一带，你爸爸得了伤寒，非常厉害。他已经是昏迷不醒了，什么东西都没法吃，吃一点东西就会把肠子戳破，只好煮点米汤喂他。正好那时候张学良和我们搞统战，派他的副官来慰问红军，送来两车慰问品，有吃的，还有香烟和一些其他物资。其中有一些罐装的炼乳，聂荣臻决定，把这些炼乳全部给小平。全靠这些牛奶，救了你爸爸的命。”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中，邓小平经受了严峻考验，提升了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军事指挥能力和各方面协调能力。同时，邓小平又是统一战线的受益者。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建立统一战线，张学良秘密为红军提供长征后急需的各种物资，其中的一些炼乳挽救了邓小平的生命。

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图源：邓小平纪念网）

（一）八路军开辟华北抗日战场及开展游击战争，邓小平向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卡尔逊介绍抗日根据地情况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主力第一二九师，开辟华北抗日战场，以太行山为依托，相继创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边、冀鲁豫等一系列抗日民主根据地，共约110多个县，近2000万人口，后来统称为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共领导下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上校来到冀南。邓小平向卡尔逊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中记述：“我特别想知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知道这是每个八路军战士都要宣誓去履行的……他（邓小平）说：‘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对外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卡尔逊还写道：“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邓小平）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 8 个月中，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地无知啊！‘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邓小平关于抗日根据地情况的介绍和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入了解给卡尔逊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国后不遗余力地宣传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要求美国停止与日本贸易。史沫特莱形容卡尔逊“简直像个着了魔的人”，不放过任何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机会。卡尔逊撰写的《中国的双星》和《中国陆军》，真实宣传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对日军作战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际上影响很大，使中外各界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关注明显提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宣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卡尔逊率部运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袭击日军，多次赢得胜利，被美军誉为“游击之父”。

（二）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邓小平指导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政权建设，颁布政策法令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冀南、太行、太岳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 黎城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上阐述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精神，总结全国抗战三年来华北抗战经验，讨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等问题。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主持会议并作《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与会同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华北抗战形势，研究了建党、建政、建军任务和工作方针。会议还颁布了《人权保障法令》，初步制止了冀南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邓小平就政权问题、财经问题和建军问题发言，在谈到行政机构问题时指出：（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是权力机关，用指示信方式实现政策法令之指导，以达实际上内部的统一；政权改造，目前阶段是准备工作，要以支部与农会改造为基础，秋收后再进行普遍的村选运动。在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时，他指出：要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让其发展，而且都可奖励；政权及经济机关的作用是调剂作用，而不是包办作用；银行的作用在于帮助和刺激国民经济发展。黎城会议根据邓小平提议，决定成立太行、太岳、冀南行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过渡性的临时政权机构，同时将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1941年7月，受北方局委托，在邓小平提议下召开的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北方局建议，同意将鲁西33个县划入晋冀豫边区，同时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会议选举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员，杨秀峰为主席。从《晋冀鲁豫边区法令汇编》中可以看到，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了《土地使用暂行条例》《村民代表选举暂行条例》等 74 项政策法令。其中规定“一切人民均有营业与营利之自由（除政府规定的违禁品外），任何个人、团体或机关，不得操纵、限制与没收”“切实实行减租减息，减租一般以二五为原则，减息减至一分半为标准”等，深受人民群众拥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规定“女子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与教育上，完全享有与男子同等权利”“实行一夫一妻的自由婚姻制度”“结婚须男女双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等，极大解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有力提升了抗日根据地妇女的地位，妇女救国会、识字班蔚然成风，非常活跃。

（三）邓小平深刻阐述抗日民主根据地实施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的重要意义并落在实处

全民族抗战时期，为发展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随后，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邓小平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指出：“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邓小平根据华北抗日根据地实际情况，明确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具体内容：“第一，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在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第二，在政策性质上，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级，还要照顾那一阶级，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第三，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既是在政权中有各个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第四，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一方面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这在‘三三制’原则本身是包含着的；但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

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工作期间，邓小平全力推进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成效显著。“三三制”政权对进一步创建和巩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社会各界共同参加抗战、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发挥了无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阐述和实施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受到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在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日本投降时，邓小平和刘伯承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为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等地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

（一）谋划平汉战役，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双管齐下；通过统一战线策动高树勋起义，中共中央决定“开展高树勋运动”

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以割裂华北解放区、抢占平津、夺取东北为目标，调动大量军队，进犯华北解放区。其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部数万人，从新乡沿平汉路北进，企图占领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打通平汉铁路。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邓小平与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秘密来到邯郸峰前线指挥部指挥作战。为从军事上狠狠打击敌军、从政治上分化瓦解敌军，邓小平、刘伯承指示在高树勋部队成立中国共产党工作组，由共产党员王定南任组长，通过统一战线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平汉战役打响前，邓小平指示王定南：“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蒋介石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队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邓小平还安排申伯纯、靖任秋等协助王定南工作。随后，他又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同高树勋联系。平汉战役打响后，王定南向邓小平汇报：高树勋很愿意同我军谈判，但还有些顾虑，主要是他的夫人还在徐州，担心起义后家属遭国民党迫害。邓小平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邓小平对王定南说：“高（树勋）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同时指令王定南起草电报，请中共中央电令新四军军长陈毅派人去徐州，接出高树勋夫人。邓小平、刘伯承还派遣参谋长李达作为代表到新乡看望、慰问高树勋。李达向高树勋说明了原西北军将领董振堂、赵博生在江西“剿共”前线举行宁都起义的意义，说起大革命时期西北军得到中国共产党帮助，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受到民众欢迎的往事。双方谈到西北军的光荣历史时，高树勋非常激动，更加坚定了起义决心，遂率领新八军和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邯郸前线起义。在人民军队强大军政攻势下，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部 2 万余人被迫放下武器。平汉战役大获全胜。邓小平回忆：“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随后，毛泽东、朱德向高树勋发来贺电。中共中央任命高树勋为起义部队改编的“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半月后，由邓小平等作为介绍人，经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及时总结平汉战役军政双优的统一战线成功经验，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分别设立“国军工作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

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开展高树勋运动、建立各级“国军工作部”，专门开展对国民党军队和各级指挥官的统一战线工作，代价极少，成效极大，影响深远。

（二）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中原，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序幕

1947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刘邓野战军，后改名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邓小平回忆：“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其实就是开始反攻。”这时，“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随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国民党统治的腹部，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相配合，形成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从此，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一举扭转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革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根据中国革命和解放战争发展需要，1948年2月初，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指示刘邓野战军指挥所从大别山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刘邓野战军3个纵队，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4个纵队，陈赓、谢富治一个半纵队，共8个半纵队，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毛泽东指出，这样部署，可将敌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裕部机动，利于大别山、江汉等地放手发展，还因为北面有巩固的后方可为依托，利于打歼灭战。邓小平、刘伯承率部率先发起战略进攻，将战线从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直接威慑武汉、震慑南京，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秦岭以东、大海以西，开辟了辽阔的中原解放区。从1948年春天开始，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相继发起洛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襄樊战役、开封战役、江汉战役、郑州战役等，势如破竹，连战皆捷，奠定了中原战场战略决战胜利和渡江战役胜利的坚实基础。

（三）邓小平提出重视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作“鲁山报告”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经济

人民解放军逐鹿中原，中原解放区日益发展，经济问题凸显出来。经济建设必须摆在重要位置，用统一战线团结工商业者是发展生产的重要环节。在胜利进军中，邓小平敏锐发现一些不利于统一战线的严重问题。1948年4月，他在河南鲁山举行的干部会议上作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即“鲁山报告”。经过调查研究，邓小平具有针对性、前瞻性、预见性地指出：“大别山的锅厂，以及与锅厂有联系的煤窑、小摊贩等，能养活三万人，锅厂一停工，这三万人就立刻无法生活了。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官僚资本是指的四大家族那个集团，不是官僚加资本，不然县长开个店也得没收了。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邓小平还指出了“杀人问题”：“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讲到这里，邓小平举了一个例子，“说明错杀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邓小平的报告提出了应当重视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涉及工商业政策、对待资本家的政策、各项统一战线政策等，其他人不敢讲，也没有胆量讲。只有邓小平，一针见血，成竹在胸，直截了当，直指要害。领导干部们听了这个报告，举一反三，豁然开朗，如同拨云见日，在认识上、思想上、政策上、实践上极大地提高了统一战线水平。

（四）邓小平拟定中原局“六六指示”，毛泽东认为“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上连战皆捷，相继赢得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豫东战役、襄樊战役等胜利。中原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大片地区获得解放。在此形势下，更加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保持清醒头脑，用统一战线赢得人心，更加需要新解放区社会各界的衷心拥护。

为全面总结挺进中原以来的经验教训、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水平，1948年6月6日，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从十二个方面分析了中原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中所犯急性病的严重教训，尤其对大别山地区的土地改革提出了尖锐批评。为改正错误，有效团结一切社会力量，更早完成解放中原的任务，“六六指示”要求：“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六六指示”还要求，中原局所属各级党委和全区部队，根据新的方针和策略步骤进行和调整各方面工作。“六六指示”上报中央后，毛泽东十分重视，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指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毛泽东复电中原局，完全同意中原局“六六指示”，并增写两段文字。随后，中央将“六六指示”转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野战军，要求参照执行。

邓小平大力纠正新解放区土改中“左”的错误，使中原解放区领导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政策教育，从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力扩大团结面和教育面，尽量缩小对立面和打击面，形成充分团结社会各界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奠定了中原解放战争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

（五）保护文化教育机构，大力吸纳知识分子，热烈欢迎河南大学进步师生和河南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参加革命

毛泽东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革命战争时期，团结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之一。

1948年6月，中原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国民党军长期设防的中原战略要点、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这是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关内第一次攻克国民党军据守的省会城市。开封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城市政策，赢得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赞扬。人民解放军对河南大学、河南图书馆等文化教育单位进行妥善保护，受到河南大学教职员工及大学生的好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河南大学十分活跃，与进步教授有着密切联系。中共开封地下组织请示，河南大学和省会的一些教授和学生要求到解放区参加革命。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回答“欢迎”，后来又说“越多越好，河南大学都搬去我们也欢迎”。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著名教授嵇文甫的态度十分明确，要求全家都去解放区，问能否都去。陈毅回复：“可以带家属去，人越多越好！”同时参加革命的还有王毅斋教授、罗绳武教授、李俊甫副教授、苏金伞、赵俪生及河南大学师生和省会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进入中原解放区后，刘伯承、陈毅、陈赓很快来看望大家，使这批知识分子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刘伯承在大别山、陈毅在山东、陈赓在南阳指挥作战。刘伯承热烈欢迎河南大学进步师生和省会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到解放区。他说：“你们是一支文化大军。今天是文武两支大军汇合了。”他简要介绍了解放战争形势，让大家先到鲁山休息。为迎接这批河南大学师生和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豫西行署成立了接待组。大家到鲁山后，被安排住在鲁山师范学校，随即以全体人员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了致敬电。

中原局对如何发挥这批知识分子的作用非常重视，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陈毅主持中原局开会研究，一致认为，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新解放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决定以这批知识分子为基础，创办中原大学，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这批知识分子汇集豫西宝丰后，陈毅专门讲话，欢迎大家来到解放区，共同创办中原大学。陈毅讲话结束时，有人提问：“将来中原大学毕了业，能当县长不能？”陈毅说：“唉呀！你这个同志口气太小了，司令员都可以干嘛！你只要能干，现在我就委任你当开封县长，你马上去上任吧！”接着，陈毅又说：“我们的县长可不是容易当的，都是匹马单枪打出来的。需要你自己去开辟！”还有人问：“如果我们想家了，不愿意干了，要走，中不中？”陈毅爽快地回答：“来的欢迎，走的欢送。你怕热，我们还给送一顶草帽。”陈毅一番快人快语，大家听得真真切切，十分敬佩，各种疑虑顿时烟消云散。随之，中原局派干部到鲁山，分别和大家谈话。最后，大家推举嵇文甫、王毅斋等为代表，前往宝丰赵官营中原局。邓小平等中原局领导同志接见他们时说：“河南解放，估计在今冬明春，可能还要有几个回合。凡是留在河南工作的，都要把家属送到晋城。”邓小平随即给中共晋城地委写了一封介绍信：“晋城地委：兹有河南文化教育界名流嵇文甫等家属数人，送你区安置，一切待遇从优，所有费用将来由华北局转中原局报销。”邓小平和中原局对这批知识分子量才适用、妥善安排，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六）创办中原大学，吸收和培训知识分子，为中原解放区、中南地区培养急需的大批干部和各方面专业人才

在中原解放战争中，积极投身革命的河南大学进步师生和河南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进入中原解放区后，曾经与中原局机关住在一起。他们与邓小平、刘伯承等朝夕相处，经常谈心、交心，有许多近距离的密切接触。其间，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邓子恢在中原军区司令部宴请嵇文甫、王毅斋等，中原局副书记李雪峰等出席作陪。大家评论战局，畅谈思想，谈笑风生，互相敬酒，兴致盎然。刘伯承告诉大家，襄樊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我们俘虏了特务头子康泽。邓小平特别讲到：“目前中原解放区虽尚属初创，还处在军事斗争时期，但各项建设已在进行。现在诸位来解放区和我们相处一起，今后中原的各种建设，就需要大家共同负责。”邓小平的讲话对这批知识分子参与中原解放区创办中原大学起到很好作用。随后，新华社发表消息，一是《人心所向——开封文化教育界名流一行到达解放区》，记述了大家转移到中原解放区的经过；二是《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同志刘、邓、陈设宴招待开封文化教育界名流嵇王郭刘等》。

随即，嵇文甫、王毅斋等教授和文化教育界名流在中原局领导下，参与创办中原大学。为筹集人力物力创办中原大学，中原局办公厅发出通知：“须知大规模开办学校，吸收知识青年，增加革命力量，为目前中原具有头等重大意义的工作，而这一工作绝非几个办校人员所能全部担负，必须全党予以资助，方能办好。”

同时，中原局从晋察冀解放区南下干部、华东解放区派来的干部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强中原大学的领导。邓小平到华北解放区参加中央会议期间，专门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商量，希望中央从华北大学抽调一些干部支援中原大学。于是，中央派范文澜任中原大学校长（因病未到）、潘梓年任副校长、孟夫唐任教务长，同时从华北大学抽调 22 名同志充实中原大学的领导骨干和教学骨干力量，将学校领导班子和整个工作系统基本建立起来。中原大学开学后，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等多次为学员讲课，成为中原大学的“特聘教授”“兼职教授”“讲座教授”。中原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不拘泥于一般学校的形式，也不硬性规定院系课程与学习期限；在学以致用的原则下，活泼地创造着各种新方法，务使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即能走上工作岗位，担负起赋予他的革命任务。”学员修业时限为4至6 个月，学习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群众工作等。同时，注重学习毛泽东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原解放区创办中原大学，标志着党在中原地区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要大批培养各级地方干部（学员最多时达到9000多人）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要广泛地在中原地区建立各级人民政权。

随后，中原大学随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向中南地区的河南南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海南岛进军，为这些地方提供了大批急需的干部和专业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中原大学若干学院为基础，开枝散叶，在中南地区等地创办了一系列大学。这些大学根正苗红，根深叶茂，硕果累累，各个方面发展很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中原大学为 “根脉”的湖北财经学院更名为中南财经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请邓小平题写校名。邓小平十分高兴，边写边说“我知道这个学校，我知道这个学校”。以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为“根脉” 的华中师范学院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时，该校师生员工一致要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题写校名。邓小平欣然命笔，题写了“华中师范大学”校名。

在解放战争的中原战场上，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与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指挥中原野战军与挺进中原的华东野战军、陈赓集团等部队，在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汉水流域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捷报频传。同时，团结社会各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创建了辽阔的中原解放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一）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首先“示形于西”，反用“声东击西”为“声西击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统一战线，威力无穷

解放西南是人民解放军在大陆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仗。

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由秦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方军阀部队，解放并经营四川、贵州、西康三省（后又加上云南）。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负责领导进军西南、建设西南的全部工作。8月上旬，邓小平与刘伯承等深刻分析了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防御态势，根据中央军委“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战略部署，向第二野战军发布《向川黔进军基本命令》。

邓小平、刘伯承部署、指挥西南战役过程中，采用了大迂回、大包抄、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战术。首先，由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从陕西沿着秦岭方向南下，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防守的西南地区西北部发起猛烈进攻，“示形于西”，引诱蒋介石作出人民解放军从西北方向进军西南的错误判断，吸引其调动国民党军队猥集在西南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胡宗南集团的主要兵力集中防守秦岭方向。

然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领完成渡江战役后集结在南京地区的第二野战军，乘火车沿着津浦铁路北上。经徐州转陇海铁路到郑州时，刘伯承、邓小平公开出现在郑州，出席欢迎大会，会见媒体记者并公开报道，造成第二野战军将沿着陇海铁路继续西进的“假象”。蒋介石果然中计，以为第二野战军将从陇海铁路西进，然后与秦岭方向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会师，从秦岭方向进军西南，于是将更多兵力和主要防御集中于西南地区的西北方向。实际上，邓小平、刘伯承在郑州公开表示将率领第二野战军“西进”后，立刻根据中央军委密令，严密封锁第二野战军进军方向的一切消息，率领第二野战军从郑州秘密乘火车南下，经过武汉，直达湖南，从西南地区的东南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西击东”，向国民党军队发起突然袭击，摧枯拉朽，进展神速，连战皆捷，势不可挡。

与此同时，由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全面展开，统一战线部门、政治工作部门、敌军工作部门、情报部门等，分别与西南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部分地方势力派、愿意投向人民阵营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沟通联系，达成共识，确定了统一行动、对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内外夹击的具体部署。此时此刻，西南战局一览无余——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从西南地区东南部向西北方向进攻，锐不可当；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从西南地区西北部向东南方向进攻，势如破竹；两路解放大军对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展开强有力的“钳形攻势”，造成其插翅难逃的局势。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制定的大迂回、大包抄、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部署得到圆满实现。

（二）解放大军泰山压顶，统一战线大显神威，西南战役歼敌90 余万人，大批国民党军队官兵起义、投诚、放下武器

指挥战争，战胜敌人，上策是运用谋略，中策是运用外交，其次是军事进攻，下策是攻打城池。邓小平、刘伯承指挥西南战役期间，对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一方面以泰山压顶之势实施猛烈的军事打击，一方面运用统一战线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邓小平、刘伯承作为四川人，率部入川，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天然优势，在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指出：“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予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覆灭之期。” 为了给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机会，特向他们提出四项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二、“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听候接收，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四、“乡保人员，应即在人民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对上述 4种人员均规定“有功者奖，有罪者罚”。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听取中央人民政府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竭诚欢迎解放大军早日入滇接管”。云南随之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发起滇南战役，肃清了云南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在雅安、彭县等地发表起义通电，表示“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西康和平解放。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后，迅速向成都方向进军；贺龙率领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越过秦岭，挥师入川。两路大军对成都形成合围之势。胡宗南集团和国民党军数十万人陷入人民解放军重围之中。从重庆逃到成都的蒋介石见势不妙，慌忙飞往台湾。蒋介石在四川期间，民主党派多次策动有关国民党军队官兵举行“兵变”，发动第二个“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献给人民解放军。由于蒋介石惊慌失措，行踪不定，造成捉蒋计划功败垂成。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憎恨与害怕，从四川逃往台湾前夕，一夕数惊，达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人民解放军发起成都战役，解放成都。猬集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30万人，第十六兵团、第十五兵团、第二十兵团、第七兵团和第十八兵团被迫举行起义，余部被歼。西南战役大获全胜。

（三）通过贯彻落实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教育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使西南地区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改造和整编工作顺利完成

西南地区解放初期，率部起义、投诚和放下武器的原国民党军队大批军官惶惶不安，担心“清算”其昔日历史。邓小平多次主持西南局会议专题研究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现身说法，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讲，“革命不分先后，我自己原来就是旧军人出身，后来才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强调：“我们接收了大量的旧公务人员、起义军人、投诚和俘虏人员。他们是后至者，他们要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我们要管饭，要改造，要录用，要整编。毛主席说‘禹王治诸侯，后至者诛。这个政策是错的’。‘后至者诛’，谁还敢回到中国大家庭一起为人民大众作好事呢？今天我们只要于人民事业有利，只要进步，只要愿意改造，为大众服务，就可以一齐来干。”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期间，通过贯彻落实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教育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使西南地区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改造和整编工作顺利完成。后来，邓小平回忆：“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1950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

邓小平、刘伯承率部进军西南，旌旗所向，无坚不摧；统一战线，威力无穷；歼敌90万，旷古未有。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西南地区政通人和，土地改革迅速展开，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各项工作呈现崭新局面。

从统一战线初始阶段起，邓小平就与统一战线结下不解之缘，参与、领导统一战线贯穿其整个政治生涯。从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邓小平的革命实践和统一战线密不可分，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邓小平对统一战线的缘起与发展、理论与实践、顺利与挫折、胜利与失败、高潮与低潮、经验与教训、曲折与辉煌，都有亲身经历和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所以，他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大力发展统一战线，注重扩大统一战线，及时总结统一战线经验，进行统一战线理论阐述，为统一战线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革命战争艰苦时期，邓小平重视统一战线，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攻坚克难，奋力开创革命新局面。在大革命面临失败情况下，邓小平临危不惧，坚持统一战线。革命低潮时，邓小平运用统一战线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和红八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统一战线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邓小平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

在革命战争顺利发展时期，邓小平重视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社会各界，孤立敌人，推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后，中原战场捷报频传。凯歌行进中，尤其容易出现各种违反统一战线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敏锐地发现了各种与统一战线背道而驰的错误倾向，给领导干部作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报告、为中原局拟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揭露矛盾，指出问题，一针见血，毫不含糊；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干脆利落，雷厉风行。同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主持中原局会议确定创办中原大学，把大批知识分子培养造就成为解放区急需的各级干部，展现了气势磅礴、面向未来的宽阔胸怀和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战略远见，保证了中原解放区人才济济，适才适位，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始终不渝地坚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创造了历史性辉煌。这是邓小平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经验，也是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