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物证缺失包括被害人阴道擦拭物未检出男方DNA，且床单精斑 仅能证明性接触，无法直接证明插入行为。对“性行为必然导致处女膜破裂 ”的否定，并不能反向推导“插入行为必然发生”——二者在逻辑上非充要关系。
而事后清洗的孤证困境则指：法院以“被害人陈述洗澡”解释DNA缺失，但未提供浴室使用记录、水痕检测等客观证据佐证，该陈述仅属单方口供，存在虚构可能。
北大法学院教授陈永生认为，审判长声称床单上检测到精液，但是被害人体内没有检测到精液，而且处女膜完整，二审法院居然维持强奸既遂的一审判决，太荒唐。
另外，二审法院法官在判决后亲自下场点评案件，也引发了法律界的诘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何兵认为：“法官判决后，不应对媒体评论案件。最高法院的法官职业伦理规定，有明确条文约束。这种公开评论，使得法官成为自己判决的辩护人。法官判决以后，必须对媒体保持缄默。判决是法官的权力，评论是社会的自由。”
只是，如今，我们都已经知晓，法院和法官，都已经不在乎所谓的伦理道德了。
这个案件最后让法院坚持判决席某某三年的，其实另有隐情。
据法官对记者解释，本来该院是打算给判缓刑的，只是席某某一直不认罪，最后缓刑推不下去。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4月初，被告席某某的母亲郑女士向大同市检察院提交控诉材料，请求追责12名办案人员玩忽职守罪。
试想，如果二审法院判决席某某无罪，那后果就是12名办案人员都将被追究责任。
在今年3月25日，大同中院二审开庭的法庭上，郑女士和辩护律师殷清利提出了40多条质证意见，主要针对证据存在严重不足、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等问题，她和辩护律师坚定地发表有理、有据的无罪意见。
而截至宣判当日，是男方席某某被羁押的第712天。
这么严重的后果，谁承担得起？既然席某某不认罪，那就只能由席某某来承担了，毕竟那12名办案人员是他们的自己人，而且一旦定为错案，后续的追责也是灾难性的。
感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可我们的法治进程却还停留在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