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徐一睿，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博士，日本专修大学经济系教授，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财政学会、日本地方财政学会、日本经济政策学会理事。近期出版新著《战争与财政》（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2）
现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用波兰尼（Carl Polanyi）的话来说，这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期”（Great Transformation）。在他的书中提到，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经历了将近一百年的和平，但这段和平期结束后，迎来的却是一场足以摧毁人类命脉的巨变——战争。今天的情势，未必不会重演同样的逻辑。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许多人已经逐步认识到，那种所谓“纯粹的经济理论”正一步一步走向终结。从2016年起，我愈发强烈地感受到，地缘政治不断渗透进既有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体系。如果到了现在，你还坚持相信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你确实需要重新思考了。
至于特朗普及其集团推动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其实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是一种“传统”。我动笔写《战争与财政》的时间，其实比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还早一些。从对英国等国家的研究中，我们早已可以看出，美国在历史上本就是一个崇尚保护主义的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国家体系，本身就是极具保守性的。可能有人会质疑说：不对啊，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不是美国率先推动的吗？英国不也是从保守逐渐走向自由的吗？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要明白，这种“自由主义”不过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下，为了扩展本国利益而制造的一个“暂时的虚构”。它并不代表什么普遍的价值原则。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再被这种虚构所误导、所利用，不能再轻信那些以“普世”为名的强权逻辑。
大家最近有没有觉得奇怪，特朗普凭什么可以随意增税？这难道不构成违宪吗？他所援引的，是《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IEEPA）和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但从法理上讲，这样的依据其实非常牵强。英美法系是common law（普通法），它依靠的是先前的判例与法律惯例来维系制度稳定。确实，历史上也有其他总统使用过《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有时候会打一些法律的“擦边球”。但问题是，现在的美国，真的处于“经济紧急状态”吗？显然不是。
所以，要把特朗普这只“老虎”关进笼子里，靠谁？靠议会的预算决议权。问题在于，当下的美国，所谓“西方式民主政体”中的三权分立，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也正因此，预算，即议决财政的权力，就显得格外重要。它是国家治理的根本。预算权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它是在历史中靠流血、靠战争、靠革命争取来的，是普通百姓唯一能够把权力这只“老虎”关进笼子的制度保障。一旦预算权被架空，成为不受约束的力量，所带来的将不是自由，而是彻底的失控。
回顾历史，战后的头三十年被称为“黄金时期”。在这一阶段，许多国家借助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秩序，削减军事开支，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民生、技术与产业发展之中。这一阶段的繁荣固然有赖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但背后更少不了政府的战略规划与有力投入。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一旦其他国家出现技术进展或经济崛起，就很容易成为美国打压的对象。所谓“自由市场竞争”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从未真正存在。市场规则的背后，始终潜藏着地缘政治的强力干预。因此，今天我们所谈论的“经济安全框架”，本质上就是对经济进行国家级别的战略干预，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所谓“自由”，一旦成为不加反思的口号，很容易沦为强权的遮羞布。
美国始终坚持其“全球老大”的地位。这一点，在特朗普时代表现得尤为赤裸：其他国家可以适度发展，但在关键领域，必须服从美国的核心利益；必要时，甚至可以通过强制手段，逼迫其他国家作出让利。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甚至有点“可爱”，因为他把过去不能明说、不便明做的事，统统摆上了台面，既说了，也做了。他其实把美国的真实逻辑表演得淋漓尽致。失去控制力之后，美国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种“耍赖”的姿态：以关税为手段向外施压，彻底无视原本经济理论中关于平衡与效率的基本要求。
虽然我本职是做财政研究的，可能在某些纯经济理论上并不算专家，但有些最基础的逻辑，是常识。以关税为例，一般都会通过一定的理论模型来测算所谓“最适关税率”。也就是说，为了达成经济上的某种均衡状态，应当设定一个经过系统计算与反复权衡的合理税率。但今天的美国，根本不再讲这一套。它早已抛弃了经济规则的外壳，转而诉诸赤裸裸的权力。说得直白一点，这就是“黑帮老大”的逻辑，拿大棒子威胁你，你只能听命，不能讨价还价。
特朗普曾经毫不掩饰地说过：“几十年来，整个世界都在榨取美国；现在，轮到美国来榨取世界了。”这番话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只有美国有权盈利，其他国家不应享有过高的经济收益；即使获得了部分利润，也必须以某种方式“上缴”美国。这种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黑帮式的秩序结构，“老大”可以随意索取，而“下属”则无权拒绝。即便你依靠自身能力、合法经营、诚实纳税，在这种霸权体制下，也无法真正享有市场竞争的权利与自由。这类行径早已超越经济学所界定的合理范畴，直接滑向赤裸裸的经济霸权主义。
回过头来看，日本的经历其实极具启示意义。日本曾在上世纪被美国逼迫开放本国市场，又在里根—撒切尔时代被新自由主义潮流裹挟，逐步放弃了其原有的混合经济模式。但近年来，尤其是在半导体等战略性产业领域，日本似乎正试图重新找回其产业政策传统，政策轨迹也开始显现出显著的转向。这种变化，反映出全球格局之下，一些国家正在重新审视过去盲目依赖自由市场的代价。
最近，我们开始观察到一些明显的转变。比如说，日本“Rapidus”所主导的“半导体国产化”计划，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显示出日本重新开始重视产业政策，政府资金也重新介入关键技术领域。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调整，更是一种政策逻辑上的回归。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甚至可以视为对美国特朗普政府“高压”政策的直接回应。当美国这只“大手”挥下，不少原本深信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也开始重新审视既有政策路径，逐步回归更具国家主导性的产业发展战略。日本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因此，面对当前的国际局势，受到打压的不只是中国。美国的遏制策略早已波及多个国家，而日本的经验恰恰可以说明，这种遏制是结构性的，不只是针对个别国家。在这样的全球格局中，理解日本的反应，必须放入整个大结构中来看。这是我目前的一些观察与初步判断。
现在的局势，其实在历史上并不陌生。当年引发二战的背景中，美国也是那个最早发起高关税壁垒的国家。当时总统胡佛也是“关税狂”，你加我也加，进入恶意螺旋，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在二战爆发中的责任远远大于它事后所塑造的“拯救者”形象。当然，今天不是历史复盘的场合，暂且不展开讨论。我个人认为，对中国而言，当前的国际环境反而可能是一种“战略性有利”的局势。美国转向保守主义、搞单边制裁主义，而中国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继续推动多边合作与自主创新，借机把美国扔下的这面“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大旗重新举起来，把原本虚伪包装下的“自由主义”真正转化为面向全球多数国家的公平制度安排。
面对关税问题，中国必须重新思考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关税并非所谓的“国际共识”，也不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规则”。过去美国经常强调要遵循某种既定规则，但我必须指出，这些所谓的既定规则，其实是以美国为中心构建的。相对而言，中国现在推动的规则体系则是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乃至以联合国为主体的，也可以说是带引号的“Global standard”（国际标准）。这一旗帜，中国是可以、也有能力继续举起来的。通过推广多边主义，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一个“世界减一”的格局。而这个“减掉的那一个”，大家心知肚明，指的正是美国。
那么，在“去美国化”的新贸易格局中，能否由中国与欧盟等大国为主体，逐步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从一些已有的尝试看，比如中欧贸易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等，可以看到这一趋势正在缓慢推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要“感谢”美国的推动。正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些原本处于“胎死腹中”状态、或者说处于休眠中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开始逐渐重新显现生机。想想在新冠疫情之前，那时候是拜登上台不久，中欧贸易协定也好，中日韩协定也好，几乎已经看不到希望。但正是在美国的步步紧逼之下，相关国家与地区开始重新考虑多边贸易合作。这个过程中，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中国长期以来围绕“一带一路”展开的战略布局，也开始慢慢显现出实际功效。
此外，我认为多边主义与自主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开放合作的环境中，创新才能真正形成全球影响力。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优势。比如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持续提升，绿色经济发展迅速，太阳能、新能源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领先力量。这些成就不仅代表产业突破，更能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提供更强的底气。
当然，说到中美关系，我其实并不太愿意使用“脱离”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美货物贸易的占比大约是整体出口的14%左右，比例并不算高。从长期来看，中国已经在不断推进全球贸易的多元布局。但尽管如此，这14%的份额所涉及的仍是实实在在的一部分产业，比如义乌那些小型贸易商，他们的损失会非常直接，因此不应轻言“脱离”。但从结构性角度来看，中国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向更广泛的国际市场拓展。
所以我想说的是，在当前美国战略性收缩、不断“退”的过程中，中国是否可以适当地“前进一步”？能否主动承担起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责任？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其实已经不太可能继续“韬光养晦”了，也不应该再去韬光养晦。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节点，到了不得不“被动举旗”的时刻。至少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当下面对的局势和机会。
在贸易战烈度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尽管许多人仍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但实际数据早已显示，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正在稳步下降。当然，这一过程中，部分地区确实会因中美贸易对抗而受到冲击。面对这些挑战，国家层面的财政转移机制，即中央政府的资源调度能力，将变得尤为关键。与此同时，要真正实现结构转型，还需要在内部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向的关口，从一个长期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体，逐步过渡到以内需消费驱动为核心的经济体。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轮关税战，反倒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构国内市场的战略契机，加速了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导向型经济的深度转型。
但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旦这种经济结构转换失败，中国很可能会步上日本的后尘，陷入“失去的若干年”。日本当年试图将其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驱动型，最终未能成功，直接导致了所谓“失去的三十年”。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如何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如何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必须从目前这种“金字塔型”的收入结构，也就是少数人非常富有、大多数人收入有限的模式，逐步过渡到“纺锤形”结构，即壮大中间阶层，让更多普通民众真正“有钱”，消费能力才能随之提升。
当然，这也牵涉到金融市场的问题。众所周知，金融效应在现代经济中极为重要。比如说，中国近期开始“保股市”。但回顾这些年，股市表现如何？从高点5000多点一路下滑，到如今常年徘徊在3000点附近。那么，中国的普通百姓该如何投资？他们又如何享受金融发展的红利？而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中最大的隐忧仍然是房地产。从保股市到保房价，这背后反映的，都是金融稳定的压力。
我们专修大学在财政学方向上一直很强，经济学部里大约有四五位老师专攻财政问题，有的研究法国，有的研究美国。我和一位研究美国财政的老师关系很好，我们还经常开玩笑说，要不要搞一场“中美财政对抗赛”？他研究美国，我研究中国，看看谁的研究更能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底层逻辑。那么，就目前中国的宏观财政情况来看，如果将中国GDP粗估为17万亿美元，武断一点讲，一年大约有七到八万亿美元的资金可用于转化为国债支持财政。而美国的储蓄率极低，几乎无法依靠国内力量来消化自身债务，只能不断向外借贷。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财政韧性和抗压能力显然要优于美国。
但这也正说明了问题的双面性。中国老百姓高达40%以上的储蓄率，固然可以为财政提供一定的韧性，但同时也说明人们的内心并不安稳，消费意愿不强。拿我自己举例：在日本生活多年，我一直是“月光族”，并不怎么存钱。为什么？因为我不用担心看病、失业、养老这些问题，日子是可以“放心过”的。但在中国，作为一个普通人，谁敢不存钱？生病怎么办？失业怎么办？教育成本也是一个沉重负担。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不敢消费，更无法形成健康的内需市场。所以，中国要想真正建立一个以消费驱动为主的经济结构，就必须正视这一深层问题。
举个具体的例子。在日本，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病人，因为肾功能衰竭需要长期透析治疗，一年大约要花费2000万日元。但他的个人负担不会超过20万日元，这是因为日本建立了一整套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像特朗普那样的人，当然做透析不在话下，每天都能做。但关键是，普通人怎么办？一旦罹患重病，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制度，他还能活得下去吗？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终究还是普通人。
因此，当我们讨论再分配、公共财政、社会保障这些议题时，不能只盯着“效率优先”。还要问一句：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合理的社会安排？什么是真正对人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浪费”其实是有其社会效益的。因为所谓的“浪费”，很多时候恰恰是社会稳定、人类潜能得以孕育的土壤。比方说，这种“浪费”可能会间接创造出劳动岗位，带来就业机会；也可能帮助一些原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人得以存活下去。而这些人中，或许某个人，或许他们的子女，未来某一天会突然灵光乍现，创造出某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而对人的投入，往往就是对社会未来的投资。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产业同样要面对不确定性。把钱投到某个产业，不一定就能成功。很多时候，与其押宝一个产业，不如把钱用来“保住一个人”。只要人还活着，就会有社会产出；哪怕产出不大，但总是存在。而只要人存在，就有可能创造价值。这就是“安全网理论”。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一旦掉下去就是死亡，那他一定不敢尽全力去飞跃。但如果下面有一张安全网，他就敢尽情发挥。或许他从来没有失误过，但你敢撤掉那张网吗？你撤了，让他上场试试？
所以说，这张网究竟有没有用？它的价值或许不是在它“用上了”的那一刻，而是在它一直在那里，让人敢于跳跃、敢于飞行。社会中的这张安全网，托住的是每一个普通人，使得我们可以更安心地释放潜力、承担风险。而作为旁观者，你认为一场表演，是在有网的保护下更精彩，还是在无网的惊险中更有价值？在今天这个风险社会，所有人都在面对各种可能的意外。再强大的人，遇到生病、灾难、失业，也无能为力。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福利制度作为支撑，就不可能形成真正健康的消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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