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影响乔治·凯南的中国观的主要因素
与绝大多数生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人一样，乔治·凯南与中国直接接触的机会非常少，他对中国的了解是有限的、不全面的。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乔治·凯南对中国的看法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20 世纪美国官员眼中整体的中国印象，即便他的知识面 和洞察力超乎众人之上，仍旧摆脱不了那个时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局限。总体来说， 乔治·凯南的中国观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精英教育的基础上，受其好友 “中国通”戴维斯的影响，同时遵循着现实主义政治理论。
1904 年，乔治·凯南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族具有浓厚的盎格鲁－撒克逊色彩。乔治·凯南曾骄傲地称，家族里没有一个人不是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他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税务律师，严肃刻板。母亲早逝，因此乔治·凯南从小就性格孤僻，缺乏安全感，对外部事物异常敏感。与此同时，乔治·凯南又是一个清教传统家庭下长大的孩子，家中有大量藏书，家族里“没有粗鄙之人”，亲戚们大多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其中一位老乔治·凯南还是“俄国通”。用乔治·凯南的话说，他的祖上没有人是“雇佣工人”，“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无法产生切身的感知”。而自由、平等、民主这些西方主流价值观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意识形态底色。13 岁时，乔治·凯南被送入附近一所军事寄宿学校，开始接受严格的封闭式教育。这所学校所倡导的勤奋、自立、虔诚的精神突出地体现在长大后的乔治·凯南身上。可以说，他的童年时代生活在白人中产家庭的精英梦里。
1921 年到 1925 年，乔治·凯南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接受了良好的欧洲历史和国际政治教育。20 世纪 20 年代的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个东部富裕学生集中的私立大学，汇聚了美国社会未来的精英。从密尔沃基风尘仆仆赶来上学的乔治·凯南自然受到东部学生的排挤和歧视，多年之后，他曾伤心地回忆道，“我是没有希望的粗鲁的中西部人。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同那些东边来的男孩们打交道”。沉默的乔治·凯南在大学时代并不突出，但是通过约瑟夫·格林( Joseph Green) 教授的启发， 他开始对气候、地理、人类文明的特征等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后，乔治·凯南开始专注于国际政治的学习，他基于地缘政治和权力制衡的现实主义外交理论从 此时打下基础。同时，孤独、受排挤的大学生活也塑造了乔治·凯南内向、固执、自傲而又自卑的性格特点。
大学毕业后，乔治·凯南在 1926 年考上外交官，成为“美国国务院第一批专门训练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以 1924 年出台的《罗杰斯法》(Ｒogers Act) 为标志，此时 的美国正处于外交官职业化的新时代。19 世纪的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外交队伍 由东部上层人士组成，被称为老朽无能的“形式主义外交官”和“穿条纹裤子的毛孩 子”。进入 20 世纪之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转变，以约瑟夫·格鲁( Josef Glew) 为首的一批上层进步人士开始寻求外事系统的改革，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外交精英队 伍。乔治·凯南既是第一批外交官考试通过的幸运儿，也是专业化教育的杰出成果。在受到国务院外交官学校为期七个月的专业培训后，乔治·凯南即以职业外交官的身份开始在欧洲数国供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革命后的苏联给乔治·凯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极权政体的憎恶连带到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认为，此时的苏联和欧洲共产党并没有把意识形态当作真知和至高无上的原则，只是利益和权力的幌子而已。1927 年 11 月 7 日，乔治·凯南在德国汉堡的街头偶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那些衣衫褴褛的示威者在他看来皆是“莫斯科的跟班”，受到“红色旗帜和革命仪式的欺骗”。这些人的“理想主义”热情虽值得同情，但就共产主义本身而言乔治·凯南无法产生认同。
1928 年 3 月，乔治·凯南参加了新成立的苏联问题专家培训班，在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俄语和俄国的历史与文学，并成为乔治·凯南家族的第二位“俄国通”。培训班的负责人是乔治·凯南在国务院东欧处的老上司凯利。凯利本人“对沙皇时代文化的热爱”“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及对苏联政权“意识形态策略的蔑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员们。三年学习期间，乔治·凯南首先要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领事馆和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公使馆工作一段时间，这两处都是美国针对苏联的“监听站”———正如 20 世纪 50、60 年代美国在香港监听中国大陆。这让乔治·凯南对苏联体制有了更近距离的观察。他认为苏联制度和美国制度之间，“不可能存在中间地带或妥协的余地”，它们“甚至不能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一方的崩溃是早晚的事。1934 年至 1937 年，乔治·凯南被调到莫斯科，目睹了“大清洗”运动后，更是叱其为“法西斯主义”。可见，乔治·凯南早期在欧洲和苏联的工作和学习经历，让他对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非常负面的看法，他那时就已经固执地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系根本对立、无法共存，同时也观察到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乔治·凯南对新中国的看法。
职业外交官生涯还促使乔治·凯南成为“精英外交论”的主张者。在乔治·凯南看来，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者应该是一群超然、冷静的政策分析专家，凭借职业外交官的“远见卓识和经验”，来准确把握国际事务的现实。这些理智的精英与情绪化、易受煽动、有偏见的大众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乔治·凯南的“精英外交论”有一个错误的前提，即假定外交专家是一群“没有思想包袱的超人”，不受任何意识形态、传统价值、民族偏见和美国文化的侵染，不受国会和新闻界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不考虑党派利益与个人政治前途，仅把国家利益放在所有考虑的中心，外交决策不过是一个简单化的国家利益计算题。这显然脱离了现实。美国文化是影响美国人对国家利益界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透镜”。所有人的判断，精英也不例外，都会受到文化和既有价值观的影响。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乔治·凯南自身也受到美国非正式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白人种族优越论，以及对所谓的“极权主义”的痛恨等。这导致他对苏联的看法极其负面，对中国也抱有偏见。
另一方面，从教育背景和早期工作经验可以看出，乔治·凯南的研究重点是西方世界和苏联，他学习运用的外交理论也主要针对欧洲大陆以及俄国。1948 年之前， 乔治·凯南在日记中只一笔带过地提及中国一次，对于东方世界他既陌生，又缺乏兴 趣。这种不均衡的知识结构造成两个后果: 一是乔治·凯南考虑国际事务时会自然而然地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式，重欧轻亚，忽视中国的重要性。以致他后来发表意见，只要提及中国，总会连带美苏，仿佛中国没有独立的外交思想和价值; 另一方面，20 世纪 20 年代的职业外交官训练所灌输的是威尔逊国际主义思想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年轻时期的乔治·凯南也毫无例外地接受了这一套意识形态。虽然，在苏联的外交经历与乔治·凯南信奉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这种夸大意识形态的错误，但他也只是将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在外交决策中的顺序加以调换，无法彻底丢弃他对共产主义和东方民族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影响了乔治·凯南对中国认识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除了教育经历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乔治·凯南的挚友戴维斯是他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老师，也是他处理远东事务时最得力的助手。乔治·凯南关于中国的见解中，可以明显看到戴维斯的影子，而且这种影响成为乔治·凯南的中国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上，20 世纪 40、50 年代美国外交决策者对中国的看法普遍受到那 一代“中国通”和在华传教士的影响。
1908 年，戴维斯出生于一个在华传教士家庭，幼年时期在中国四川度过，后来成 为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政府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戴维斯曾担任美国驻华领事馆和大使馆的外交官，以及盟军参谋长史迪威的政治顾问， 并作为延安观察团的一员会见中共领袖。这段在华经历让他对中国的政治局势有了 更为深入的了解。戴维斯与范宣德( John Carter Vincent) 和谢伟思( John Stewart Service) 等美国大使馆内的“中国通”一样，都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反对美国单方面支持蒋政府。这一立场亦延续到战后。
1945 年到 1946 年间，乔治·凯南和戴维斯共事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由此开始 了他们两人一生的友谊。1947 年，乔治·凯南入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后，戴维斯成为他的远东事务顾问。在冷战初期关键的两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出台的中国政策基本都是两人合作的成果。迈耶教授认为，戴维斯和乔治·凯南在对华观 点上相似之处颇多，比如两人都是现实主义外交支持者，认为欧洲和亚洲的均势是美国安全的最好保障，认为美国历史上的对华政策是感性的、优柔寡断的和不现实的; 他们都看到中苏在边境问题上的冲突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强调不要夸大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乔治·凯南关于中国的这些看法，形成于他和戴维斯长期讨论和交流中。1947 年，乔治·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授课时，就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中国并不一定是一个苏联的卫星国”，更可能的前景是，“如果你让俄国人独自留在中国，那么他们会像数百年来的其他人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遭到惨败。”这一见解就明显带有戴维斯的印记。
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狂的时刻，戴维斯被指责为导致美国“失掉了”中国的祸手， 乔治·凯南顶着巨大压力为其作证，称赞他是“一个有着广博、老练和批判性政治理解力的人，没有一丝一毫对共产主义分子的怜悯，并且在献身我们政府的利益方面不 亚于任何人”。这也是乔治·凯南自身对华立场的最好总结。乔治·凯南看待中国，较之那一时期美国政府内的大多数人更加温和，但不是因为思想上的同情或是文化上的理解，而是出于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对美国国家利益仔细权衡的结果。1984 年，80 岁高龄的乔治·凯南仍对好友戴维斯的帮助心存感激，曾采访过他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说，乔治·凯南对亚洲的了解都来自于戴维斯的指教。
影响乔治·凯南的中国观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其国际政治观，即把国际政治视为一种“现实政治”( Ｒealpolitik) ，主张决策者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或道德因素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考量。乔治·凯南对现实政治理论的偏爱，源自他早期受到的大学教育和职业外交训练。他曾学习俄语的柏林大学东方学院，即由俾斯麦创建，现实政治的观点非常流行，对乔治·凯南产生了终身影响。因此，“现实政治”理论是乔治·凯南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基础，也是他思考中国问题时的理论分析框架。
乔治·凯南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建立在国家利益和实力的基础上，依赖权力政治和维持均势实现外交目标。1951 年，乔治·凯南撰写的《美国外交》集中阐述 了他的现实主义政治观，被奉为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家的“圣经”。该书认为，美国传统的对国际事务的处理方法，即“认为通过接受某种法规和制约的体制有可能抑制国际领域中各国政府一些混乱而危险的想法”，是脱离现实而且背离美国利益的。这种方法假定国际社会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所有国家都对现有的国际边界和所 处地位“相当满意”，且存在负责任的国际仲裁和能够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采取制 裁，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人总是“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测试他国的政治制度是否符合“民主”概念，而不管其他民族是否适合美国式的民主。这不过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范围，只会伤及自身。因此，乔治·凯南主张应该使用有限的实力保证核心利益，不做不切实际的道德承诺，也不要奢望成为国际榜样。
乔治·凯南把他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同样应用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中。在《美国外交》一书中，他以 19 世纪末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为例，严厉批判了美国历史上对华政策的理想主义倾向。在他看来，与美国在欧洲的孤立政策不同的是，美 国对东方的态度总是缺乏自制。“门户开放”创造了在美国盛行半个世纪的关于东方事务的“迷思”( myth) ，让美国人把自己当成“那个不如我们幸福、不如我们发达的民族的品德高尚的庇护者、恩人和导师”。乔治·凯南认为，该政策的错误在于美国 “不愿意承认各国的现实力量和愿望的确定性和合法性”，“总感到有义务对它们做出道德的判断”。也就是说，美国在远东的政策关注点不是承认既有的权力分布现实，而是试图改变国际关系格局使之符合美国国内的道德标准。显然，这种“为实现美国人的观念所做的努力”，①恰是乔治·凯南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外交所攻击的重 点。
除了秉持现实主义的外交目标外，乔治·凯南还主张运用现实主义的外交手 段———权力制衡———来应对新中国。乔治·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即通过维持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扩散”。他设想在远东建立防御地带，通过防守冲绳、台湾、菲律宾等关键性岛屿来制衡东亚大陆。他认为，美国没有实力也没有必要防御中国。乔治·凯南理想中的遏制政策不是全面出击型的进攻性防御，而是有重点的防守性防御。在他看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美国体制将超出美 国的能力”，而美国还“没有伟大和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仅凭我们自己就足以征服、改变或经久地臣服所有……敌对的或不负责任的势力。”美国只需要利用有限的实力，控制日本和台湾地区来制衡苏联和中国，就能达到遏制的目的。他认为只要美国耐心等待，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的“铁托主义”倾向，就能把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剥离出来，实现亚洲大陆的力量均衡。可惜，乔治·凯南寻求权力制衡的现实主义手段最终并没有为美国政府采纳，NSC68 号文件旨在全球范围内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越过“三八线”企图打破亚洲均势，干涉越南更是远远超出重点遏制的范围。这一系列决策都违背了乔治·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的初衷。直到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美国重新尝试在亚洲建立均势，才回归乔治·凯南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外交模式中。
结 语
乔治·凯南被誉为“遏制战略之父”“冷战之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说: “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凯南”。外交政策专家威廉·邦迪( William P．Bundy) 认为，乔治·凯南在思想上常常“比一般人要超前二三十年”。虽然直接参与美国外交决策的时间不过短短数年，但无论在朝还是在野，乔治·凯南的观点都不容忽视。特别是他离开国务院后，乔治·凯南对美国外交政策做出的充满智慧和远见的评论通过大量的著作、文章、演讲和采访在美国社会广泛传播，通过引导公众舆论继续影响美国政府。他一生撰写了近 20 本著作，两次荣获普利策奖，两次获得国家图书奖，同时还是美国历史学界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的获奖者。因此，乔治·凯南的中国观不仅仅是美国外交思想史、特别是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并间接影响了那个时代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印象。
教育文化背景、戴维斯的影响以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是塑造乔治·凯南中国观的主要因素。乔治·凯南一生都在寻求现实，把国家利益、均势、权力放在考量的 中心，力图帮助美国政府摆脱对华政策中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保守派，依旧无法摆脱美国文化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他的潜在影响。现实主义理论面临的最大悖论是，它必须承认一个“既有现实”，即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道德—法制”目标已然成为国家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是外交精英，也无法摆脱这种文化传统的束缚。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乔治·凯南对中国的看法比同时期的大多数美国人更为客观、实际，但依旧充斥着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这使他关于中国的认识过于肤浅，亦不全面，并大大低估中国的潜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1980 年短暂的中国之行，虽让乔治·凯南一度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刮目相看，还亲口承认中国是他“有关世界事务知识结构中的一个严重缺陷”。但是乔治·凯南对中国的看法并没有因此改变。直到 1999 年，他仍强调要把中国摆在“二等战略”地位上，不可太过亲近，他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喜欢”美国人。他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也一直保持谨慎态度，称他“看不到中美政府间关系的加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美好的发展前景”，美国要尽量少与中国接触，特别是“不要低估贸易问题”，也不要使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显然，作为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代表与美国“最睿智”的人，乔治·凯南在看待中国时亦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偏见和知识不足导致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