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华夷之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等相互关联的主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认为，汉、唐、元、清在形成中国统一体的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称之为“四段论”。这表明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可以从这四个最终实现统一的阶段进行理解。《中国疆域史》在“四段论”的基础上提出“五段论”，指出远古至夏商周是中国疆域的准备时期。除王朝史视角外，李大龙从民族集团对中国疆域形成的贡献方面出发，认为中国疆域的形成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唐以前是中原农耕族群起主导作用，唐以后则是边疆游牧族群主导着疆域发展的进程。可见，唐代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史的关键时期，究其原因，在于魏晋南北朝边疆族群涌入中原，边疆族群与中原族群之间的差异在长期的交往中不断缩小，从而在中国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这种现实环境对隋唐两代统治者的民族观及疆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伴随而来的便是隋唐王朝对于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作为实现了“大一统”的唐代，边疆族群在此时表现出了对唐朝皇帝“天下共主”的认可，以及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认同。
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提出，相关研究工作相继开展，隋唐作为中国古代史尤其是疆域史上的“盛世记忆”愈加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瞿林东通过对比唐代及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观念，认为唐代所谓“中华风”“中华礼”“中华语”等，比秦汉时期的“华夏”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广泛的含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发展阶段的突出标志和特征。冯敏认为隋唐统治集团积极开疆拓土，吸引边疆族群，甚至西亚、中亚等地人群大量涌入中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嵌入式融合发展的历史从未中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上有一个“大一统”思想，逐渐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华夷一体”的族群观。这一理念可以细化为：天下一统的疆域观、王权一统的政治观、家国一体的文化观。唐朝继承了汉代以来中国的疆域版图并有所发展，最主要的表现在于中央王朝主导的行政建置区域已经涵盖了边疆的大部分地区，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这一时期多民族间的政治交流。
一、天下一统的疆域观
自战国以后，“九州”即成为古代中国的代称，其所囊括之地均为华夏之土。九州之地是王朝政治影响实际达到的领域，即“中国”。这不仅是早期先民的一种地理认知，也是地理认知基础上的“大一统”政治理想。作为官修史书，《汉书·地理志》首次确立了“地理”的题名，在记录各郡县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的同时，还记述了王朝统治疆域内各地山川物产的情况，体现出当时“天下一统”的观念。《隋书·经籍志》则是第一次将“地理”作为单独的分类，这不仅是中国地理学的起源，亦是“先王之化民”的政治因素使然。
得益于政治上的统一格局，隋唐时期的史学著作表现出为统治者“总揽天下大势”提供政治参考的意图，《隋书·地理志》在这方面有较多的表现，强调“体国经野，以为人极，分疆画界”是政治统治的传统。到了中晚唐时期，《通典》中鲜明地提出地理的作用在于“撮机要”，而非单纯地进行“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等记述性工作，认为政治统治的关键在于“四夷从化，即人为治”。简言之，疆域与统治的关系可以归纳为“患在德不广，不患地不广”。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古代中国各地域间的边界往往依托天然屏障与险峻地势自然划分，因此极易形成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区域，如中原地区、关中平原等，这些区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物产丰富，是中国早期王朝国家的核心区域。这些特点在早期史学著作中得到了相对详细的记载，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货殖”本义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同时展示了汉朝统一后“海内为一”的华夏大国的区域环境及经济条件。随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政权之间的了解与交往也进一步加深。随之而来的是，崇尚民族纪事的历史记述，其范围自然而然地有了大规模的扩展，新发展起来的少数族群反映在“大一统”理念下的记述中。因此，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之际出现的官方史书和私人撰述中，出现了乌桓、鲜卑、氐、柔然等民族的史传类目。
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位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的游牧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了冲突、调适与融合等不同阶段。农耕与北方游牧的分界线，大致位于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一线。游牧与农耕的交错区是半农耕半游牧的地区，作为二者缓冲地带而存在。带有游牧与农耕族群融合特征的唐朝统治者，以关中地区为依托，通过十余年取得了国家在政治上的“大一统”。唐朝作为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政权，将中原传统农耕地带作为整个国家统治的基础，当这一基础伴随着国家统一而不断趋于稳固后，国家便以此为依托，逐渐越过了同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这既是唐王朝受传统“天下观”的影响所致，在政治层面又是唐朝对一统化王朝盛世以及“汉武故事”的不断追寻。有学者认为，唐统治集团的北方胡系源脉为此种局面的打开提供了方便。
在唐太宗、高宗时期，唐朝通过军事、政治等各种手段相继将周边民族政权纳入版图之内。唐太宗“天可汗”的称呼，表明边疆游牧民族在当时接受唐朝皇帝为“天下共主”。至高宗时，唐朝基本完成了军事、政治上的“大一统”，开始逐步推进和完善对边疆的治理，包括设立羁縻府州，实行移民屯田，以及推广儒家教育等。对于羁縻府州，唐朝采取的是“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统治政策：一是以原有部族的分布范围为基础，在各部族生活的区域内设立都督府以及州、县等行政机构，以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二是秉承尊重与信任的原则，封授边疆部族的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职，负责具体管理府州事务，其职务可以世袭，确保边疆治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总体来看，“羁縻”的要义即在于“控制”，是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补充治理方式。
对边疆的有效治理极大扩展了唐朝的文化辐射范围，由传统农耕区进一步扩展到更广阔的半农半牧区及游牧区，唐朝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时期。尽管在其后的数十年间，唐朝越来越无力负担经略边疆所产生的开销，致使唐朝的疆域不断退缩，但其文化影响存续了下来，文化辐射达到了曾经同样实现过“大一统”的秦汉所无法企及的深度和广度。
二、王权一统的政治观
如西晋覆灭后，曾代表华夏正统的晋室东渡，虽然偏安一隅，却一直宣称继承了中华正统。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在占据中原后大多选择了称帝，身兼可汗与皇帝于一身，以华夏正朔自居，同时使用汉晋以来的官爵名号，表现出积极接受华夏政治文化的倾向。这反映出由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统治者对于统治名号已有清晰的认识，即只有称“皇帝”，才能够宣称自己继承了中华正统。这为正统观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即“华夷”身份并非正统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观念的出现既有现实政治因素的制约，亦反映出当时民族交流、融合态势的不断发展。至南北朝时，争正统的情况愈演愈烈，南朝沈约所撰《宋书》将北魏政权称为“索虏”，而北朝魏收所著的《魏书》则将南朝宋、梁等称为“岛夷”，双方在史书撰写中往往将对方称为“伪”“僭”“贼”等。南北双方皆有吞并对方的意图而互相征伐不断，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隋灭陈，随后隋文帝便在诏书中正式宣称“率土大同”，结束了自十六国以来的纷争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相继在中原建立了多个政权并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华夏化，同时他们还筑起长城防御其他游牧民族。这一状况周而复始，直到隋唐时“大一统”秩序的重新建立为止。
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战争频仍，民族矛盾掺杂着对外征伐与人口流动。由于民族分立的客观事实，再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皇朝史记载特点决定了史书的编纂难免具有民族观。其中，江统所著《徙戎论》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其论述中流露出对特定民族的偏见。“徙戎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是对边地少数民族“天性”所具有的偏见。针对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动荡的历史认识，从早期正史中的“五胡乱华”，到民族史学者所提出的“五胡治华”，乃至“五胡兴华”，“乱、治、兴”这三个感情色彩逐渐转变的表述，体现出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评价变化。
跨越游牧与农耕区域的民族大迁徙，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整合与民族关系的重组，客观上也造成了更为复杂的族际关系。在中国处于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时期，正统观念也是统治者和史书编撰者极为关注的话题。唐修“五史”较好地贯彻了“华夷一家”的理念。如修于唐初的《晋书》沿用了《汉书》所创立的“载记”的体裁，分别将前赵、后赵、前燕、后燕等14个政权，只称呼为“僭伪”，而不辨“华夷”。这样做的巧妙之处在于，既解决了以中原农耕族群为正统中心的不可置疑性，也厘清了游牧族群割据状态下写入同一正史的单向逻辑。这种处理方式得到了刘知几的认可，他在其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提出：“夫战争方殷，雄雌未决，则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长；必国史为传，宜别立科条……逮《新晋》始以十六国主持载记表名，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这种“巧于师古”的处理方式，有效地克服了“不奉正朔”的尴尬，直接将十六国纳入官修正史之中，改变了十六国以来正伪对立的情况，可谓史学编纂上的一大进步。
隋唐统一后，容纳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为一体，即“天下一家”的观念逐渐成为共识。唐高祖李渊以“胡越一家”为豪，唐太宗李世民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华夷”平等、胡汉一家的看法，既是对当时族群交融局面的讴歌，也是融合不同族群文化的统治者自信心态的流露。李世民开创的民族融合及盛世局面是其受后世称颂的原因之一。
唐初修撰的《隋书》首次按照方位梳理了“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将边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民族分立与统一的问题融入“经略四方”的叙事框架。这体现在处理民族关系的两大原则上：一是从早期的“华夷之辨”到“以夏变夷”的主张；二是中原王朝逐步推行的羁縻政策、和亲联姻、纳质宿卫、互市贸易。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政权的建立者并非都是汉人，非汉人群建立政权后，也渴望实现“天下之主”主导的政治秩序，即正统。正统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凝聚力之一，客观上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自先秦以来，人们便认为“中华”与“夷狄”之间的身份界限并非不可逾越，刘渊曾以“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表达其追求“大一统”的思想。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时间脉络来看，隋唐时期无疑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经历了颠覆性的转变，实现了“无隔华夷”的政治、文化局面。这一变化深刻揭示了中国的民族关系在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中，正朝着更加紧密、深度融合的方向迈进。
三、家国一体的文化观
唐初，在处理与吐蕃政权的关系时，唐高祖李渊倡导“和亲”，“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通婚不仅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表征。政权间的和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其后，和亲作为民族政策被反复施用。相比西汉初年迫于军事压力而与匈奴展开和亲的政策，唐朝的和亲行为往往更为主动。松赞干布求娶文成公主，在《旧唐书·吐蕃传》中细节记载虽然不多，但均体现出吐蕃对中原王朝繁荣强盛的倾慕，松赞干布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松赞干布作为当时实力强大的吐蕃政权首领，视唐朝为“天朝上国”，说明对唐朝“天下共主”的认可。在文成公主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曾十分紧张，为巩固唐蕃关系，金城公主于景龙四年（710）作为和亲公主嫁入吐蕃。开元十七年（729），吐蕃的赤德祖赞曾就和亲一事专门上表唐玄宗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吐蕃赞普对唐玄宗以外甥自称，可见其对和亲政策及对唐朝地位的认同。唐朝与周边部族政权频繁和亲，涉及突厥、吐谷浑、吐蕃、奚、契丹、宁远国、回纥与南诏。从结果上来看，和亲加强了唐与周边民族在政治上的联系与经济上的往来，促进了民族间的交融。
与和亲的有效性限于皇室不同，族群流动涉及更广泛人群。据吴松弟统计，仅贞观四年（630）内迁的周边民族移民及自关外归来的中原汉人便有120万人。考虑到当时管控、统计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漏载不可避免，唐初至中唐期间的移民规模可见一斑。
唐代的饮食文化与前代相比更为繁荣，饮食的种类及烹饪手段均有较大进步，其中胡食更是得到人们的青睐，开元年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除饮食外，胡服也深受唐人喜爱，天宝初年时，“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盛唐时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上层贵族皆喜好穿胡服、吃胡食。
在政治交往中，唐朝展现出对周边民族前所未有的开放与信任姿态，并得到了周边民族的深切认同。《旧唐书·东夷列传》载：“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旧唐书·李大亮传》载：“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这种包容心态是从先秦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大一统”观念的具体呈现。
唐初，在如何安置内附突厥问题上，大部分士大夫对“四夷”保持着“夷夏有别”的观念，随着国家实力空前强盛，唐人变得更加包容与开放，如玄宗在《赐吐蕃赞普书》中提出的“中外无隔，夷夏混齐”应是民族关系的最佳状态。可见，“华夷”融合进入了崭新的局面。
作为统治群体中的精英，官员的来源反映了国家取才用人的态度。唐太宗在平定突厥后，将突利可汗等上层贵族任命为州都督，“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这些进入唐朝官员体系的突厥人同样持有胡汉一家的认同感。入唐的执失思力说：“陛下为四海父母，乃自轻，臣窃怠之。”再如，来自铁勒的契苾何力在回乡省亲并替唐太宗安抚部落时被薛延陀囚禁，“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廷邪？天地日月，临鉴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
在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下，大量西域胡人亦进入长安朝贡乃至定居。安史之乱时，由于陇右地区的陷落，曾出现了数千西域朝贡人员集于长安的情况，“天宝末，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陇右既陷，不得归”。至唐德宗时，这些朝贡使者及各部落首领已经在长安居住了数十年。对此，唐朝的处理方式为，“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者，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最终，“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此外，宰相李泌将部分“胡客”安置到神策军中，说明当时社会对民族界限观念淡薄。
边疆民族的融入使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呈现出新的面貌。唐律规定：“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此条规定要求内附族群的后代在编户入籍时视同唐人，这使得他们在参加科举及被授予官职时均与唐人一般。如作为粟特后裔的安令节、康敬本等，他们的先祖均为武人，而到了他们这一代时崇尚军功的风气早已荡然无存。其中，安令节的墓志中说他“雅好儒业”，康敬本更是被称为“弘文大儒”。这些案例既是边疆族群“华夏化”进程的生动注脚，同时也见证了隋唐政权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及各族人民在政治与文化上强烈的认同感。
结 语
隋唐时期终结了南北对立割据的局面，构建的大一统格局，不仅是地理版图的整合，更是各民族文化层面长期交融的结果，促进了多民族共融局面的开创与拓展。族群血缘、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等逐步实现了深度融合，这也是中国在继秦汉以后，重新构建起一个疆域辽阔、民族多元的统一王朝的根本缘由。隋唐在南北朝时期形成的民族交融基础上，将更多的周边族群纳入统辖，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唐朝以兼容并蓄的政策，极强的文化自信，凭借先进的制度、强势的国力，国家治理的格局以“大唐气象”呈现于历史，勾勒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