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口流入地，南京的小区居住群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本地人，一种是外来人。由此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样貌的老年人，入户时这种感受尤为明显。刚进小区首先碰到的是舞蹈队阿姨，烫着卷发，围着丝巾，有些看不出年龄，儿女们住在不远的地方，孙子们也已经长大，自己有退休金，每天有很多闲暇，参加舞蹈队，当志愿者，想着怎么老有所乐。随后到了广场，碰到一群外来的老年人，她们年龄大多在70多岁，有一位奶奶已经快80岁，看起来比前面的舞蹈队阿姨老了不少；来自不同地方，有河北的，有山东的，还有湖北的；有的是一个人来，有的是和老伴一起来，基本都是女性……来这里有着共同的目的，就是帮忙带孙子孙女。这是当前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异地老漂群体的真实写照。
在被问及生活方面的困难时，80岁的奶奶戏称自己是“无期徒刑”：从河北来南京10多年从未回老家，只是去年清明回去了两天，无奈小孙子还在上小学，回老家日子似乎遥遥无期。这位80岁奶奶每天5点就起床给儿子媳妇做早饭，之后送孩子上学，买菜完后做家务，中午自己简单做些吃的，下午下楼稍稍休息，不到四点就要去接孙子，因为自己心脏不好只能慢慢走所以要提前一些出发，晚上最后休息。
这一对比让我意识到，老年人呈现的不同状态往往并不是自然生理属性决定的，而当前的老年人问题也往往不是老年人个体的问题，更是城市化和家庭结构塑造的。从城市化进程来看，其子女是同龄人中相对成功的群体——通过读书实现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的稳定居住和就业，买下几百万的房子，子女也进入本地的学校。然而，从白手起家到如今的阶层跃迁，其中付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更有父代不计条件的托举。虽然异地老漂的生活面临着诸多的无奈，甚至在到了需要养老的阶段时仍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但她们更多将其视为对子女的体谅。正是理解子女的不易，所以将自己作为无偿保姆甚至带薪保姆，以此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为后代分担压力。
从历史视野来看，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在青壮年流动和迁移的背后，老年人的托举者角色从未改变，只是形态有所差异：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进程起步之时，农村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留守农村的老年人一边守护着土地和房子，一边照顾孙辈；随着城市化的推动，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和进行婚配资源竞争，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开始在本地县城买房，留守农村的老人也开始进入县城，过着城乡两栖的生活；而对上述成功在发达地区城市化的青壮年来说，其老年父代也是付出最多的一群人，与老家的联系成为一种奢望，同时也要适应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克服与本地人之间交往的心理区隔。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一种类型的老年人是受到最高程度挤压的一群人。其体现在照料责任的无限延长上：尽管居住和生活上已经完全城市化，但生育和养育观念仍然相对传统，二胎生育较为普遍，尽管这会牺牲生活质量，也依然坚信儿女双全是最好的，两个孩子有个伴；而在为了子女的深厚伦理动力驱动下，这些老年人被卷入同时也是主动投入到子代家庭的照料责任分担之中；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家，进入完全陌生的城市，情感上的眷恋都要放下，心理上的不舍要克服，生活上的巨大差异更要努力学习，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家。与此同时，虽然最终想要在家乡终老，但儿女们也难以近身照料，自己孤身一人，也要面临更多的风险。
0331-0403南京调研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