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自媒体一股脑的调侃川普草台班子想一出是一出的乱弹琴，咱们先不说川普马斯克这么激烈折腾的结果是否就真的有利于美国（确实存疑），但至少肯定不是想一出是一出（对于系统性的纲领运动，咱们应该不陌生），相反川普班子也许是近几届美国班子里面提出并落实施政纲领最完整深入有系统性的了，无论是2月的海湖庄园协定还是这篇去年11月就已经发布的论文，都能解释川普当局的很多言行举止以及下一步方向。
这篇接近50页的论文翻译整合起来花了不少时间。由于内容太多太细，只能尽量还原文章的主要概念。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下载阅读。
#01
第2章：「理论基础」
美元长期被高估与美国工业衰退
美国经济面临的贸易失衡和工业衰退，核心原因在于美元持续被高估。过强的美元使美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偏高、进口成本更低，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结果是制造业岗位流失、工业社区衰落以及社会问题的积累。
正常情况下，巨额贸易逆差应会导致本国货币反向升值，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实现平衡。
然而美元同时承担着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各国央行和投资者基于安全和流动性需求大量持有美元资产，这种需求对价格不敏感，因而使美元长期维持强势。
这种现象可以被特里芬的理论所解释。
随着世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满足全球对美元这一“储备资产”的需求需要美国持续输出经常项目逆差。
这样一来，美国等于“出口”美元债券，换回大量外国商品。此种结构性机制导致美元汇率被推高到远超贸易本身所需的水平。
特里芬难题：持续赤字与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
美元成为储备货币，这就要求美国长期承担对外和财政双重赤字。如果赤字膨胀到某个临界点，市场信心可能动摇，引发美元地位的危机。
然而，由于目前缺乏可信的替代储备货币，全球仍在源源不断地购买美元资产，延缓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但由此产生的美元高估和美国债务累积依然存在。
对其他国家而言，长期的贸易失衡往往会通过货币反向升值来自动修复；但对美元而言，各国央行常在美元走弱时购买更多美元资产以防本币升值，或采用盯住美元的政策，导致美元难以按市场逻辑反向升值。美国得以在数十年内持续逆差。
美元作为避险货币，往往在经济危机或美国经济衰退时反而升值。对于其他国家，衰退往往会导致货币反向升值，从而帮助出口反弹；而美国则在衰退时期遭遇美元进一步走强，使制造业在低迷中愈加困难，造成大量就业岗位消失并难以恢复。
储备货币的特权：融资便利与国内经济代价
由于对美债的稳定需求，美国政府和企业能够以相对较低的利率和巨大的规模融资。全球投资者愿意持有美国债券，即使收益不高。美国因此得到额外的政策空间，可以承担更高的外债和财政赤字，而不必面临剧烈的利率上升。美元在全球交易和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赋予美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强大手段。美国能够通过切断对美元支付系统的使用权来实施金融制裁，从而在不动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对其他国家或实体施加压力。这种特权伴随着对美国本土经济的损害。
美元被高估后，制造业竞争力持续下滑，贸易逆差长期存在，许多地区工业空心化、就业萎缩。美国在关键产业的产能和供应链稳定性也受到影响，国民经济对进口依赖度不断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指出，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显著下降——从1960年代的约40%下降到如今的约25%。
这一趋势使得美元储备地位的可持续性愈发成疑。随着世界其他经济体迅速增长，而美国相对份额减小，全球对美元的依赖和储备需求持续上升，但美国自身的经济能力却越来越难以支持这一体系而不付出沉重国内代价。因此，这一体系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易受外部冲击影响。
核心权衡：全球货币特权与国内竞争力
美国实际上在享受全球金融霸权带来的种种好处（低融资成本、强有力的制裁工具）与承受本土经济受损之间进行平衡。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缩小，维持这一“美元统治”模式的成本愈加凸显，促使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呼吁通过调整GS政策、货币策略或贸易关系来重新构建更有利于本土制造业和经济结构的全球体系。
为什么需要重塑全球体系
当前的全球经济安排对美国而言负担过重，原因在于其承担了全球储备货币发行者（美元）的角色。美国长期面临贸易逆差和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同时还要承担全球安全保障的大量成本。
随着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这种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导致美国国内形成了跨党派的共识：因此作者认为这个体系需要改革。改革主要通过GS以及汇率政策，目前有两种方式，单边措施与多变合作。
单边措施(对某个国家进行)可以迅速执行。但风险更高，容易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和外交摩擦。
多边合作（对多个国家）更稳定，从长期看可能效果更好。但协调困难，需要多个国家达成共识。如果其他国家参与不积极，美国的政策效果可能被稀释。
重塑体系可使用的政策工具
1）GuanShui：
目的在于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可促使就业岗位和整体需求回流至美国本土。
虽然对低附加值行业（如纺织）作用有限，但对高附加值产业（如航空、半导体）效果显著。
GS也可作为谈判筹码，迫使他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出让步。
2）汇率政策：
通过调整汇率纠正失衡。
被低估的外国货币会让其出口更便宜，从而削弱美国出口竞争力。
重塑体系的政策可能包括设法压低美元，以支持本国制造业。
储备货币地位与国家安全的关联
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不仅源于经济实力，还因为：美国拥有稳定的金融体系、充裕的流动性和健全的法治环境以及美国在全球投射军事和金融力量的能力无与伦比。
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可以使用金融制裁作为地缘政治手段。
未来的改革中，美国将更清晰地把经济政策与国家安全政策挂钩。
在特朗普时代的理念中，“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包括关键的经济基础设施：如半导体、制药业、通信设备等对国家韧性至关重要的行业。
贸易干预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护和恢复这些战略性产业能力
维持美元地位的同时推动责任共担
虽然美元被高估对制造业不利，特朗普阵营仍强调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战略意义。
目标不是放弃美元的主导地位，而是让其他国家共同承担相关负担：
1） 比如，将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或防务合作与经济责任挂钩。
2） 例如，要求盟友购买美国国债、开放本国市场、或增加本国国防开支来作为交换。
#02
第3章：GuanShui与汇率
GS会导致通货膨胀吗？
如果出口国货币相应反向升值，GS（guanshui）未必会引发通胀。2018–2019年中美贸易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证案例。当时，美国对东D商品大幅加征GS，税率平均上升了约18个百分点。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RMB汇率对美元汇率反向升值了13.7%。这种货币反向升值起到了抵消作用，使得美国以美元计价的东D进口商品价格平均仅上涨了约4.1%。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消费者通胀水平（如CPI和PCE）在此期间并未上升，反而保持平稳或略有下降。这种情况支撑了特朗普政府的论点，即适当的货币调整可以使GS在不引发通胀的前提下产生财政效益。
通胀是否发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机制。汇率能否调整来抵消GS带来的影响会对经济带来不同的影响。
两种情况 – 汇率完美抵消以及没有汇率抵消
若实现完美汇率抵消：美国消费者价格不变，出口国因本币反向升值而实际财富缩水，美国财政部仍然能稳定地收取GS，相当于外国“为美国纳税”。如果汇率抵消完全发挥作用，GS对美国国内价格几乎没有影响。这种情况下，美国消费者无需多花钱，实际的成本转嫁给了外国出口商及其本国消费者。由于其货币反向升值，他们的国际购买力下降，实际财富缩水，而美国财政部则获得了实质性的GS收入。
若没有汇率抵消：美国进口价格上涨，消费者直接承担成本，但供应链也会随之调整，GS收入可能随时间下降。在汇率未发生调整或调整不充分的情况下，GS导致的价格上涨直接传导给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短期内，零售商可能会通过压缩利润率的方式来缓冲价格上涨，但长期来看，企业将重新评估供应链结构，转向其他低GS国家采购，从而减少对被征税国的依赖。这种重组虽有利于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但由于进口减少，GS收入可能随之下滑。
汇率抵消看起来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实际上也会有副作用，那就是兑金融市场的影响。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虽然汇率调整可以避免通胀，但这种调整本身可能成为引发金融市场不稳定的触发因素。例如，2024年初，日本央行政策调整引发了日元的大幅波动，导致大量“利差交易”平仓，从而引发美股短期剧烈下跌。这说明在全球资本高度流动的背景下，汇率变动不仅影响进出口价格，还会触发金融资产的重新定价。
当一个国家货币反向升值10%，可能会比CPI上涨1%带来更大的金融市场震荡。特别是在高度债务化的经济体（如东D），货币快速反向升值可能引发资本外逃、资产泡沫破裂等系统性风险。因此，在评估GS带来的总体经济影响时，政策制定者不仅要关注通胀，还必须考虑其对金融市场的潜在冲击。
因此总结起来就是下面这张表。
GuanShui的实施
1.渐进式实施
避免突然的大幅加税，减少对市场和经济的冲击。若像特朗普所提议那样将对东D的GS升至60%、对全球实施10%税率，那么比以往更需要谨慎和循序渐进的实施方式。在2018–2019年的贸易战中，特朗普政府也并非一次性地对东D加征25%的GS。
相反，他先在公开场合威胁东D进行改革，然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逐步落实GS，平均提升了约18个百分点。这样的方式减少了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震荡。作者建议，如果未来再次实施高额GS，应采纳类似美联储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的方式来传达预期，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比如，美国政府可以先公布对东D的政策要求，包括开放特定市场、停止或赔偿知识产权盗窃、购买农产品、货币升值等，若东D未满足，则实施一个持续加征机制——例如每月上调2%的GS，直到达到60%以上。
这种策略有五大优势：
实施节奏与2018–2019年相似，经济已证明可以承受。
将改革的压力转移到东D，主动权在美方手中。
最终GS可能超过60%，符合特朗普提出“60%只是起点”的目标。
企业可以据此做出提前部署，如调整供应链、转移生产基地。
通过规则化的实施路径，减少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分级GS、谈判杠杆与国家安全（Graduated Scales, Leverage and Security）
2.根据国家行为分层征税，将GS与国家安全挂钩。
特朗普政府有望在第二任期延续“分级GS”的思路，不仅对产品类别采用不同税率，也将按国家分层征税。特朗普提出的全球10%GS不会是统一税率，而会根据国家行为有所差别。
Bessent 提出，可以基于各国的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安全合作、是否尊重知识产权、是否帮助东D逃避GS等标准，将国家分为不同类别（buckets），分别征收不同的税率。每个国家也会被告知如何通过具体改革措施“升档”进入较低税率类别。这一策略的逻辑是：进入美国消费市场不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种可以争取的“特权”。美国将通过GS制度向世界释放明确信号：若想获得安全保障与市场准入，就要配合美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
在全球战略层面，这种做法还能形成针对东D的多边“GS墙”。其他国家必须在“向东D加征GS”与“接受美国加征GS”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他们选择配合东D，那他们将失去美国市场的优惠地位；如果选择加入美国阵营，可能会在中美之间形成实质性的战略联盟
GuanShui与竞争力
1.财政反向升值（Fiscal Devaluations）
GS+税收改革可以做出类似货币反向升值的效果，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学文献中，“财政反向升值”指的是通过财政手段模拟货币反向升值所产生的经济效果。例如，一项由Farhi、Gopinath 和 Itskhoki（2013）主导的研究显示，如果一个国家同时实施进口GS和出口补贴，或者提高消费税并降低工资税，其结果在经济层面上等同于货币反向升值。这类政策组合会减少对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依赖，鼓励国内生产，从而增强出口竞争力。
特朗普团队中的许多经济顾问将“财政反向升值”理念视为GS战略的理论基础。这种政策设计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非货币手段提升美国在全球制造体系中的吸引力，尤其是与东D竞争时。相比直接反向升值美元（这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信心），财政反向升值是一种更加可控的政策路径。
2.保持低税率的竞争策略
GS收入可以帮助美国维持较低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通过维持低税率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并提高本土就业机会。2017年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将美国法定公司税率从接近OECD第二高降至平均水平（2021年为21.2%）。研究表明，这一改革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提振作用。例如，Chodorow-Reich 等人的研究指出，减税促使企业投资比基准情形增长了约20%。
这种税收策略不仅仅限于公司税，也适用于个人所得税。因为一旦提高劳动收入的税率，就会削弱雇主雇佣美国工人的意愿，并鼓励企业转向机器自动化或海外雇佣。因此，特朗普团队倾向于通过GS来补充财政收入，从而避免增加对劳动或资本的直接税负。
3.经济扭曲与最优GS
适度GS可以提升国家福利，超过一定水平则适得其反。经济学中常谈到“税收扭曲”（tax distortions），指的是税收制度对个人与企业行为产生的非预期影响，例如减少劳动供给、扭曲投资决策等。相比之下，适度的进口GS对美国这类大国来说，可能是一种较少扭曲的筹资手段。研究（如Costinot 和 Rodriguez-Clare）指出，美国的最优平均GS率可能在 20% 左右。这意味着，从目前平均有效GS率（约2.3%）上调至17%（特朗普提议中的GS水平）依然处于国家整体福利提升区间。一旦超过这个范围，GS带来的贸易抑制和生产效率下降会超过其好处。
4.应对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GS可以用来抵消他国的贸易扭曲和不当行为。东D在国际贸易中的诸多做法被广泛批评，如对出口企业的补贴、知识产权盗窃、限制市场准入等。这些行为严重扭曲了全球比较优势的自然形成机制，也破坏了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通过对相关国家和产品征收惩罚性GS，可以部分纠正这些结构性扭曲，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
5.报复风险与博弈策略
GS可带来收益，但若引发报复则可能伤害美国自身。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加征的GS进行对等报复，可能会引发“你来我往”的贸易战升级，最终导致福利损失超出GS本身的收益。这一风险在2018–2019年中美贸易冲突中已有所显现。因此，特朗普团队高度重视如何防止报复行为。
他们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有能力通过其市场吸引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迫使他国就范。例如，如果欧洲选择以提高自身国防预算来回应美国GS，而非采取贸易报复措施，那反而会减轻美国的安全负担，实现外交上的“借力打力”。
GS被视为“向外国人征税以维持美国低税率”的工具。特朗普政府的一大目标是延续2017年减税法案中的所得税减免，但该政策将在2026年到期。如果不希望通过增税或增加债务来延续这项政策，美国政府需在十年内找到约5万亿美元的额外财政来源。在这种背景下，GS成为最可行的替代方案之一。
#03
第4章：汇率政策（Currencies)
货币政策与风险（Currency Policy and Risks）
汇率调整与储备货币地位之间存在重大权衡。虽然美元高估不利于美国制造业，但调整汇率政策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和市场动荡。
在“特里芬世界”（Triffin World）中，对美元等储备资产的结构性需求导致其长期被高估，使得国际贸易失衡。为了矫正这一点，特朗普及其顾问提出，应当设法改变美元政策，推动汇率回归贸易平衡所对应的合理水平。这可能意味着削弱美元，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
然而，与GS不同，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最大风险是：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会下降。例如，假设外国投资者认为，汇率调整将导致美元反向升值15%，那么他们手中的十年期美国国债，其全部利息收益几乎将被汇兑损失抵消。如果这种担忧普遍存在，将导致美元资产被抛售，长期利率上升，进而波及房地产等利率敏感行业，对美国经济构成冲击。
这种风险在当前背景下尤为突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仍存在通胀压力，因此任何引发债市恐慌的政策都有可能放大融资成本。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政府在考虑削弱美元政策时，需要更加谨慎。
多边货币路径
在历史上，美国调整美元汇率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多边货币协议。两个经典案例是：
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美、法、德、日、英五国联手促使美元反向升值；
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在美元反向升值幅度过大后，通过协调控制其进一步下滑。
这两个协议虽然在经济效果上存在争议，但被广泛认为在汇率目标上达成了实际成果。当前，美元的价值不仅取决于美国国内政策，也受主要贸易伙伴货币表现的影响。因此，如果能与欧元区和东D达成汇率协调，将有助于实现目标。但现实情况却不乐观：欧洲经济增长乏力（近三年实际GDP增长率低于1%），无意加强本币；
东D更不可能合作：其出口导向的“重商主义”政策已加强，尤其在电动车出口领域已迅速超越传统强国。东D也不愿削弱产业补贴或进行任何可能将制造业需求转向美国的调整；
日本、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虽然在全球经济中份额较小，但可能更愿意参与协调干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先施压——通过加征GS，制造谈判杠杆，再推动这些国家在汇率问题上让步。
马阿拉哥协议（Mar-a-Lago Accord）”设想(也叫海湖庄园协定)
借用“广场协议”等以度假地命名的惯例，称未来可能达成的协议为**“马阿拉哥协议”**（Mar-a-Lago Accord）。这是一种设想中的21世纪多边货币协调方案，背后逻辑包括：
美国提供全球安全保护伞，其他国家通过购买美债来“支付”安全费用；
倡议将这些债务期限延长（例如发行“百年期国债”而非短期国债），避免短期市场波动；
汇率下调有助于将全球的需求与产业重新配置到美国国内，支持美国制造业；
这种安排将利率风险从美国纳税人转移到外国官方机构（储备管理者）；
同时，美国财政部或美联储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掉期工具”，在市场动荡时用票面价值回购其所持长期国债，从而保障其流动性与资产安全；
这项结构性重组将堪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或崩溃，可能彻底改变全球金融市场结构。
不过尽管设想美好，实施难度极大：
大多数美元储备如今集中在亚洲和中东国家，而非传统的欧洲盟友。东D持有约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日本1.2万亿，印度6000亿，台湾5600亿，沙特4500亿，韩国4200亿，新加坡3500亿；
相比之下，整个欧元区只有约2800亿美元，瑞士额外有8000亿；这些亚洲国家中，有些与美国关系并不如冷战时期的欧洲盟友那么紧密，需要更复杂的外交手段来达成共识；私人投资者也持有大量美债，而他们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官方协议”，一旦对美元资产失去信心，可能迅速抛售，引发市场动荡。
因此，货币政策很难先行实施，必须依托GS策略建立谈判基础。等到达成初步贸易协议后，再以“减税换货币协调”的方式达成新的多边汇率安排，可能更具现实性
单边货币路径
单边汇率操作比多边路径更具灵活性，但也带来更高的市场波动风险。在缺乏国际协调和美联储配合的情况下，单边政策可能导致利率飙升、资本外逃和美元资产抛售。然而，通过精细设计、逐步推进，美国政府仍有一系列手段可以在不依赖美联储降息的前提下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下面是一系列的可用的关键政策工具
1.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授权的外汇限制
这项1977年签署的法律赋予总统广泛的对外经济交易限制权，可用于应对“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的威胁”。可通过IEEPA对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债利息进行预扣费（user fee），以降低其积累美元储备的吸引力。该策略旨在减少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需求，降低美元估值，并将部分成本转移至外国储备持有者。法律上建议使用“使用费”而非“税收”来规避国际税收协定限制，并明确仅针对外国官方部门，不影响私人投资或国内投资者。
2. 美财政部使用外汇稳定基金（ESF）购入他国货币
通过出售美元、购买外币来推高他国货币、压低美元。ESF规模有限（净头寸<400亿美元），且当前已有部分资产投资于外币，效力受限。也可通过出售黄金提供美元流动性，但存在政治敏感性和法律用途限制。
3. 债务发行策略调整（ATI）
缩短美国国债的平均期限结构，减少长期债券供应，以抵消外国资金外流导致的利率压力。类似“反向扭转操作”，财政部发行短债，美联储买入长债，可调节利率曲线、抑制波动。
4. 配套的结构性改革
通过降低赤字、能源价格与管制成本，减少对外资依赖，强化美债吸引力。比如减税、放松监管、鼓励制造业复苏等“非货币政策”措施，可提升市场对美国资产的信心。
作者建议采用渐进加压方式：比如对外国储备账户的利息初步预扣1%，视效果逐步提升至2%、3%……为防止市场恐慌，可仅针对新发行国债征收费用，避免影响现有市场稳定。类似GS政策，可根据国别设置差异化的使用费率——对东D等地缘对手征收更高费率，对盟友适当豁免或减免。
美联储可能不愿主动配合单边货币操作，除非：总统给予明确政治支持；政策被界定为“临时措施”；白宫保证美联储独立性，使其能继续专注于通胀和就业目标。如果美联储不配合，实施过程中更易引发利率剧烈波动，甚至导致股债双杀。
单边政策可能导致外国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抛售美债，引发美元汇率暴跌、长债利率飙升。若操作不当，将削弱美国对全球金融系统的主导力（即“金融域外管辖”）；也可能加剧各国“去美元化”趋势，尤其是中俄等国推进本币清算体系；然而，作者强调，这些政策只要实施得当、步伐适中，仍可实现美元走弱+汇率再平衡的战略目标。
#04
第5章：市场与波动性考量
美元政策 vs. GuanShui政策
特朗普若连任，将更加积极地重塑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他无法再次竞选，因此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塑造历史遗产，并实现其核心目标：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和提升美国国际竞争力。
尽管这类政策伴随明显的市场波动风险，但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表现出对金融市场健康的高度关注。因此，预计其第二任期会采取渐进式实施方式，以尽量避免对市场造成破坏性冲击。
为什么会优先使用GS而非汇率政策？相比汇率政策，特朗普团队更倾向于先使用GS工具，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GS带来直接财政收入，而货币政策（如压低美元）不会增加政府收入，反而存在市场风险。GS在2018–2019年已被证实是有效工具，可用于施压谈判对手，取得成果（如第一阶段中美协议）。大幅调整美元政策属全新尝试，特朗普阵营内部部分顾问曾警告其潜在副作用较大。
如果美元政策调整触发市场担忧，可能导致长期利率飙升，伤害楼市、债市等敏感领域。
综上所述，特朗普政府在政策排序上可能会遵循如下逻辑：
先实施GS（“美元正向”），以增加谈判筹码和财政空间；在适当时机再引入货币政策调整（“美元反向升值”），以进一步平衡贸易。
作者预期，整个改革过程将呈现如下路径：
初期：美元偏强（因GS产生的资本流入、美债吸引力提升）；
中期：谈判取得成果后再转向压低美元，以增强制造业竞争力；
长期：如政策协调成功，美元和长期利率有望同步下行，实现对美国产业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利好。
此外，美联储未来是否配合这种美元走弱策略，还可能取决于其主席人选和政策取向的更替。若特朗普任命更倾向财政协调的美联储领导人，其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可能性会提高。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政策的先后顺序具有重大影响：若先实施GS，美债和美元资产可能短期升值；若后续实施“弱美元”策略，则可能出现美元回调、美股企业盈利改善（因海外收入折算增多）；投资者需要关注这些政策如何嵌套与协同，而不是将其视作孤立事件。总之，即便特朗普政府计划进行大规模改革，也会以控制市场波动、分阶段实施为核心原则，目标是在追求美国战略利益的同时尽量避免“引爆金融系统”。
#05
第6章：结论
这一章概括了整个报告的主要思想和政策建议，并对未来可能的路径做出展望。
特朗普若在下届政府中执政，有可能推动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涉及贸易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国家安全政策的深度融合，并可能带来市场的高度波动。因此，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有必要理解这些政策工具的本质、可能的经济与金融影响，以及减少副作用的策略。
作者反驳了华尔街广泛存在的观点——即政府无法有效影响美元汇率。他指出，实际上美国政府拥有多种可用于调控美元价值的工具，包括多边协商与单边干预，只要操作得当，这些工具都可以产生效果。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必须密切关注并管理市场波动，必要时还需与贸易伙伴或美联储协同行动。
由于特朗普在2018–2019年已证明GS可作为有效的谈判杠杆和财政收入工具，预计在未来改革中，GS工具将被优先使用。这不仅是因为其政治与财政上的现实优势，也是因为GS倾向于带动美元升值，因此在整个改革顺序中，美元将先走强，后转弱。
整个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构路径虽然存在，但是一条狭窄而复杂的路线。它要求：
周密的战略规划；
精确的政策执行；
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冲击。
总而言之，这是一份指导性文献，旨在帮助理解“特朗普主义”下可能出现的重大经济政策转变，其核心是通过重塑美元与贸易制度，将全球需求和资本重新分配到美国，从而实现美国制造业的复兴与地缘战略优势的巩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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