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清明时节，慎终追远。2024年，我们痛别叶嘉莹、严文明、饶芃子、谌容等文化名家。他们生前以不同方式守护文化根脉，滋养俗世心灵。斯人已逝，精神长青。值此清明，谨邀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祝晓风、考古学家许宏、中山大学教授林岗、文化学者段辉连以文字遥寄追思，愿文脉永续，风骨长存。
2024年去世的部分中国文化名家
戴逸（1926年9月10日-2024年1月24日），历史学家
谌容（1935年10月25日-2024年2月4日），作家
齐邦媛（1924年-2024年3月28日），作家
马识途（1915年-2024年3月28日），作家
严文明（1932年10月-2024年4月14日），考古学家
魏明伦（1941年-2024年5月28日），剧作家
邵大箴（1934年-2024年7月25日），美术理论家
乐黛云（1931年1月31日-2024年7月27日），学者
付林（1946年1月17日-2024年10月7日），词曲作家
痖弦（1932年8月29日-2024年10月11日），诗人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2024年10月21日），作家
叶嘉莹（1924年7月2日-2024年11月24日），学者
饶芃子（1935年2月18日-2024年11月27日），学者
童祥苓（1935年3月5日-2024年12月2日），京剧表演艺术家
刘家昌（1943年4月13日-2024年12月2日），音乐人
琼瑶（1938年4月20日-2024年12月4日），作家
谢芳（1935年11月1日-2024年12月19日），电影表演艺术家
“潜心学孔孟，不沾官与银”
□许宏
早知道敬爱的严文明先生是考古界的诗人，也曾零星读过先生的诗作，近日捧读先生的诗集《浚哲诗稿》，才得窥先生诗作的全貌。先生的诗多及于学问，故由诗而入学问，也不啻为一个极佳的学史体会和观察角度。读诗的过程中，与先生交往，受先生恩惠的一幕幕，都渐次浮现于眼前。
最先注意到且感意外的，是在先生全部48首诗稿中，缅怀考古界同仁的只有两首，而且都是写给恩师徐苹芳先生的。其中第一首《悼徐苹芳》，写于2011年5月30日：
力耕汉唐学领风骚城市考古尤多捉刀
刚毅正直人人称道斯人虽去大树不倒
短短几句，徐苹芳先生为人为学的业绩风格、风骨和坚持，跃然纸上。徐苹芳先生辞世之际，媒体报道所言“敢于直言的‘考古界良心’走了”，可以作为严文明先生“刚毅正直，人人称道”这一断语的注脚。
这部《浚哲诗稿》是2019年12月出版的。诗集的封笔之作《忆徐苹芳》写于当年的5月30日：
力耕汉唐宋金元，城市考古著先鞭。都城发掘树样板，明清城下辽金元。
学领风骚不自满，刚毅正直敢为先。斯人离去长相思，好友无时梦魂牵！
如果《悼徐苹芳》像一副挽联，那么七言律诗《忆徐苹芳》显然是前者的扩展。《浚哲诗稿》是严先生自己整理的，他没有在这篇下加注，展开说明为何时隔8年，他又在当年“悼”老友的基础上，开始“忆”老友。“力耕汉唐”“城市考古”都见于前诗，而“著先鞭”“树样板”“不自满”“敢为先”，则对徐苹芳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品格作进一步的褒扬阐发。
有学者对清末民初以来学人的代际变迁作了划分，其中“第三代人，1930年前后生人，……他们多半在一种救亡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中成长，多半没有留学机会，学术训练与知识积淀都有先天不足，但具备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自学成才的能力，部分学者能利用特殊的时代境遇仍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叶隽：《民国学术丛刊总序》）。显然，徐苹芳先生和严文明先生都位列其中，而且属于前述“部分学者”，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这代考古学人，都是读着严文明先生的论著长大的。我199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徐苹芳先生做城市考古，因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主要从事先秦、秦汉考古的教研工作，徐先生帮我确定了先秦城市考古的学位论文选题。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向严文明先生请益。199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严文明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俞伟超、张忠培、张长寿和徐苹芳先生为答辩委员。这一答辩团队，被学林誉为“黄金组合”。
此后的数年间，因出版经费迟迟未能落实，修改定稿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就一直无法付梓。出于申请出版经费的需要，我曾多次请严文明和俞伟超二位先生为拙著写推荐意见，都得到了二位先生的慨然应允。恩师徐苹芳先生为了拙著的出版更是劳心费神。没有他们的教诲提携，我的处女作《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是无法完成和问世的。这些，我都铭记于心，不敢或忘。
比至我接手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严文明先生又一直关注着我们团队的工作进展。“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掘项目，入选“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都是与严文明等先生作为评选委员的力荐分不开的。2014年10月，“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年逾八旬的严文明先生又亲自到场，并作题为《课题意识先行开展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发言。在发言中，严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要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正确的把握，要有创造，要有发展。什么是方法论？二里头遗址取得重大的发现和重大的研究成果，跟聚落考古的意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的，严文明先生是中国聚落考古的重要奠基者和领路人，我们的业绩是在他及其他前辈的指导引领下取得的。
由徐苹芳、严文明二位先生分别任组长和副组长的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于2011年年初正式推出了《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本人有幸与赵辉、陈星灿、朱岩石、杭侃、袁靖等师友参与执笔。在和两位先生共同切磋成文的过程中，受益匪浅。当年5月22日，徐苹芳先生仙逝。这篇报告也成了此类调研报告的绝响。
回到严先生的诗集。《浚哲诗稿》中，还有一首《二里头之谜》，作于2018年。先生对二里头的发现和争议娓娓道来，言及“人人说西亳，邹衡独不苟”：“如今二里头，当为夏墟丘。此说违众议，遂遭众人殴”，后来“众人遂改口，反认夏墟丘”。面对如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学术景观，严先生有自己的见解：“搔首再思考，猜谜竟不休：先夏后商说、非夏非商说、有夏无夏说、少康中兴说……中华第一都，不知何所属。二里头之谜，破谜未有期。若不见文字，难解此谜题。一定要破谜，未免书生气。都城大气象，岂是雾中谜？”（按：此诗原无标点，标点为引者所加）笔者的一贯表述则是：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认知。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晚生与大先生之间，也有忘年的心心相印。
其实，读《浚哲诗稿》，能引发共鸣之处，所在多有。譬如严先生感怀道：“平生学考古，鉴古以观今。莫道书生小，常怀济世情！”（《自题小照》）又如，“潜心学孔孟，不沾官与银（页下自注：我曾经自铭曰：一不做官，二不敛财，修身格物，贤哲情怀。）”（《八十抒怀》）。至于“学海无涯生有期，师道不可须臾离。晚生不知黄昏至，朝朝暮暮自奋蹄！”（《七十感怀》），更是吾辈应置于座右，时时加以鞭策自省的。
严文明
（1932年10月-2024年4月）
出生于湖南华容，著名考古学家，生前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研究。主要著作有《仰韶文化研究》《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史前考古论集》《农业发生和文明起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