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湘灵底色
影响《长恨歌》创作的动机和渊源，学术界莫衷一是，观点颇具分歧。一种说法是，白居易的友人王质夫以纪念重大历史事件为题，鼓励他创作；其二是白居易以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为由，讽喻并垂诫后世君主；其三是感怀李杨的爱情故事，颂扬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白居易借历史事件之“躯”，发本人情感之“魂”，尤其是自身爱情经历使诗歌创作更加具象、丰满、动人，以高超的艺术手法祭奠初恋，并抨击封建礼教对美好爱情的扼杀。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公元806年，三十五岁的白居易创作的《长恨歌》一出，便震惊诗坛。它和10年后创作的《琵琶行》并称为白居易最有名的两首长篇叙事诗，而《长恨歌》的名气更大。在当时，世人就以能背诵全诗而自豪，连后来的皇帝唐宣宗也给予高度评价。
《长恨歌》的创作背景一直为人乐道，其中一种主流说法是，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现西安市周至县）县尉。有一天，他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游览，谈及唐玄宗与杨贵妃。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历史事件，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这首长诗。其创作背景争议不大，也颇具可信度。
“诗言志”。关于《长恨歌》的创作主题历来成为读者争论的焦点。一是爱情主题说，颂扬李杨的爱情，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二是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批判唐明皇，告诫后来者；其三是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喻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主题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题材分析。诗篇一开头，对唐明皇是有所谴责的，接下来，诗人却渐渐有“代入感”，用自己的感情经历进行丰富的想象，赋予这个爱情悲剧以更普遍的意义，使得作者和读者产生高度的共情，很大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事件，成为一篇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了。《长恨歌》完成后，其中并没有针砭时政，更没有认为李杨之恋是祸国，反而对他们的爱情悲剧充满同情，为他们不能最终相守而感叹。
《长恨歌》是白居易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抒情诗与叙事诗密切结合的典范之一，达到了诗人创作的巅峰。作者在叙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情、景、理完美结合，浓烈的抒情贯穿始终。音节和谐，并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使得全诗风情摇曳，流畅匀称，优美和谐，极富艺术感染力。篇章结构起承转合，逻辑严密，纵横捭阖，收放自如，穷碧落、下黄泉，惊天地、泣鬼神，一气呵成，余音绕梁。尤其是诗人这种对命运的超越、对精神自由和心灵愉悦的追求，使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水乳交融，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被后人奉为古代长篇歌行中的绝唱，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已逾千年。白居易在世时，它就已经在社会各阶层中广为流传。他去世后，唐宣宗写的《吊白居易》诗也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句子，可见《长恨歌》在当时流传极为广泛。许多戏剧作品也受到《长恨歌》的影响，如元朝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清朝洪昇《长生殿》、现代剧作家曾永义《杨妃梦》等。《红楼梦》中诗词歌赋的结构，也较多地引入了《长恨歌》的元素。国外的作品，特别是《源氏物语》受到《长恨歌》影响最为明显，有直接摄取也有间接容受。时至当代，《长恨歌》的芬芳仍滋养着作家的创作，如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洛夫的现代诗歌《长恨歌》等，名称、故事情节和表达方式都留下了白居易《长恨歌》深深的烙印。
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喻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喻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他甚至认为这后两类诗可以在编诗集时“略之可也”。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认为《长恨歌》虽与“杂律诗”等作品受到许多人喜爱，但并不是自己最重视的作品。然而，他在编辑自己的文集后写的《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却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提起白居易，官方的评价他是新乐府的主要倡导者。而要一提他的代表作品，大多人想到的是《长恨歌》和《琵琶行》，甚至只有这两首诗才代表了他最高的诗歌水平。这两首诗恰恰都属于“感伤诗”，则是白居易认为不必保存的诗。
既然白居易重视自己的讽喻诗和闲适诗，而《长恨歌》从题材上看，取自重大的历史事件，且有所谓的警诫之意，那么应该归为讽喻诗一类，诗人为什么把它归为感伤诗呢？因为这首诗感人，有真情在内，实在具有“感发”的力量。其实，它是作者对自身感人至深的初恋情感体验的呼唤与回归，而非有些学者所说，诗人有所隐讳和忌惮，故意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人们曾经为这首叙事长诗的主旨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讽喻说”和“颂情说”各执己见。但是白居易自己将此诗归入到感伤诗中，其实已给出了最准确的答案。
白居易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大都是在针砭时政，为普通百姓代言。如中唐许多诗人一样，白居易大多数的讽喻诗均持批判态度。但在《长恨歌》中的杨贵妃，白居易却是用赞美的语言来描写她。可见，他在杨贵妃的“形”内，植入的是其初恋陈湘灵的“魂”。
丰富的联想是《长恨歌》中最感人的部分。这首诗前半部是叙事，篇幅不长，在杨贵妃死后是大篇幅的唐玄宗心理刻画。这种细腻的心理描写，如果不是作者有相似的经历，是不可能产生如此联想的。
《长恨歌》中随处可见湘灵的影子。“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个形象是对湘灵的写照。“缓歌慢舞凝丝竹”“惊破霓裳羽衣曲”表现的是杨贵妃懂音律，能歌善舞，这些才艺正是湘灵所擅长的。杨贵妃赠给玄宗的信物是“钿合金钗”，一人持一股，将来合成一双。而湘灵送给白居易的双盘龙铜镜和一双绣履，也是具有成双成对的含义。
白居易写给湘灵相似的诗句在《长恨歌》中出现。他形容杨贵妃的美貌，“芙蓉如面柳如眉”，在诗人的《感镜》诗中也将湘灵的容貌比作芙蓉，“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这样感人的句子，在白居易的《独眠吟》也有相似的“十五年来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这首诗中的“寥落星河欲曙天”和《长恨歌》中的“耿耿星河欲曙天”极其相似。在《冬至夜怀湘灵》中有“艳质不得见，寒衾不可亲”，《长恨歌》中写道“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潜别离》有“两心之外无人知”“利剑春断连理枝”，和《长恨歌》中的“词中有誓两心知”“在地愿为连理枝”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总体看，移情的痕迹明显，甚至有些诗句和物件都打上了白居易早年生活的印记。
回顾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整个过程，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其创作之初可能是想通过这首诗来讽喻时事，但在创作中却不知不觉地借玄宗的身份表达了自己对湘灵那份无法忘怀的情，尽管此时的他和湘灵都好好活着，但由于得不到家庭支持，这份生离比李杨之间的死别更痛苦。王质夫在鼓励白居易创作时，便是了解他与湘灵的恋爱悲剧，深知乐天是一位多情的才子，能铸就千古名篇。
初恋在每个人生命中都占据着无可取代的位置，特别是抗争半生却难成眷属的爱情。白居易将他与湘灵的感情深藏在最温软、最隐秘的角落，直至遇到这个题材，最终引爆灵感，思如泉涌，集中迸发出来。《长恨歌》正是白居易凭借古人亡灵寄托自己与湘灵永别的遗恨，表现着他与情人永别离、长相思之痛，是为自己不幸爱情写的一首缠绵忧艳、凄婉动人的哀歌！
白居易正是怀着一腔对湘灵的眷念，借着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故事，表达自己心中饱含哀怜的情感，发出对封建礼教戕害的呐喊。由此可见，白居易自身爱情的经历，对《长恨歌》的创作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