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我的半生中欧情

我是1981年上大学的，当时还不到17岁，所有的高考志愿都是经济管理。那时，中国正站在改革开放的起点上，宛如一艘巨轮刚刚扬起风帆，驶向未知的广阔海洋。社会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颖且极具前瞻性的观点：中国的落后，并非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管理上的落后同样是一道亟待跨越的鸿沟。提升经济管理水平，已然成为那个时代刻不容缓的关键使命。这一理念深深吸引了我，让我坚定了学习经济管理的决心。

那时，清华大学刚刚成立经济管理工程系不久，我有幸成为经管系招收的第二届本科生。作为一名江苏学子，我北上求学的道路颇为曲折：一个人从家乡乘汽车去无锡，再排长队买火车票，还没有座位，几乎一路站到北京。但心中对上大学学习经济管理专业的热切向往，让我将旅途的艰辛与疲惫都抛诸脑后。大学毕业后，我又考取了北京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随后又前往美国西北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4年，是极具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欧正式成立，我也在美国一家银行开启了职业生涯。当时，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美国的薪资水平大约是中国大陆的50倍之多。所以毕业后没有考虑过立即回国，但早晚要回国工作的念头一直都有。由于银行的工作对我来说，在智力上缺乏挑战性，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难免让人感到乏味。更重要的是，我始终牢记读博时的初心——在学术界有所建树。所以，在银行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毅然前往香港科技大学，踏上了执教之旅。

1995年，参加博士毕业典礼

从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虽然1998年金融危机对香港和整个东亚都有一些影响，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很快又恢复高速增长，各方面都蒸蒸日上，当时我就很心动，想回国执教。同时，作为一名扎根中国的经济学家，我内心深处始终涌动着一种强烈的情感：希望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能够与中国这片土地更加紧密相连，能够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哪怕一丝微薄的力量。

早在2000年，我就已经听闻了中欧。之后，我的几位老朋友陆续加入了中欧，他们鼓励我来中欧试试。

前段时间，我偶然查阅了过去的邮件记录。发现在2004年9月28日，我给张维炯院长发了第一封电邮，仅仅半个小时以后就收到了回复。张院长告知我中欧正在广纳贤才，并鼓励我前来参观考察。不得不说，我赶上了好时机。那两年，中欧正大规模招聘常任教授，若放在当下，我申请成功的希望或许十分渺茫。

最终，我被安排在2005年3月23日前往中欧面试。面试当天见到张院长时，他的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欢迎回来，一起做点事。”这便是张院长的风格，没有豪言壮语，务实又非常接地气。

拿到中欧的录用通知后，我迅速卖掉了香港的房子，在上海购置了新居，决心扎根在这里。尽管香港的房价后来也有所上涨，但与上海相比，涨幅相去甚远。如今回首，加入中欧无疑是我人生中极为明智的投资决策。

2024年，与张维炯院长在EMBA开学模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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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国内其他院校，中欧的国际化程度极高。无论在管理模式还是制度建设方面，中欧都始终紧跟国际步伐，与国际标准无缝对接。在课程设置上，中欧更是独具特色，它摒弃了传统的本科教育与普通硕士项目，将重心聚焦于MBA、EMBA及高管教育课程。而正是这种独特的学生群体构成，为教学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刚加入中欧时，我才40岁出头，企业管理的实战经验和案例积累尚显单薄。当面对如何为高管们授课这一难题时，我的内心满是忐忑与不安。毕竟在中欧，单纯局限于学术层面的经济学教学，根本无法契合学生们对知识的实际需求。

授课之初，各种难题纷至沓来。一方面，部分课程由于没有固定的授课教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承担起同时备几门课的重任。频繁切换教学内容，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让我无暇深入钻研每一门课程，教学质量自然难以达到理想状态。另一方面，有些课程一讲就是四天，可我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了解有限，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前几次授课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那段时间，我时常被沮丧的情绪困扰，但好在总能迅速调整心态，以正确的姿态直面挫折。毕竟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遭遇挫折是再寻常不过的事，论文被拒、发表受阻乃家常便饭。而此时，我总能快速收拾好心情，重新踏上征程。挫折与失败本就是生活的底色，若一直风平浪静，反倒会失了本真。

我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逐渐意识到原有的教学思路存在明显的偏差，迫切需要做出调整。在学术研究领域，常见的教学模式是从抽象到具体，先阐述概念，再列举例子进行说明，这就像搭建一座空中楼阁，先构建框架再填充细节。然而，在商学院的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从具体到抽象的方式才更为合理且行之有效。只有将理论知识与企业实践、经济政策紧密融合，才能让同学们觉得所学内容既有意义又实用。

在中欧课堂中

同事们曾给予我这样的评价：工作认真，有责任感。虽说这话从我自己口中说出，难免有几分自夸之嫌，但在实际工作中，我确实也算是比较认真的。为了更高效地搭建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我开始频繁地在课后主动与同学们进行深入交流：探寻他们涉足的工作领域，深入了解他们所在公司的具体运营细节，细致地指导他们的课题报告，为他们答疑解惑。在这一来一往的密切互动里，我开始对不同类型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有了更为深刻、透彻的洞察与理解。

同学们抛出的一个个问题，也好像一颗颗智慧的种子，成为我深入思考的动力。比如，在讲授中国经济相关课程时，他们往往会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兴趣点的直观体现，更是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所在。我会针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研究，力求给出经得起推敲的答案。

记得几年前，一所海外商学院的学生到访中欧，一位巴拉圭同学满脸困惑地问我：“为什么巴拉圭的发展似乎停滞不前，多年来未见明显增长？”当时我对巴拉圭的情况了解甚少，只能仓促地与他简单交流几句。然而，这个问题如同一记警钟，让我深刻意识到拓宽视野、关注更多国家发展动态的重要性。后来，在教授来自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的学生时，我会去主动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比如，我会思考中国高储蓄率的根源何在，土耳其储蓄率偏低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逻辑。

随着对不同国家情况的认知日益加深，我也开启了系统的研究之旅。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与比较，让我逐渐形成了从全球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经济的独特思路。通过全球比较，我发现以往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存在诸多偏差，而这一过程也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让我与同学们都能从中获益、一同成长。

与此同时，随着思考的越发深入以及教学经验的不断积累，我逐步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教学理念和风格，课件内容也日益充实、丰富。后来，我把这些教学成果整理成书，书中的内容大多脱胎于课堂上的讲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成功将教学过程转化为了学术成果。

课后与同学们交流

我在书里特别感谢了中欧的同学们。正是与他们的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才激发了我无数宝贵的思考，让我在教学与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2017年，我出任EMBA课程主任。初担此重任时，我紧张与忐忑交织，担心在我的任期内，会将中欧EMBA办成“中国第二好”的课程（中欧EMBA一直是全球最大、亚洲最早、中国最好的EMBA课程）。不过，这种担忧很快便烟消云散。因为中欧EMBA在课程管理、招生工作以及运营体系等各个方面都已十分成熟稳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所面临的挑战其实远没有想象中那般艰巨。

管理一个课程部与单纯当一名教授，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对我个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宝贵的锻炼机会。课程部涉及大量行政工作，需要管理团队成员，这就要求管理者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和领导力。虽然我并非专业出身，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我的管理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对组织理论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担任EMBA课程主任这些年，我做了一些事情，主要是继续提高课程质量，大力开发实践性课程和海外模块，在招生上，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推广力度。

最近，我很荣幸接过了张院长的接力棒，出任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20年前，我完全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在20年以后接张老师的班。现在来看，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深感责任重大。中方教务长不仅是学院的管理者，也是学院精神与文化的一个传承者。作为中欧的“定海神针”，张院长的务实作风和平易近人让所有中欧人深受感染。我希望能追随他的脚步，坚持学院“认真 创新 追求卓越”的校训，多做实事，同时也希望能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特长，为学院发展带来一点新的思路和想法。

出任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

丁奎岭理事长（右）颁发聘书

我计划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授的招聘、培养和留任。优秀的教授是学院发展的基石，我们将努力吸引和培养更多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学术造诣的教授，为他们提供优良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他们在中欧这片沃土上尽情施展才华。

另一方面，我会着重关注各课程部之间的协同合作。中欧的课程部各具特色，但又相互关联。我期待能够充分利用自己在担任EMBA课程主任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与优势，进一步强化课程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共同提升学院的教学品质与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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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很独特，研究和教学并重。很难想象还有任何其他学校比中欧教授更加重视教学，同时我们又不想只注重教学，也要同样重视研究。但对我来讲，要做行政工作，一定程度上就要在研究和教学中有所取舍。

我十年前曾向太太感慨，说自己从事学术研究二十余年，却似乎未见显著成就，往后或许就安心教书，研究就放一放吧。我太太听后，反问我道：“其他同事是怎么做的呢？”经她这一问，我立刻想到了吴敬琏老师。吴老师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55岁以后发表的。如此一对比，我顿感惭愧，但同时也深受鼓舞，意识到自己没有理由停止研究。

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只要当天没有课程安排或出差，就要抽出两个小时，专注于研究和写作。我不大会拖，人一拖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做事情贵在坚持，对我而言，每周七天都是工作日。

循着这样的节奏，过去几年我竟然完成了三本书的创作。如今，我已年届六十，倘若以吴敬琏老师为榜样，我还有30年的拼搏岁月，继续为中欧的发展添砖加瓦。

过去几年中陆续完成三本书的创作

经过30年的积累，中欧已稳居世界一流商学院阵营。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学院里学习和工作，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之一。我也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学院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相信，中欧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