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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晓琳，福建泉州人，现居上海，青年作者，电影学硕士。从业互联网，热爱捕捉当代生活切片。魏晓琳
作为一个县城气味彻头彻尾浸润进身体每个细节与每条神经的小镇女孩儿，为了不露怯、看起来对城市生活更加“游刃有余”，9年前，还是大一新生的我拖着行李箱、落地高铁站的第一秒钟，面对庞大冷漠的、行色匆匆的人群，我就决定要把自己包裹进一种熟视无睹的冷漠里。这种冷漠具体的表现是：对都市生活、现代科技、潮流文化，都作出一副习以为常的老练模样，不能表现得太吃惊，更不能像从没见过。虽然，我还是会在暗地里偷偷网上搜索：如何搭地铁？如何坐飞机？站在公路的这一侧，我要如何跨过天桥走到对面，才能顺利搭上对面的公交？毕竟上大学前，我没坐过地铁，没买过机票，住的镇子小到不需要过街天桥，只需要抬头看看红绿灯、再穿越马路就好。哦、所以呢、然后呢？这三个词，是我在大都市虚张声势的保护色，也逐渐像是我自己给这个世界加上一层模糊不清的滤镜——愈是故作镇定，愈是丧失最本能的、感受生活美好与特别的敏感触角。我们这代人，也许还很难想象50岁以后的生活。有时我也会好奇：如今50岁的人看这个世界，是否与他们小时候的热切想象相同？阿敏，五十多岁，半辈子在老家工作，30年来的通勤距离稳定在1.5公里，前半生几乎都在县城里，围着小家和女儿打转。退休后，原以为生活就此平淡，直到一个放“暑假”的机会突然摆在面前：这位30年来几乎从未请假过的女人，退休后第一年，旋即迎来了女儿在上海的工作与扎根。她想：那我是不是可以去上海，找女儿住一阵子呢？就这样，2022年夏天，五十多岁的阿敏开始谋划一次时隔12年的搬家之旅。这一搬，就是922公里，相当于在家与单位往返614次。地图上，这旅程从南到北，依次经过福建、江西、浙江，最后抵达上海。此前，她晕公交、晕高铁、也没搭过地铁。我问：“妈，你害怕吗？”阿敏说：“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刚进入一个环境一样，又激动又害怕。以后我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过养老生活？一切都是零。我从抖音里看，一直跟我讲是魔都、魔都，我就想是不是像魔术一样变换来变换去的，让你追不到。”但她还是来了。就这样，穿着翠绿衬衣、黑色七分短裤、腰间别着大红色的旅行社包，手里还拎着奶茶店的袋子充当临时包包——阿敏，带着她的“魔都”想象，闯进了上海。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发生在身边的奇妙人类观察实验：人过五十，从待惯了的县城前往上海，并在上海常住，会紧张和恐慌吗？一口气扎进生活习惯、运作节奏大相径庭的都市，会是什么感觉？我是朋友中唯一一个年纪轻轻就带着老妈来上海生活的人。印象中，会带着妈妈一起在上海生活的“外地人”，要么家庭稳定，家中有娃，母亲来大城市帮衬照顾；要么事业有成，决意在这里安家落户，于是将母亲接来同住。毕业第一年带着母亲一起租房，多少有些“不自量力”。一个典型的沪漂大学生画像，通常是这样的：四五月，刷着各种租房app找房子、找舍友。六月，终于在离公司5公里的地方，每个月掏2000块钱租到一个不带厕所的单间。八月，经历舍友洗完澡不拖地、上厕所不冲水或者大半夜不睡觉的痛苦后，在社交媒体上感叹：上海之大，竟找不到一个靠谱舍友。这原本也是我设想中的沪漂生活。直到五月快毕业时，我回了一趟家，爸妈在饭桌上突然宣布：“以后，你妈就跟着你一起去上海吧！”我有朋友听到这里后已经大吃一惊：“你怎么能忍受和爸妈一起住？岂不是很不自由！”也有朋友在收集毕业生的租房故事时找到我，听完后一边连连点头一边惋惜摆手：“你的故事特别好，可惜我们领导还是想要大学生毕业后独自租房的故事，那样的故事，更有代表性些。”与我的经历截然相反，阿敏的老姐妹们听到她要来上海待一阵子，纷纷赞叹：“终于熬出头啦！你的退休生活也太精彩了，上海是个好地方，好好享受！”接着开始连珠炮弹儿似的提问：“你女儿在哪里上班呀？你们住在哪里？每个月房租多少？每天去哪玩？有对象了吗？以后会留在上海吗？会接老爸一起过去吗？好事、好事啊！阿敏，你解放了！”每当这时，阿敏就笑得合不拢嘴，接着说：“哪里解放了，还有好多要操心的呢！找个好单位、找到好对象，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才算解放呢。”在他们的朋友圈里，退休后和儿子、女儿住在一起，含饴弄孙、共享天伦之乐，或是游山玩水、开始享受世界，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问阿敏，为什么来上海，她说：“我想到了姥姥的一句话，孩子长大了，不要放飞太远了。像我一个同事，他花了几十万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去，后面他生病了，儿子都没来看他。他一直想不通，把孩子培养得那么优秀，最后却离自己那么远。你爸爸50%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另一个原因，是大城市的新生活在向她招手：“我从小到大也没离开过家里一次。所以我也有点，嘿嘿，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作为家中的二女儿，不像哥哥能获得经济支持得以读高中、读大学，也不像妹妹能得到家中二老的偏爱，早早在父母帮助下去市区闯荡，阿敏的青少年与婚姻时期几乎都在县城中度过，一辆摩托就能在10分钟内逛遍县城的重要地点。她晕车、晕船、晕公交、也晕高铁，这些与“远方”、“长途旅行”相关的交通工具，她一概列入了“需要买晕车药”的清单里。至于我，多个人无非就是多个舍友，是7年住宿生活的延续。对刚刚经历了半年封校生活的我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以抉择的难题。于是五月底，老爸买了两张回上海的车票，行程就这么定了。从老家去上海的高铁约五、六小时，相当于一整天都在路上。阿敏把午饭装进饭店里多拿的打包盒里，用红色塑料袋套着，再装进奶茶店的保温袋，看着又是体体面面能出门的模样。“妈”我心里尖叫，“怎么又用这种超市的红色塑料袋装东西啊！我们可是出远门呢！”过安检时，我们把身上一重重汗津津的行李摘下来：单位发的大书包，旅行社送的帆布袋，多次利用的奶茶袋，鼓鼓囊囊地一一送检。过机器时，包包里的东西没放稳，哐当了一下——等等，里面有电磁炉和菜板！千万小心。这次，终于不再是阿敏站在闸机口另一侧，对我招手道别了。她掏出身份证，跟我一起穿过闸机口，笑眯眯回头，对着闸门内的老爸说：“我们走了！”从这天起，他们之间隔着922公里的距离，下一次见面将是5个月，回家过年时。一个是焦头烂额的社会新人，在集体宿舍生活了七年，即将直面工作与生活的“毒打”；另一个，是工作了一辈子的“老江湖”，鲜少离开小镇，早已习惯县城家庭生活。不过，这也确实算某种意义上的合租，只不过舍友从同龄人，变成了阿敏。在上海念书入学时，阿敏、老爸和我曾经一起逛过上繁华的街道，也就是如今社交媒体上流行的“长辈旅行路线”——陆家嘴三件套、南京东路、黄浦江轮渡、外滩……我们游走于城市光鲜亮丽的A面：极具流畅线条感的都市轮廓，夜晚打着宛如秀场的盛大灯光，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当下、尘埃与光芒同时召唤为一出华丽的都市演出。我想象：身边一道匆匆走过十字路口的高跟鞋女孩儿，也许叫Elodie、也许叫Zain，正要和来自全球各地的金融巨鳄、商场巨臂、学界泰斗共赴红毯晚宴……这五光十色的城市A面，曾如神话里诱惑人心的巨兽般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善男信女，将他们令人目眩的年轻活力、勃勃野心、聪明才智，吞吐为城市持续不断、熊熊燃烧的香油。三年后故地重游，这城市光鲜的A面尽管不曾褪色，但因其昂贵、奢侈，多少显得离我们有些遥远。走出高铁站，阿敏和我的第一站不再是经典的“长辈旅行路线”，也不再是曾经点亮了我们家族希望的高等学府，而是一处简朴至极的地铁站口。当我们走出地铁时，夜幕低垂，四周的建筑突然一下子矮了、黯了下来，稀稀拉拉的人群急匆匆的埋头往前走，飘荡着一股清冷的倦意和寂寥。阿敏的魔都想象，在迎面而来的城市B面中，一点点变得具体。接下来，我们将直奔栖身之所。然而，这也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住在哪儿？一间房，还是两间房？一张床，还是两张床？每个选择，都堪称重大。毕竟这一次，轮到我来付钱了。如果有人问，如何能找到既能满足少许私人空间、又能塞下家庭生活、还能让应届生也能付得起房租的房间？在这个出了名的高房价城市，人们发明了层出不穷的蜗居装修法与空间伸展术。走在上海街头，阿敏惊讶地感叹：“这里怎么没有阳台的？大家的衣服都晾在外面吗？”路过的居民楼，几乎都在窗户外支起了长长的晾衣杆——衬衫、裤子、裤衩和内衣，敞敞亮亮、坦坦荡荡，无一例外。果不其然，联系中介后，对方给出了这样一个选项：三千多块的房租，和31平方的一居室小房间。据说，这里曾住过一家四口：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这是一幢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房子，最高不过5层，爬楼的楼梯是木头做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乱缠的电线低垂着，一不留神，我和我妈一米五多点儿的脑袋就会撞上去。最夸张的是下雨天，积水严重时可以没过脚踝。在这里住的人，要么抱着等拆迁的心思，要么图地段的方便：对面就是家三甲医院，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每天下楼，都能经过一群退休了的大爷大妈，他们搬几把椅子在门口闲坐、下棋、晒太阳。小区里还有专门写着“上海人修车”的自行车摊儿，院门口常年蹲守好几位房产中介，大声吆喝，看见有人出来就呼啦啦一下子围上来。选这个房间的理由特别简单——带个小阁楼。有阁楼的话，我就可以睡在阁楼里，每天玩手机玩到很晚，也不怕被阿敏骂了。“你和我一起午睡吗？”“你晚上和我一起睡吗？”“今天你爸不在家，你要和我一起睡吗？”上大学后，放假在家里时，她不想自己一个人睡，就常向我发出这样的邀请，总是被我拒绝。拒绝后，她就会瘪瘪嘴皱皱眉，然后再问一遍：“真的吗？”小时候则不是如此。三、四年级时，周日中午我们会一起午睡，有时从12点睡到下午4点钟。有一个慵懒的周日，我们又是一口气睡了四个小时。阿敏醒来时看时间，笑着惊呼“怎么就睡到4点了！”说完仍然没有爬起来，而是在床上赖着。似乎长大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时刻。尽管我一再要求睡在阁楼，阿敏睡床上，但她还是在地上给我铺了层地铺，用松软的被褥叠了几层，好让它睡起来时不那么膈人。一个床上，一个床下，就这么住下了。我原以为，住在同一个房间，无非就是让我和阿敏从一对普通的母女，变成了一对不怎么普通的舍友。但很快，我意识到之前的想法有多么天真。众所周知：天底下，没有舍友不吵架。如果有，那一定是相处还不够久。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我，晚出晚归——上午九点多，晃晃悠悠的出门，晚上九点，再晃晃悠悠的回家。而在图书馆工作了一辈子的阿敏，则有另一种雷打不动的规律作息：晚上九点，她早早地入睡，早上六点多，她又早早地起床，先去菜市场买菜，再在厨房收拾，锅碗瓢盆轮番上阵，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进出时推门的动静——清晨六点，铁门吱呀后再哐当发出好大一声巨响，直把还在做梦的我惊得一跃而起。睡得太近，也是问题。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从梦中惊醒，感觉氛围有点不对劲。空调稳定的运转发出低沉的声音。第二天没有工作汇报，也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这种没有任何原因的惊醒似乎违反常理。但事实上，我就是惊醒了。我眼睛还懒懒闭着，感受着身下硬邦邦的木地板叠加了几层松软的被褥。突然，一个细弱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起床、快起床！”我一下把眼睛睁得老大，扭头一看，是阿敏，在我头顶，用气声小心地喊我起床。一瞬间，我寒毛直立，似乎都能感受到包裹着我的被子是用什么材质组成的。“你干嘛？”我甚至都说不出话，只能开合着嘴巴比口型。“我怕你老是磨牙，对身体不好。”她说。说完，她从我头顶慢慢缩回去，缩回她的床上，消失在了我的视野中。上大学以后，我不知不觉有了磨牙的毛病。只是我们太久不曾共处一室睡觉，她现在才发现。不止如此。阿敏喜欢开着门、喜欢聊天儿，有时也会邀请她的朋友们来做客，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阴沉“死宅”，从小到大抗拒一切超出预期的社交活动和寒暄。在新的地方，门呢，几乎永远都敞开着：早上起来做饭，因为房间狭小，担心呛鼻子，厨房门总是大敞着，正对着另一户人家的门，偶一回头，还能隔着铁栏杆和里面的老奶奶对视；晚上起夜，需要先开房间的门锁、跨过楼梯过道后，再打开卫生间的门锁。重重关隘下，即使是我，到后来都有些懒得关门了，任凭楼道里的各种菜香、烟味、洗澡时的沐浴露味在空中飘荡。我们的生活里，常常混着其他人、其他空间的陌生气息。这就给了其他人“可乘之机”。搬过来的第三周左右，有一天早上还在梦里，我听到有人在讲话，非常近，几乎就在我的耳朵边上——一睁开眼睛，发现是楼上的安徽奶奶。我倒吸一口冷气——清晨醒来，有人就在你的床前聊天，仿佛当你不存在似的，聊得火热。“你大儿子和媳妇儿现在好吗？”“我们一会儿上哪儿买菜去？”飘荡着安徽口音与福建口音下诸如此类的对话，。“妈！”我边喊边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你醒啦？这是楼上的安徽阿姨，快问个好。”阿敏看见我醒了，指着安徽阿姨，像过年时看见亲戚后赶紧让小孩儿打招呼的神情和语气，让如今都快30岁的我打招呼，尤其是，我还在床上，牙没刷、脸没洗、睡眼惺忪，几乎和安徽阿姨毫不认识！她们俩浑不在意地坐在我的床边，靠着床角，正在聊天。生活了20多年，突然有一天，我的卧室、我的私人空间，变成了阿敏的会客室。没有翘舌的南方普通话交织在一起，在我头顶像乒乓球比赛似的你来我往、有来有回，又像一张天罗地网，把床上本就极力裹住自己的我压得结结实实、动弹不得。漫长的20分钟，安徽阿姨终于走了。门一关，我立刻弹出被子，直起身来怒视阿敏：“我还在睡觉呢！可以不要把她们带进我的房间吗？”“她们偶尔下来坐坐，我们接待一下怎么了？也不能就赶人家走吧。”“可是我在睡觉，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还有，早上你开门的时候，声音能不能轻一点？这是我租的房子，你要是不愿意，随时可以搬出去呀！”这句话说出口后，空气突然凝滞了。阿敏默默地收拾手上的东西，没再说什么。这个瞬间，我意识到：如果是以前，我绝不会这样对妈妈说话。毕竟，以前，是我住在爸妈的房子。白墙上不许贴海报、不许画画、也不许用透明胶粘东西；出门时鞋子要摆在鞋柜上，不可以留在地上，有着各式各样的规矩。现在，却是阿敏，住在我租的房间。在阿敏的生活里，小时候和妹妹挤在一张房间里争抢被子与空间，长大后又和丈夫睡一个房间。如今半辈子过去了，空荡荡的空间对她而言，仿佛都有些太大了。奇怪的是，在话刚出口的刹那，我感到在阿敏面前聊到“一个人的房间”时，有种微妙的歉疚。我张张口，最终也还是没说什么，上班去了。这天晚上回家，我看到阿敏正在房间里垫着脚，试图往房间正中间上挂个帘子。这帘子是家里多余的窗帘，挡光时十分厚实。看到我回家，阿敏说：“太高了，我够不着。”我们把凳子放在床上，我踩着它，阿敏则在一边扶着，防止它滚动。抬头看，这房间的天花板上竟然有一道可以挂窗帘的滑轨。之前住在这个房间的那对夫妻、两个孩子，在这小小的31平方里，努力切割出了不同的小空间。他们也像这样争吵又和好过吗？挂好后，房间一分为二。阿敏得意地说：“你看，妈妈聪明吧，知道把这个窗帘带过来，现在派上用场了。”第二天，似乎一切如常。阿敏问：“今天煮地瓜粥。今天几点回家？”晚上回家后，屋子里静悄悄的。床帘里，阿敏已经睡了，但床帘外还亮着一盏灯。这灯是挂在墙壁上的旧灯，摸上去有灰，因此我们一搬来，阿敏就顺手拿抹布擦干净了。灯很昏暗，阿敏睡觉时怕光，喜欢蒙在被子里睡觉。她喜欢侧着睡，所以身体总是蜷缩得小小的，把脸埋在被子里，远远的看只有一个小鼓包，得努力找一下，才能看到她的脸。阿敏就这样在这个小小的旧灯旁，边等着我，边静静地睡着。只要是在家里点外卖，我一定不惜多花几分钟在备注里写：“辛苦挂在门把手上，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晚上十点多，晚饭没吃饱的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听着肚子里仿佛火车穿过隧道的轰隆隆声。躺着听了一会儿，头顶的床边没有动静。阿敏睡着了，呼吸悠长且富有节奏。我偷摸出手机，心虚而嘴馋地找到今日宵夜。26岁了，爸妈在家时点外卖，仍然是风险等级最高的不孝行为之一。这是一种对两个小时前刚刚辛勤做好的晚饭的一次无声宣战。很可惜，当了7年“阿北子”（在老家方言里指外地人，同样也是一种较高等级的不孝行为）后，经历了各种预制菜、重口的调料、浓厚的醇香，我的舌头已经在经年累月的外卖中变成外地的形状。据说有些餐馆为了吸引顾客，往往用重油重盐让食物迅速入味。顾客吃其他店的清淡饮食后，将顿觉索然无味。阿敏会炖好几小时的鸡汤，等我下班回家时喝上一碗。我常常觉得汤里似乎没放盐。后来才知道，老爸的身体在一次我不在场的手术后，已经不太能吃油盐，从此阿敏做饭时更是小心谨慎。家里本就清淡的饮食，如今在我的舌头里翻滚时，堪称“寡淡”。这就是一切的源头。阿敏原本引以为豪的“职工主妇”家常菜，无形之中多了几百个潜在的对手——外卖软件上，每一家精心营销的店铺、每一位以此为生的厨师、每一种源远流长的菜系，都在和阿敏争抢一条舌头，而这条舌头一天最多吃四顿饭——称其为注意力经济的家庭主妇版，一点没错。这也让我们住在一起之后的饮食磨合，一度鸡飞狗跳。“外卖都吃成习惯了，觉得妈妈的味道不好。”阿敏说，这让她产生了些许挫败感。在县城时，无论是和朋友们聚餐时露一两手，还是在和亲戚妯娌的聚会中对竹荪的做法侃侃而谈，阿敏一向以她的厨艺为豪。厨房时教我做饭时，她曾提起过在小吃店观摩学习做菜师傅们手艺的“偷师”经历，并将其作为重要的人生经验传授于我。更无措的是，她在几十年的主妇与职工双重生活中，摸索出的几道拿手菜，一下子进冷宫了：第一道，炒青菜，这在阿敏菜谱中立于不败之地，也是除了西红柿炒鸡蛋外，她教我的第一道菜。青菜洗净，切段，蒜切末，锅中倒入适量食用油，油热后放入蒜末爆香。加入青菜，翻炒均匀。加入盐，翻炒均匀即可。这道菜对厨师最大的考验，就是能否在菜市场买到最新鲜的时令菜。第二道，紫菜汤。只要不吃粥，我们家就一定要喝汤，哪怕是把前一天的剩饭剩菜加上紫菜、开水炖开，就是一道新鲜出炉的汤品了。这道菜的美味程度，取决于冰箱里还有何剩饭。运气好时，阿敏会在汤里加一些荤菜，排骨、瘦肉、虾米等等。第三道，海蛎煎，家中有客人或者外地朋友时常做，相对来说流程比较复杂，更考验技术。将海蛎洗净，加入地瓜粉、盐，搅拌均匀。锅中油热后倒入海蛎糊，摊平。待海蛎煎至底部金黄，翻面继续煎。打入鸡蛋，撒上葱花，煎至鸡蛋熟透即可。这道菜位列“家宴必备菜单”，是重要客人拜访时会有的待遇。阿敏的家常菜，重点是呈现食材原本的味道。做海鲜时，尤其如此。家里人爱吃海鲜，过年过节喜欢在菜市场买从海里现捞的“毛蟹”“虾姑”等，一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螃蟹、开大会。清蒸手法放上葱姜蒜，最多放一盘醋，正应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与阿敏不同，我崇尚电子生命哲学。每天，我打开频率最高的手机应用程序是：美团、饿了么等等，连盒马与叮咚买菜，都是只有商家做地推宣传时注册送礼物时我才勉强下载，随后马上删除。摆烂饭、白人饭、生命体征维持餐……每天，我花在食物上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却会半小时、一小时地寻找可以下饭的“电子榨菜”。于是，来到上海后，阿敏不仅被迫卷入了与也许几千个专业厨师们的同台竞技，还被迫新增了一个观测指标：我的剩饭量。对我来说，剩饭，意味着当天没有胃口，或是受到同事邀约而放弃了妈妈饭。但在阿敏眼中，这是一种对她厨艺的巨大否定。她与这种行为斗争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训斥我为什么一把年纪了还不好好吃饭，诉苦说自己做饭十分不容易，埋怨我不珍惜她的劳动成果等等。当我背负着强大的愧疚感而最终不得不搬出“妈你可以精进一下厨艺，反正退休后闲着也是闲着”的理由后，她仿佛突然有了新的努力目标——钻研厨艺。我很少关心身边的人是如何学会做饭的。似乎人人都有一两道会做的菜，但我从未深究这门古老的手艺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年复一年得以传承。在一家繁华商圈的书店里，我曾在食谱与饮食文化的书架里驻足良久。书架上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菜谱：意大利料理、日本烧鸟、台湾菜、印度菜……有些菜谱是进口书，不做任何翻译或处理，就这么筛选着他们的顾客。又有饮食文化与美食评论文集数种，其中涉及到的语言种类之丰富，所探之店之昂贵、宴请排场之豪华，无不让我感到遥远——这些书光是摆在书架上，就已蒸腾着异国他乡陌生而诱人的香气，但都不是我熟悉的热气腾腾、黄昏时放学时打开家门时，听到厨房里有人忙活着把蔬菜下锅、瞬间唰啦一下如烟花四散炸开冒出滋滋巨响的那种记忆。对我来说，食物是一种需求，暂时并不构成我审美体验的一环。对阿敏来说，食物是一道具体的题目。她决定钻研厨艺，这意味着开始挑战学习过去几十年里她从未尝试过的那些新菜系，比如说，手抓饼、本帮菜，以及新的调料方式。一开始，我会转发网上的美食教程给她，手抓饼、小零食，这类非本地菜系的“外地菜”。因为担心视频步骤复杂、暂停不便，我会挑选清晰易懂的美食教程给她。当我注意到这一事实时，已经是在吃妈妈牌自制手抓饼的第三天了。盘子里，厚厚的手抓饼面皮里，包裹着几片菜叶、一根鸡肉肠和一些稍微有些嫌厚的面饼。他的味道有点和外面店铺里卖的有些许微妙的不同，食材与食材间的“融合”有一丝若隐若现的不够融洽，咀嚼时总感觉他们各香各的。我停下来，诧异地看着手里的饼。阿敏在一边观察我很久。见我终于停下来观察食物，不无得意的说。我逐渐回过神来，才意识到最近的阿敏，在做饭时确实出现了很多以往少有的“小巧思”：菜里加上黑椒酱、饼子厚厚一沓的手抓饼，用老家的方法炸上海本地产的芋头、做虾时开了虾背炸过再炒，诸如此类。她用一种新鲜的方式开始尝试熟悉的家常菜。在哪里学的？我诧异。“问邻居，参加社区活动，加入社区里的美食课外辅导班，就这么简单。”这是阿敏第一次在偶然间提到她身处其中的“食物江湖”。此前，我一度困惑家庭主妇一般是如何建立社会关系的。但事实是，主妇有其生存之道。楼下闲坐的大爷大妈，是一个松散而紧密的群体。大家并不特地约在这里，只是各自处理好自己家里的事情后，闲着无聊，于是从家中搬把小凳子，在楼门口闲坐。刚搬来不久后的一天，楼道门口，阿敏碰见了位奶奶，头发短而精神，看起来像是刚刚打理过；与其他人黑白色的衣服不同，她穿着一件紫色的夏天短褂，很有精神头儿。她就是安徽奶奶。这日，她照例在楼下闲坐晒太阳，阿敏问：“你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菜吗？”奶奶立刻站起来，中气十足地说：“来，我带你去。”这是2022年的夏天。那时安徽奶奶已经跟着大儿子来上海十多年了，既会听上海话，也能说普通话，是一位绝佳的本地生活导游。为了演示那天的场景，几天后，阿敏特意带我走过这条“近路”：沿着小区开放的另一个并不开放的大门，沿着墙壁往前走密密麻麻的树丛里突然出现一个缺口——这里少了个栏杆。就在阿敏还在纳闷儿近路到底在哪儿时，奶奶突然做出了一件令她始料未及的举动：她找到两棵小树之间的缝隙，左脚带着右脚，身体一弓弹上小石阶，左右张望一番，往下一跃，身影随后消失在树丛中。隐隐约约，奶奶的呼唤从另一侧传来：“你下来呀，就是这里！”原来正是这一根栏杆的空缺，形成了一个足以容人通过的“小门”。从这个空缺往下跳，就能跳到大马路边上，如海浪般起起伏伏的车流声就从那一侧漫了过来。循规蹈矩了小半辈子的阿敏，日复一日认真遵守每一个规定，犹豫了一会儿，竟然也真的往下跳了。一跳下来，发现就跳在一个大爷的面前。阿敏说：“那个大爷好像还是我们小区的保安，看着很眼熟。”这种犄角旮旯的生存智慧，只能通过口耳相传和言传身教。显然，这是平常选择点外卖、叮咚买菜并拒绝与邻居发生更多社交的我所无从知晓的生存密辛。有时候，安徽奶奶会自己一个人跑到家里来，喊阿敏一起聊天。中老年妇女的友谊依旧脱不出中学生手挽手上厕所的母题，从一起结伴抄近路，发展到一起上菜市场买菜。食物，成为阿敏完善生活地图的手段。她比我更清楚附近哪里有菜市场，哪家店昂贵却货不对版，哪个老板娘好讲价哪个泼辣，哪里的土特产来自崇明、金山或者更远。她对这些无法成为炫耀性谈资的生活日常了如指掌。时不时的，她还会和小姐妹们一起学习研究如何精进一道菜。江西朋友就是这么问来的。“我跑上楼去找看她是烧什么饭菜，想找她学点美食、学点家常菜，因为她是家庭主妇，天天都在家里烧饭。”阿敏说，“不过她的厨艺一般，就是擅长做大米拌酱，还有水饺。”我恍然大悟：难怪，有一阵子我的午餐盒里都是水饺，原来都是做菜辅导班的训练成果。当然，这种食物社交也会遇上不如意的时刻。有一次阿敏专门做了老家的‘炸芋头丝，酥酥脆脆的芋头丝还带点粘牙，阿敏形容它“香香的”，炸好后献宝似的送给安徽奶奶。但安徽奶奶的反应让人失望：她嚼了几口后，直接吐掉了。阿敏事后解释说：“她喜欢奶芋头，就是黏黏的，一摸油油滑滑的那一种。但是这种芋头不会‘流鼻涕’，不像我们家那边的芋头，会流长长长长的‘鼻涕’下来。每个地方的吃法、食材不一样。在上海生活，就是你适合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和小城市没什么可比较的。”当然，如果硬是要说阿敏的做菜厨艺在邻里的帮助、社区的培训下有巨大的提升，那专业厨师教学班多半是要没法儿开张了。很难说阿敏的菜色有了质的飞跃，但是至少，她也会在菜里放黑椒酱了。我的就食摆烂症状，也在阿敏的监督下多多少少有些好转——毕竟，这条舌头的底色，还是家里的味道。上班第一年，我们办公室的姐妹平均每周会说5次以上“好想出去玩啊！好想出去旅游啊！”但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很少听到阿敏说：“好想出去旅游啊！好想出去玩啊！”正相反，我听到的经常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哪有时间玩啊？”20年前的“上班”，到底在忙什么？回忆中，阿敏除了要上班，她在忙的事情包括：在家里扫地、拖地、洗衣服、洗窗帘。走出家门，也会去距离我们家一公里的外公外婆家，帮他们扫地、拖地、洗衣服、洗窗帘。我还在上学时，她要忙碌的事情还要加上：送我去补习班上学、炖有营养的汤等我回家。都是琐碎而费功夫的小事儿。但退休后，她一下子成为整栋楼里每天都会出去玩的人。在上海的第一年，她几乎每天都会出门。上海是一个随时可以挖掘出新鲜事物的宝藏库。所谓的“逛上海”，是一个千人千面的词语。在这里，可以拆分出非常多不同的路线：二次元的上海，指的是黄浦的百联、静安的大悦城；红色的上海，是以一大、二大、三大与四大为代表的红色建筑群；艺术的上海，则以每年夏天6月份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为代表，每年热闹等候全国各地的影迷朝圣。每条路线，都折射着不同的文化品味和人群属性。阿敏在其中，属于古典派——也就是经典景点与免费公园派。她按照公众号推荐，去了很多景点，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杨浦公园、黄仙公园、虹口公园……老实说，直到来上海后我才意识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公园。记忆中，我们县城有座山头，从山脚走到山顶约20分钟，这距离已经足够划出3个公园。另一个公园就近建在山脚，周末情侣游、亲子游时，爬一座山就可以同时逛遍4个公园。而数据显示，上海现有的832座公园中，有城市公园477座、口袋公园265座、乡村公园89座、主题公园1座。这都是在我们县城不会有的大型设施。这些公园，衍生出了新的社交场景——英语角、相亲角、广场舞胜地。这里聚着大量60岁以上的老人，走来走去、锻炼身体，用方言互相交谈。在阿敏看来，这里聚着的都是“长辈”，人均大她十岁以上，在她上幼儿园时这些人都已经上高中了——并且还说着自己听不懂的方言。第一年，阿敏每天准备好午饭装在保温盒里，找到公园一处僻静的角落后，就在树荫下坐着发呆，看着其他人闲聊、下棋。“一堆一堆的人，聊到晚上的时候，要回去烧饭了。那我也跟着走了。”伍尔夫曾形容她那个年代的伦敦：“伦敦的迷人之处在于没有哪两个人是相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忙‘自己的私事’。”借用这句话形容阿敏眼中的上海，似乎也恰如其分。大学放暑假时，有时阿敏会和我一起坐公交出门溜达。小镇公交车上经常会发生这么一幕：前一站上来了几个中老年乘客后，下一站会一下子接二连三的出现了几个老朋友。“阿伯！你也来坐车啊！”“对啊，你们要去哪里？”“刚刚去镇上医院啦，年纪大了这个腿就会痛啦！” 再或者可能是有些阿嬤准备搭车，还没上车时先站在车门口大声问：“师傅啊，这个车到不到大红浦啊！”师傅若是点点头，阿嬤就扛着一个快有半个她那么大的竹筐上车，散发着新鲜海货或虾干的香味，筐外用黄色或橙色的毛巾盖住，牢牢绑在竹筐边沿。她坐下来接着大声问：“这个车开不开到大红浦的车站啊？” 与车上乘客素不相识的她并没有特定询问的对象，但总有人会热心回复：“姨婆，你到那里搭车吗？到时候跟我下车吧！”那时，阿敏面带一点得意地对我说：“你看，这就是咱们老家才会有的人情味，不像你们年轻人，坐车时一句话也不说的。”但对我来说，这反而是种奇妙的反差。上学坐高铁、参加漫展或是逛街时，常常感觉大学生在的车厢才会那么的安静、有礼貌。这背后暗含的公式是：大学生的浓度，与车厢的嘈杂度呈反比。但在上海，不管是否有大学生，一切似乎都静悄悄的，只有平静的、准时的报站声会稳定响起。对阿敏来说，世界突然安静了许多，并且多了自己听不太懂的很多语言——上海话、江浙话、全国各地的方言，以及一点点英语。坐地铁时或者看地名时，常有英文，尤其是市中心洋气的咖啡店、西餐厅。“老妈，到了上海以后，出门坐车，你要下载一个手机软件，叫做Metro大都会，它是你坐地铁扫码用的。”“咪什么大都会？”老妈捏着老花镜眼镜腿儿，眯着眼睛指着她刚下载好的手机app问我。“Metro，咩戳，咩戳大都会。”我正担心她把“大du会”念成大“dou”会时，她开口了：“没错大都会，好的，没错大都会。”阿敏习惯用脑子而不是用手机导航记住城市的道路名。每到新的地方，就要在周围边转边背：什么地方可以剪头发、怎么坐公交车、地铁每条线路会通往何处。看上去似乎千篇一律的柏油路与林荫道，她却总能准确地说出道路的名字。正因此，这些纷繁的语言和对话，对阿敏来说，藏着城市B面的毛细血管：本地都有哪些社群，哪些组织，里面分别都有哪些面孔，都一一展开在阿敏的面前，这些都是高度依赖线上地图与目的地导向、不喜欢漫无目的闲逛的我所无法获取的信息。更何况，她还有会带着自己跳墙的安徽奶奶们助阵。有几个晚上，会冒出几个我相当脸生的邻居敲开房间的门，送我们吃的。阿敏说，就是这些朋友，带着她一起逛上海——安徽奶奶带她逛杨浦的各个公园，江西阿姨带她一起去上海植物园……在这些邻里来往中，社区网络的各种新鲜事物，开始通过某种方式进入阿敏的耳朵里，山东奶奶们也一点点变得立体起来：她们并非上海本地人，也很少有这里的朋友，要么跟着自己的孩子来到上海，要么是短期内来上海打工，准备在年轻时攒够了钱就回老家，在经年累月的生活里习惯了上海的脉络与气味，却也做好了时刻抽身离开的准备。与小镇上几乎一辈子稳固的人际关系不同，大城市的人际关系，总是在不断的流动和变化中显得易碎、脆弱，并带一点不近人情的冷漠。很快，“离别”就来了。十二月，阿敏一天做着早饭时和我说，江西阿姨马上要和她老公离开上海了。回老家，可能意味着回到平凡但拥有确定性的正轨，更可能意味着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临走时，江西阿姨给老妈送了好些东西：放东西的储物架子、一辆二手自行车、便携式小凳子。这些人，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每当看到这些东西时，总感觉也继承了对方原本生活的一部分，很容易联想到原主人之前是如何使用这些日常物品并在上海生活的。阿敏开始骑着自行车满大街的逛，用透明的塑料袋盖住车子，停在家楼下时不用再担心被鸟屎滴到椅子上。第一个过年回家的春节，阿敏开始大段大段地和老爸说普通话。以往在家里时，通常的模式是我说普通话，老妈和老爸会用本地话交谈。但这次春节，换老妈和老爸用普通话交谈了。半辈子都在说方言的阿敏，明显已经习惯这套有翘舌、有平仄、还夹杂着些许外来词汇的普通话。就这样，在混杂的方言、混合的口味与混居的房间，阿敏度过了她在上海的第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