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辉丨经济学，试图解释一切

“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仅此而已（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                                          ——加里·贝克尔

其实看完这一批经济学的书籍，我接下来不愿意只从商品现象或者货币交换这一角度来讨论，那样偏离了经济学的初衷，它不单单是研究经济的一门学科，而是融会贯通了许多学科和知识的交叉学科，和社工有些类似，它能让你掌握一系列方法，不能仅仅可以应用到经济学当中还可以用来解释和解决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探讨事物的本质。那么接下来我会带着这样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经济学。

经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生而不同，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即便是在相同环境下长大的双胞胎都会有不同的性格、想法。经济一词在不同中诞生。正是因为人与人的差异进而使得人们的分工注定各不相同，所生产的物品也丰富多样，交换与贸易便自然的发生在彼此之间。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如此之大。大到深入人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从食物到信息，从劳动到资本，无处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甚至个人的价值的选择也能用经济学来分析。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运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加里·贝克尔，1976：2）这不是一句空话，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健康与长寿是绝大多数人的重要目标，但显而易见，它们不是每个人的唯一追求：由于它们与其他目标可能发生冲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也许会放弃健康与长寿的目标；经济分析表明，存在一个适度的期望寿命，这时，增加年份的效用在价值上低于因运用时间及其他资源获得这段时间而放弃的效用。因此，一个人也许宁愿做烟鬼或埋头工作而放弃身体的锻炼，这倒不是因为他忽视这样做的后果或不懂得身体健康的价值，而是因为对他来说吸烟或埋头工作比身体的健康或锻炼更有价值；如果长寿成为一种唯一目标，那么吸烟或埋头工作就不是明智之举，但是，只要其他目标存在，这样做便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不失为明智的抉择。”（加里·贝克尔，1976：8）

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揭示出许多看似不为大众理解的行为，其背后蕴含的逻辑。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观点，目标的不同价值选择也不同。这种选择的逻辑延伸到社会层面，同样适用。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倾向于重视物质财富积累，那么对于经济发展的追求就会成为主导，而非物质的精神文化层面可能受到忽视。

贫困并非一个简单的吃不起饭，没有收入可以概括的。如果一定要说与什么联系最大，那无非是食物。但有充足的食物不代表不会有贫困和饥荒，饥荒与食物的分配有极大关系。有一个非常荒诞的事实“饥荒正在蔓延，而受灾的国家或地区却正在出口粮食。”（阿玛蒂亚，1997：190）另外就是营养不良也很大程度上表示了某人正处于贫困状态（除了一些故意节食的人之外），有一句话我非常受触动：之所以存在贫困问题，是因为低收入者会为高收入者带来麻烦。并不是高收入者或者上位者多么富有爱心而关心贫困人群，更多的可能是害怕其带来的麻烦，因此把贫困和一些负面状态上升为问题。

这一个观点其实和《企业、市场和法律》这本书所讲的观点极为类似，或者说科斯提出的这个经济学观点能够应用到方方面面。“一个新发现的山洞的所有权。山洞是用于贮藏银行账簿，还是作为天然气贮存库，或种植蘑菇，并不取决于财产法，而取决于银行、天然气公司和蘑菇企业哪一个能为使用山洞支付最高价。”（科斯，2014：136）所表达的意思放在贫困中就是上位者如果放任贫困人群越来越多和给与贫困人群一定的福利让他们不至于变成不稳定因素相比。那么后者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才有了贫困这一问题。

另一个有趣的观点是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所说：“一种反对罚款的意见认为，由于罚款这种惩罚形式实际上允许违法者像购买面包和其他商品而支付货币那样购买一种违法，因而罚款是不道德的。”（加里·贝克尔，1976：62）那么我们根据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出专业的结论：利益、福利及做好事者的规范分析可以同损害、违法及违法者的分析对称进行。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其实都可以明码标价即便是违法犯罪也是如此，只是支付的代价不同。像现在生活中的灰色产业其实就是犯罪成本远低于犯罪收益而诞生。只要违法犯罪的成本大于其所得利益，那么这种行为将极大减少，让违法不合算。这同样也验证了目标不同价值选择也会不同这个观点。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观点：最优的思考逻辑是什么？“所以，在所有的人类事务中，如果一个人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些事务,他便会注意到,要取消一种便利而没有另一种便利出现，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所有的讨论中,他都应该考虑到何种选择涉及更少的不便利,他应当把这当作更好的行动方针来接受;因为他不可能发现有任何清楚明白而不受质疑的问题。”（布坎南，2017：43）换而言之就是在思考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是否适用时，只比较两者谁的优势是极为片面的。更重要的是比较两种政策方案的缺点那个更能够被人所接受。因为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永远都会有新的问题诞生，那我们的思考模式是否应该更偏向于对于背后问题的比较，而不是更注重所带来的便利和优势。

当布坎南在《同意的计算》中提到“两个以上的个人发现,合力完成某些共同的目标,对彼此都有好处。在某种非常实在的意义上,他们为获得共享的产出而“交换”投入。因此,他们都会发觉,他们进入一种政治“交换”并把资源投入建设这一共同物品,这对彼此都是有利的。”（布坎南，2017：18）

我发现经济与政治的交织密不可分，并且给我理解政治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回过头来看威尔逊在《政治与行政》中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将政策制定与执行视为两个独立领域，但在经济学视角下的政治过程本质上是资源配置的权力博弈。政治决策本质是“集体行动必定是由个体行动所组成”（布坎南，2017：3）因此，政治与经济相同都遵循着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不论是政府在制定政策还是干预市场，其背后的逻辑就是维持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之间寻找平衡点。

即便是把视角拉大到国际当中也是一样，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同样是基于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考量。无论是贸易协定还是地缘政治博弈，本质上都是各国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策略选择。透过经济看政治，我们能更清晰地洞察国家行为的动机与逻辑。

当我们把经济学视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思维工具，而不是学科的一种束缚时，其带给我们的是一套理性的滤镜，让我们发现在人类复杂多样的行为背后蕴含的权衡本质。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超越学科壁垒，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博弈论框架与政治学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的价值诉求相结合。正如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分析延伸至家庭、犯罪等非市场领域那样，我们也要学会用这种思维解读教育选择、婚姻决策甚至环境治理。

经济学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帮助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建立起理性决策框架，在多元的价值冲突中寻找动态平衡点。这种思维能力的培养，或许比掌握具体的经济模型更为重要。毕竟，在充满权衡的现实世界中，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只有更审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