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Foreword
格蕾丝·奥古斯丁（Grace Augustine）是英国巴斯大学管理学院的商业与社会学副教授。她从研究生阶段起就开始研究可持续发展，特别关注像高校这样的大型组织如何减少浪费并减轻其他气候影响。然而，该领域可供参考的纵向历史研究数量有限，这使奥古斯丁对组织内部的环境变化是否能产生显著且持久的影响力产生了疑问。
奥古斯丁与阿尔伯塔大学战略管理、组织与社会学教授迈克尔·朗斯伯里（Michael Lounsbury）合作，着手对一个成功案例进行分析——高等教育中垃圾回收制度的建立。此外，麦克默里大学（MacEwan University）创业与创新副教授莉安·赫德伯格（Leanne Hedberg）和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助理教授崔泰英（Tae-Ung Choi）也加入了研究团队。他们聚焦于一个已经消失的群体——回收协调员。这一设施管理岗位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和加拿大学生的草根环保运动的推动下设立。在新论文中，研究人员探讨了回收协调员的工作是否产生了长期影响力。
他们获得了一个包含原始数据的“宝库”，能够查阅445所北美高等教育机构长达25年的对话记录。一个创建于1995年的活跃在线论坛为回收协调员提供了跨组织合作、分享想法和支持彼此的空间，也为研究人员打开了一扇了解他们日常工作的窗口，以观察其如何应对复杂的操作和物流挑战。
奥古斯丁说：“这些数据并不是为研究而设计的，也没有为了回答研究问题而精心设计的问卷。相反，这些数据是日常对话，来自于人们能够在网上畅所欲言的时代。”
研究人员面临着一个不寻常的问题。他们收集了超过9000页的单倍行距文本，数据量过大，这在定性研究中极为少见，因为定性研究通常通过访谈或单一案例民族志研究构建小型数据集。为了处理这些来自高校回收联盟（College and University Recycling Coalition，CURC）论坛的大量对话和消息，他们采用了一种机器学习抽样算法，以识别相关主题并剔除数据中琐碎的内容，如回收箱的摆放位置。通过训练算法，他们能够评估这些变化是否在长期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力。鉴于围绕“漂绿”现象的大量批评，以及许多研究表明社会倡议在短期内能产生积极结果，他们的研究重点是理解下游效应（downstream effects），并确定倡议的压力和承诺是否带来了规模化且持久的改变。
“如今，我从可持续发展经理那里听到，他们非常感谢回收协调员，”奥古斯丁说，“这让我想到了环保努力中的一些无名英雄，以及普通员工如何能够在改变组织方面发挥作用。”
研究团队还对回收协调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这些协调员累计拥有长达141年的工作经验，现已全部退休。在这些前员工分享回忆并反思自己的角色时，研究人员与他们讨论了初步的研究发现，以更好地理解回收协调员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如今，回收协调员角色的消失正是他们取得实质性成就的证明，而他们已被高校聘请的可持续发展经理所取代，致力于实现更雄心勃勃的环境目标。
“‘如果我成功了，就会让自己失业’是可持续发展领域长期流传的‘真理’。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这确实是事实，”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可持续企业教授安德鲁·J·霍夫曼（Andrew J. Hoffman）说，“回收协调员试图在其机构内部建立新的运营实践。”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告别了自己的职业。但这不应被视为失败，而是进步。
完整研究请见由格蕾丝·奥古斯丁, 莉安·赫德伯格, 崔泰英, 迈克尔·隆斯伯里撰写的《浪费？社会倡议支持的职业的下游效应》（Wasted? The Downstream Effects of Social Movement-Backed Occupations），将于《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发表。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5年春季刊
原标题：How Regular Employees Became Recycl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