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 | 求变即求真:不拘绳墨的杨志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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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人类灵魂深处的语言,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在《库艺术》年度主题中,我们隆重推出“特别关注”栏目,旨在聚焦当下艺术界的璀璨星辰,展现他们的独特思考与创作成果。


本栏目中呈现了一批在当代艺术领域具有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艺术家及其作品,通过高清图片和深度解读,将带领读者走进他们的艺术世界,感受他们的创作灵感与独特思考。这些艺术家们以不同的媒介、形式和风格,展现了当代艺术的多元与包容,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创新与活力的艺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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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凌
Yang Zhiling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硕士。原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兼职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杨志凌以十米长的水彩作品创造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尺幅。他的流彩作画和水洇彩痕方法重构了全新的绘画语言体系,实现了颠覆性超越。杨志凌建立的《意念反射》创作理念与实践,在图像时代让艺术走出了一条新路。杨志凌建立的《人化自然》创作理论与实践,让艺术进入了人文思想理论范畴,有推动社会文明的作用。杨志凌的“自然”艺术之道是“悟”与“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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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住你! 
纸本 · 综合材料 
118×80cm
2024





“特别关注”个案研究


求变即求真:不拘绳墨的杨志凌

CHANGE AS TRUTH:  YANG ZHILING  

UNBOUND BY CONVENTIONS


文/梁舒涵、杨冰莹



后现代主义思潮以降,在“反对宏大叙事”已从学术正确跃升为某种“政治正确”的当代文化中,不反思、不怀疑,不否定,直接“追求真理”竟然成了众矢之的。特别是对于当代艺术而言尤为如此,艺术的“精神性”往往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如果表现任何题材,则必须集中在环保、性别、种族、身份等有限而固定的几样“国际化”议题,仿佛唯有这样方能“正确”,才能获得被关注的理由和机会;而不表现任何这样的议题则只能以纯粹的抽象掩盖其形式虚无,或以纯粹的“个体体验”掩盖内涵虚无。那么,有无可能在当下的艺术中找到个人化与普遍真理的交汇点呢?实际上,在艺术史上,以艺术表达真理的作品并不在多,而通过艺术追求真理的艺术家则更是少之又少,杨志凌即是一个讨论艺术家与真理问题的独特案例,因为他近年的艺术实践,在过程性、物质性、游戏性三个方面都体现了对于真实与本质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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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光

纸本 · 综合材料 

76×53cm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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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云
纸本 · 综合材料
99×73cm  
2024


米开朗基罗说:“每一块石头内都有一座雕塑,而雕塑家的工作就是发现它……我看到了大理石中的天使,我通过雕刻将其释放。”探寻艺术的真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真理”也存在着不同的层面,是缓慢展开的历程。它并非一种慷慨激昂的宣言,也不是某种一蹴而就的壮举,而是在老老实实的工匠般的劳作中层叠出现的过程性体验。这一点也体现在杨志凌近来的创作中。他的每件作品几乎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打磨,因此是制作与时间的产物。他的工作室仿佛是一间实验室,里面充满了各种看似与艺术无关的工具。但在他的操作下,却都被调用来为其艺术服务,产生了画笔无法取得的效果。例如在《锈坑》(2024)或《晾在空中》(2024)中,他先将铁网覆盖在经过水迹处理的纸面上,然后再根据环境的湿度,适当在铁网上喷洒催锈剂,从而形成强烈的斑驳感。如此繁复的创作过程正是艺术家的兴趣本身,因为在一个观点泛滥的媒体环境里,艺术并不缺少话题和迅速包装而来的所谓“含义”。杨志凌深知,单纯的“含义”是单薄的,艺术是在制作的磨砺中涅槃而得到升华,绝非为其指定某个命题那么简单。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Fry)所言有理:“从社会、宗教、心理学、经济学或历史学的关系来谈论艺术通常比谈论艺术作品本身要容易。”在杨志凌的作品中,意义正是过程所赋予的,它是在其与画面的反复摩擦、交融、锤炼之中逐渐浮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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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坑

纸本 · 综合材料 

84×65cm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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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在空中

纸本 · 综合材料 

81×69cm 

2024



“过程性”的另一个层面在于其开放性。杨志凌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并不预先设定一个完结的终点,即使作品已经达到某种令人满意的效果,他依然不会认为这件作品已经“完成”,更不会将其束之高阁。因为一旦头脑中迸发出新的观念和灵感,他就会立即在作品上实施行动,从不吝惜改变其以往的面貌。特别是近些年来,他格外追求“一画一法,一画一格”的创作方式。在每一件作品中都力求磨擦掉旧有的痕迹和已经建立的符号。通常,“擦除”自我的痕迹对艺术家而言是痛苦的,因为找寻符号本身就是极其不易的事情。但令杨志凌乐此不疲的恰恰是勇敢地放弃符号、放弃舒适,让自己永远走在探索和打破的路上。他的创作过程充满了反复和不可预测,他将作品视为一个开放的场域,它随时等待并迎接新的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意义变迁。因此,对于杨志凌而言,作品是面向未来敞开的,其意义是多元且不可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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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壳上市

纸本·综合材料 

43×205cm 

2025



作品是意义生发的载体,同时作品也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这种物质性一方面体现在艺术创作所使用的媒介材料上,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艺术家本人的身体痕迹。前者属于艺术的本体论的层面,后者则是艺术家主体性的反映。近年来,杨志凌逐渐改变了以往任水性颜料在纸面流淌的自动化创作方式,转而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肉身性”(corporality),主动甚至强势地去改变媒介材料。他摒弃传统的创作工具,转而使用木工锯、金刚石锯、瓦工用的皮锤、凿子、冲子、水箱、甚至鳄鱼嘴防滑踏板。杨志凌之所以使用这些看似与艺术无关的工具和器物,正是出于其对作品物质性的关注,他需要反复试验不同工具在画面上的使用效果来达到自己再现的目的。而在锤打、拉扯、打磨、折叠、剪裁、搬挪、浸泡等一系列“体力劳动”中,他与媒介材料之间形成了一种激烈的碰撞与对抗,通过这种对抗,艺术家的激情、力量、观念、冲动等主体特质才得以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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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谁说不会忘记

纸本·综合材料 

97×77cm 

2024



值得注意的是,“物质性”和“观念性”在杨志凌看来并非一对对立的概念,因为“观念”必须经由媒介产生。关于这一观点,最掷地有声的表述来自批评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他认为“所有艺术都存在一种共同的努力,即扩展媒介的表现潜力这种努力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和观念,而是要以更强烈的直接感觉去表达经验中不可约减的要素。”(《走向更新的拉奥孔》)。物质即媒介,是艺术经历了哲学化(如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之后的必然复归。如果说艺术的真理来自于理性真理和感性真理的统一,那么媒介就是这种统一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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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揭不知道

纸本 · 综合材料

78×54.5cm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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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良专家

纸本·综合材料

82×52cm 

2022



可以说,杨志凌对于作品物质性的探索已经超出了某个具体画种的限制,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仅仅滞留于艺术“器”的层面,其旨归仍然是人性与社会之“道”。他近年的创作更加紧密地从自身经历和体验出发,用纸、布、金属、药剂,并采用刻、敲、撕、褶等一切能够想到的手段“倾诉”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态度——尽管每一次的再现都并非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而常常是在幽默而直白的标题下巧妙、诙谐地隐藏着晦涩的幽默。例如《无良专家》中,他在一幅由两个色调组成的拼贴的画面左下角粘贴了一只蘸水钢笔和一枚生锈的铜钱,加之画面上部的那枚流苏,顿时说明画面上的一团暗红色褶皱的学位帽象征,由此“仕不为禄”的理想便在这样调侃的画面中骤然变成了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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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遍天下

纸本 · 综合材料 

18×193cm 

2023 


(请横向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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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原理还出现在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中。《索遍天下》是一幅狭长形的构图,其中杨志凌用类似于拓印的方法将粗麻绳的肌理以副片的效果呈现在较硬的纸本上,然后再将这些纸本沿着边缘撕下,竖排在一起,并整体粘贴于全黑的布面上。绳索显然有勒索和绑架之意,这既是字面意义,也有象征含义。但就其效果而言,仿佛是这些绳索在黑暗中放着暗红色的光,看起来好像是一座由之叠加而成的纪念碑,记录着某种束缚与伤痛构成的集体回忆。与之在构图上形成呼应的是作品是《天天检测的日子》,其中他将长条形的纯白色薄纸以刀刻的方法进行菱形镂空,形成类似于拉花的质感,然后再将这一层经过处理的纸不规则地粘贴在处理成血迹斑斑效果的底色上。以此赋予了这件作品不同的观看视角:从正面看去,好像是大量医用检测用纸;但从侧面,则可以透过镂空隐隐约约看到其下的“血迹”。艺术家并没有试图籍由此题获得过度的联想,而仅仅是用艺术的方式记录下自己在特定的阶段的某种独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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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检测的日子一

纸本 · 综合材料 

104×13cm 

2025



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物性存在于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进程中,而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不仅让我们可以专门去思考物品、器具和作品,而且也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一般意义上的一切存在者。”(《艺术作品的本源》)。杨志凌坚定地认为,艺术的物性与其本真的存在有关。在对物的西西弗斯式的反复打磨中他寻求着艺术的真理,而画面于他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平面,而是充满了物性潜能的实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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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人生

纸本 · 综合材料

112×52cm 

2025



那么,艺术的“内核”是什么,艺术的本质又是什么?无论是在哲学还是艺术领域,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经久不绝。德国学者席勒(Johann von Schiller)和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指出,艺术的本质与游戏相通,即美感和艺术都产生于一种“游戏冲动”,这种冲动是建立在“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相调和统一的基础上的,是一种和谐、自由、无功利和目的性的精神状态。“感性冲动”追求绝对的实在性(即物质压迫),而“理性冲动”则要求将万千世界统摄于普遍规律之中(即精神压迫)。因此,无论偏重于任何一方,人都难以产生审美愉悦,只有处于“游戏冲动”中才能够达到艺术的自由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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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安放自己的灵魂

纸本 · 综合材料 

74×62cm 

2024



杨志凌本人似乎很少直接谈论这样的终极话题,但其创作方式却极具“游戏性”的特征。他既反对在外部世界的风潮之中亦步亦趋,又极力避免陷入自我创造的某一特殊符号画地为牢。为了克服这种“外部强制”与“内部强制”,杨志凌常常将自己沉浸在“游戏性”的行为中,不断地探索新的材料与创作方法。例如,除了撕、刻、剪等较小范围的操作外,他还尝试了一种“盲画”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运动最大限度地参与创作,这样可以更彻底地“摆脱”已有的自己:即手持展开的纸张,根据大致的预期在钢锯上进行划、刮。例如,作品《何处安放灵魂》就是用这种方式制作而成,但最终的画面则是划痕的反面。其中最为清晰的一个形体是螺旋桨,以此显示这是一幅从飞机上俯视的场景,在飞机的下方是一片乱山岗,没有可安全着陆的空地。杨志凌借此比喻的是当代人无处安放的心灵和躁动的灵魂。这种“危机”感不仅存在于当今的现实世界,更是当代人类精神状态的写照。实际上,他多年前的两件作品也是以隐喻的方式表现了这种危机感,一件是《N个景阳冈》,另一件是《哪里也不安全》。前者是用半抽象的手法表现了无数的陷阱和危机重重的社会景观,故名;而后者则是用写实手法,表现了森林大火中无处藏身的猴子的窘境。两件作品与近期的这幅产生了意义上的共鸣,其最为显著的区别是《何处安放灵魂》涉及到更多的身体参与,是以实际行动生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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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王的新衣
纸本 · 综合材料 
71×34.5cm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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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亮了

纸本·综合材料

77×57cm 

2024



如此,他通过自己“游戏性”的动作,既让作品带有鲜明的意图,又在画面上保持了模糊的隐喻,而不失作品的独立性,不至于成为某种“观念”的配图。指涉是写实的,而效果却是抽象的,这样的例子在他的非叙事性作品中比比皆是,例如《山大王的新衣》《天快亮了》《猎人信条:只要有动静就先撂倒它!》等。与此同时,游戏性的创作方式也将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形式与内容统一为一体,使其在艺术的自由世界中实现自我去蔽。每一次看似游戏似的动作都是不可完全重复的,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裂痕,由此所带来的临时感、不确定性也就成为抵制规训的手段。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参与、渗透、介入到几乎一切领域的当前,人的主体性实则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殆尽。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渗透”未必是单纯的科技发展使然,更涉及到政治性博弈和社会规训的需求。人的独立性正在变成一种虚幻的想象,因为有机的“意识”正是被置换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身体行为就显得愈加弥足珍贵,是对抗算法蚕食人性、走出所谓“政治性抑郁”的途径。当我们的神经元突触正在被改造成数据,当自由意志逐渐沦为算法投喂的幻觉,杨志凌用钢锯与纸张的暴力冲突,在数字废墟上重建艺术的领地。那些充满身体温度的作品,不仅是当代精神危机的病理切片,更是人性复归的路线图。在这个意义上,杨志凌已经用他的“游戏”行为回应了那个终极的问题:艺术的“内核”始终是那份未竟的救赎事业,其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对异化的警觉与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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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信条:只要有动静就先撂倒它!

纸本 · 综合材料

93×67cm 

2024年



必须承认,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中,保持精神的独立和对本质的追求是困难的:追求本质容易被扣上“本质主义”的帽子,而“多元论”也蜕变成了“意义”的对立面。如果只允许“多元”,其他都不可以,那么,这和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讽刺性名言“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一些比其他的更平等”又有何区别?而敢于在这样的文化舆论环境中提出艺术应该追求真理和本质的主张无疑是冒险的;另一方面,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声称自己表达的一切都发自内心的主张则又有可能招来“浪漫主义幻想”的标签,因此,杨志凌的艺术和创作思路无疑面临着双重压力——但这不也正呼应了康德发出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何为启蒙》)的号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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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蛋糕的泼皮

纸本 · 综合材料 

93×55cm 

2025



回望杨志凌早期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的艺术之路是一个不断蜕变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他从事写实性水彩创作,展现了扎实的学院派功底;在进入新千年之初,他却义无反顾地转向了抽象绘画,尽情进行形式实验;在十年探索之后,他又将自己的创作推向一种无为而治的境地,追求水性颜料的自由流淌和自动化的创作方式;而如今,他再一次突破自我,跳出业已成型的风格框架,专注于媒介材料的物质性与艺术家身体性的对抗,以一种游戏性的姿态打破了艺术的边界。因此,尽管杨志凌的大部分作品为纸基,但却很难用某个既定画种进行归类,甚至也不应被归入“综合材料”“平面装置”这样概括性较强的类项里。这样的艺术面貌也正呼应了当今社会的复杂交错以及人性本身的综合性。事实上,他的作品不仅与以往艺术史上出现的任何作品都不同,而且也与自己的过往作品进行了“诀别”,支撑其变化万千的形式探索的基础始终是对社会现实的反馈,正如他的作品名称那样,不去刻意套用唐诗宋词来附庸风雅,也不采用生僻概念来故弄玄虚,而是真诚、直白、不加修饰地直抒胸臆。四十多年来,他的创作方法不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追求本质的初衷却一直没有变。他艺术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过程性、物质性和游戏性向观者表明:艺术的真理不是猛然间发出莫须有的呼号,也并不是窃窃私语的呢喃,而是永恒的变化,因为求变本身就是寻求真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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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脑袋都是套

纸本 · 综合材料 

91×54cm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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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的套牢
纸本 · 综合材料 
79.5×40cm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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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想吃这么胖呀?
纸本 · 综合材料 
85×71cm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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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害模式

纸本 · 综合材料

71cm×34.5cm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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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省略号)
纸本 · 综合材料 
70.5×34.5cm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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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袋里的一家
64×96cm 
纸本 · 综合材料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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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公平

纸本 ·  综合材料 

70×98cm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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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老板
纸本 · 综合材料 
95×56cm 
2023



本文作者简介:

梁舒涵,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CIHA)青年主席。
杨冰莹,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