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期经济发展趋势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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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财经观察

2025-03-31 21:25发布于北京

导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5年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25年和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维持3.3%，低于2000-2019年的历史平均水平3.7%；中期内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而短期内的风险则呈现分化态势。IMF驻华代表处原首席代表Steven Barnett与现任首席代表Marshall Mills在IMI举办的最新一期“大金融思想沙龙”上就全球中期经济发展趋势及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发表主题演讲，围绕中国以结构性改革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实践路径、全球经济分化格局下的增长重构逻辑、人工智能革命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深远影响等话题展开讨论。观点认为，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效率释放的“制度红利”已成为超越单纯技术创新的新增长极，而多边机制创新与数字治理框架建设是应对全球化裂变的战略支点。与会人员同时探讨了中美印生产率路径差异、技术革命分配效应、债务风险转化机制等八大前沿议题，为理解全球经济治理演进提供多维视角。“IMI财经观察”特别推出本文，以飨读者。


注：本文观点来源于2025年3月4日举办的“全球中期经济发展趋势主题研讨会”暨“大金融思想沙龙”（第246期）。

Steven Barnett：中国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路径
一、多边合作的双赢逻辑：中国实践与全球共同福祉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几十年来的全球治理实践，多边主义框架始终是应对复杂经济挑战的基石。当前全球化进程正面临双重结构性冲击：其一为单边保护主义的制度性回潮，其二为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价值链重构。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确证：非合作策略将导致集体福利损失，而协同机制则可实现帕累托改进——这一理论推演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中国的发展正是多边合作的典范。通过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腾飞，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IMF作为多边机构的核心使命之一，便是推动此类合作模式的深化。信息透明化与共识建构机制是消弭认知鸿沟的关键路径，无论是应对经济失衡还是气候变化，唯有创新合作机制、坚守多边原则，才能实现“所有人变得更好”的愿景。这一价值取向既是IMF的政策制定基准，亦应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原则。
二、中国的发展奇迹：改革驱动的增长
改革是增长的源泉，而非所谓“奇迹”。通过剖析1995年至2019年的数据可见，中国的人均收入从1980年仅为发达经济体5%的水平跃升至2023年的35%，这一成就的本质是系统性改革的成果。以加入WTO和90年代国企改革为例，数千万劳动力从低效农业转向高生产率工业部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TFP）在入世初期达到3.7%的峰值。
然而，当前增长模式面临结构性挑战。过去依赖资本积累与出口拉动的路径逐渐失效：2001-2010年投资贡献显著，2011年后消费一度成为主力，但疫情后消费增速持续低于GDP，暴露出可持续性隐忧。与此同时，TFP贡献率已降至1.9%，劳动力红利消退进一步凸显效率提升的紧迫性。
从供给侧分解增长动力可见，资本投入仍占主导地位，但其边际效益递减与信贷风险上升形成制约。相比之下，服务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如创新转化不足与部门间壁垒）成为新瓶颈。数据显示，尽管中国服务业生产率有所提高，但资源配置效率的负贡献（如亮马河治理背后反映的公共资源优化）表明，改革需从“量”转向“质”——通过市场化机制释放存量资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增量投入。
这一转型启示说明，未来的增长将更依赖TFP，而TFP的提升需深化改革，尤其在打破服务业壁垒、完善竞争环境、激活国内市场整合等领域。正如北京从污染河道到宜居城市的转变所揭示的，改革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数字增长，更是人民福祉的切实提升。
三、生产率提升的核心：结构性改革与资源配置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增长奇迹并非偶然，其核心在于两次关键改革：90年代国企改革推动2000万-3000万劳动力从低效农业转向高生产率工业部门，以及加入WTO后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这一过程中，资源配置优化——而非单纯的技术突破——成为生产率跃升的主因。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的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跨部门转移带来的效率提升远高于技术创新贡献。
然而，当前的经济增长面临结构性瓶颈。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虽是大势所趋，但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显著滞后：尽管细分领域的创新活跃（如金融、信息技术），但资源配置效率呈负贡献（IMF研究显示，2005-2015年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约40%，但仍仅为美国的60%）。这一矛盾凸显，未来的改革需兼顾创新与资源优化。例如，劳动力从工业转向服务业时，若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引导，可能导致“高创新、低效率”的失衡局面。
IMF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国服务业内部存在显著错配，如教育、医疗等领域行政壁垒限制资源流动，而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如电商）则呈现更高生产率。这一现象印证了改革的紧迫性：只有打破制度性障碍，才能释放存量资源潜力。正如90年代国企改革的经验所示，艰难但必要的结构性调整，始终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
四、改革展望：信心与挑战并存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一表述突破常规，将宏观经济学术语直接纳入政策纲领。为实现这一目标，报告指明四大方向：
其一，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延续中国增长奇迹的核心逻辑——90年代国企改革与加入WTO的经验表明，劳动力与资本效率的提升源于市场化机制，而非行政主导；其二，打造法治化、市场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如2000年前后改革窗口期的成功实践，通过制度性保障激发私营部门活力；其三，构建公平竞争生态，打破国企、民企与外资间的隐形壁垒，推动效率导向的资源分配；其四，深化国内市场整合，消除区域分割与行业垄断，释放“大市场、大循环”的规模效应。
这些举措直指当前增长瓶颈。尽管中国通过结构调整创造了“改革红利”，但未来TFP的提升需更大突破——例如服务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等。IMF研究显示，若改革到位，中国仍可通过存量资源效率释放实现增长跃升。
中国政策体系展现出显著的动态适应能力，从亮马河治理到人均收入跃升，改革的终极目标始终是民众福祉的切实改善。尽管外界对中国中期增速预测存在分歧，但历史证明，唯有持续深化改革，才能将“增长奇迹”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韧性”。这一进程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改革者的手中。
Marshall Mills：全球生产率困境与增长重构
一、全球增长分化与疫后挑战：贡献率、伤疤效应与通胀差异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呈现显著分化格局。尽管各国应对疫情等冲击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增速整体仍处于放缓通道。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测算，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间呈现趋同趋势，其中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体量及生产率动态尤为关键。数据显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较历史峰值略有下降，但仍居首位；印度贡献率持续上升，美国则作为发达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发挥重要作用。
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加剧了增长不平衡。发达经济体在财政刺激的推动下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产出水平。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复苏进程明显滞后，部分原因是资源动员能力不足。IMF研究指出，2015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率已系统性放缓约1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在疫情后进一步强化。例如，低收入国家面临更持久的增长缺口，导致债务负担加重，并减弱了减贫力度。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做得都要好，美国在产出方面也表现良好。然而，美国面临日益攀升的债务负担。
通胀成为另一重要分化维度。中国维持了相对较低的通胀水平，而美国尽管实现了产出复苏，但实际收入受通胀侵蚀显著——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相比疫情前有所下降，加剧了社会压力。这一差异凸显了政策工具与结构性韧性的国别差异，也为理解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中国突围与低收入国家的停滞困境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生产率增长呈现显著分化。发达经济体受危机冲击最深，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美国是一个例外。尽管近年略有回升，但仍未恢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新兴经济体（除中国外）同样经历类似轨迹——生产率在危机后短暂达到峰值，随后进入下行通道。若将中国从新兴经济体中剥离，其整体生产率表现将进一步弱化。相比之下，中国成为全球生产率增长的突出亮点，尤其在资源配置与技术转化效率上表现卓越。低收入国家的处境更为严峻。其生产率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稳定下滑，导致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未现收敛迹象，全球经济的“趋同效应”在此类国家中几近失效。
进一步分析生产率拖累的根源，资本形成不足是一个因素。发达经济体私营部门资本投入普遍放缓，尽管中国在生产率方面面临类似趋势，但下降幅度相对温和。全球范围内，部分低收入地区，如非洲和南亚，尚呈现微弱增长。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资本形成降幅相对低于其他同类国家，但仍对生产率构成压力。这一现象表明，单纯依赖资本扩张的增长模式已接近瓶颈，效率提升与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
三、创新、资源配置与AI革命：全球生产率提升的三重路径与潜在风险
提升生产率的核心路径需多维度协同。研究表明，创新是重要驱动力，但并非唯一解。正如Steven所指出的，优化资源配置——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从低效部门转向高效领域——同样关键。美国与韩国的历史经验表明，高效的资源分配机制（如市场主导的行业调整）能够显著提升生产率，尽管这一过程伴随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的阵痛（如部分行业失业与新兴领域岗位创造的失衡）。
当前挑战不仅来自内部效率问题，外部风险亦不容忽视。IMF量化分析显示，公共债务对增长的拖累虽存在，但远低于“碎片化风险”（如全球贸易体系分裂、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影响。积极因素同样存在，结构性改革（如延长退休年龄、促进劳动力流动）、技术突破（尤其是人工智能应用）将成未来关键。全球多国已积极布局AI领域，其在制造业自动化、服务业效率优化等方面的潜力，或为生产率跃升开辟新路径。
延申讨论：全球生产率变革与治理挑战的八个关键议题*
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核心动能何在？
研究显示，要素配置效率对TFP的贡献率已超过单一技术创新维度。基于东亚经济体发展轨迹的实证分析表明，破除制度性壁垒促进要素跨区域、跨行业流动，可释放出超预期的增长潜能。当前数字技术迭代正催生新型要素组合模式，但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的摩擦成本可能抵消部分效率增益。
二、技术革命的分配效应如何破题？
自动驾驶等AI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揭示了创新扩散的"双刃剑"特性——在提升产业效率的同时，可能引发结构性失业与社会矛盾。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革命窗口期需要前瞻性的社会保障体系重构，特别是建立与技能更替周期相匹配的再培训机制。有分析指出，数字税、全民基本收入等制度创新或将成为缓解技术性分配矛盾的关键工具。
三、多边机制如何适应新全球化需求？
面对地缘政治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新型合作框架需在三个维度突破：建立技术标准互认的"数字丝绸之路"，构建人工智能伦理的跨国治理平台，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的仲裁机制。典型案例显示，区域性数字贸易协定的先行先试，可为多边规则重构提供实践样本。
四、中美印生产率路径差异蕴含哪些启示？
全球生产率格局呈现中美印三极特征：印度侧重资源再配置效率，美国依托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则呈现“配置效率+创新能力”双轮驱动特征。三国模式映射出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后发经济体倚重要素再配置释放追赶效应，技术前沿国家依赖创新生态维持领先优势，转型经济体则需平衡制度变迁与创新能力培育。值得注意的是，过度依赖单一驱动路径可能引发"边际收益递减"，混合驱动模式的制度成本控制成为新研究焦点。
五、全球经济"疤痕效应"如何消解？
疫情造成的供应链创伤与预期转弱仍在拖累复苏动能。最新研究强调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中的"非对称风险"——新兴市场面临的资本流动波动性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建议通过扩展IMF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强化区域货币互换网络等方式构筑风险缓冲层。
六、信任赤字如何侵蚀增长根基？
技术领域的"可信鸿沟"正在改变投资决策模式：企业对跨境研发投入趋于谨慎，青年群体在职业规划中更侧重风险规避。重建信任需构建三重保障：建立技术转让的第三方认证体系，完善跨国争端解决的快速响应机制，推动ESG标准的全球统一框架建设。
七、债务风险与增长困局怎样破局？
发达国家债务GDP占比突破警戒线引发连锁担忧，传统财政整顿手段面临政治可行性挑战。前沿研究提出"增长导向型债务重组"概念，通过定向投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将债务转化生产力提升资产，但该方案需要央行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精密协同。
八、中国经济转型如何重塑全球化格局？
从"技术学习者"到"模式输出者"的角色转变，要求重构国际合作范式。重点领域出现三个趋势性变化：数字经济出海从产品输出转向生态赋能，绿色技术合作从单向转移转向联合研发，产能协作从成本驱动转向标准共建。这既带来新机遇，也考验着制度型开放的系统设计能力。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执行董事魏本华,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执行董事张之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贲圣林，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宗鑫等出席本次沙龙并展开深入研讨。

观点整理：强皓凡、余植巽、田歌

监制：安然、李婧怡




责任编辑｜李锦璇、阎奕舟

主编｜安然 李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