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的客厅”与文人往事

2025年4月1日，是古建筑学家、诗人、工艺美术设计师林徽因（1904—1955）逝世70周年。1931年至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租住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后改为24号），他们的客厅，是那个年代北平最著名的文化沙龙之一。

老北京典型的四合院

1931年10月，梁思成和林徽因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寓居于靠近东皇城根的北总布胡同3号。这是一座老北京典型的两进小四合院，整体宽敞明亮，典雅幽静。高高的围墙内，院子四边各有一排平房，屋顶灰瓦铺成，院子之间以青砖铺设的走廊连接，正中有一个美丽的垂花门，由一道中央门廊通往北院。屋前有几棵海棠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丁香树，院中有一个小小的花坛，里面种着鸡冠花和喇叭花。

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这样描述当年的温馨之家：“我记得，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北面的院子中踱步，院里有两棵高大的马缨花树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妈妈和爹爹住在这房子里院（北面）的一排北房，房前有廊子和石阶，客厅在正中央，东头是他们的卧室，卧室同客厅（玄关部分）之间有隔扇。西头是他们的图画室，周围有许多书架”，“妈妈喜欢在客厅西北角的窗前书桌上静静地写作。那时她总是用毛笔和毛边纸。她的字体有点像外公的字体——王羲之体的秀丽小楷”，“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妈妈喜爱的窗前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

梁再冰的弟弟梁从诫也有类似的回忆：“中式平房中，几件从旧货店里买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残破石雕，还有无数的书，体现了父母的艺术趣味和学术追求。”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客厅比其他的房间要大，坐北朝南，兼作书房，布置幽雅，是他们生活、读书、会客的重要场所。北墙正中悬挂着一幅蒙娜丽莎的画像，两边是梁启超手书的魏碑体对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靠南窗的位置，放了一组柔软舒适的沙发，茶几上摆设一个花瓶，里面插着时令鲜花，传递出女主人的浪漫情怀。窗框的下层已然换成玻璃，视线通透，不仅可以直视窗外的景色，隆冬时，更能接纳一片温暖的阳光。窗框的顶端悬着一卷纸帘，晚上轻轻垂下，室内外顿时成为两个天地。

1930年代，国内时局动荡，然而，林徽因以她的学识、智慧和富于个性的审美情趣，将自家的客厅营造成学界友人的精神家园，为她和她的朋友们创设了充满张力的文化空间。

情系一生的异国知音

1932年初，酷爱中国文化的美国青年费正清为完成自己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史》，与女友——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的女儿费慰梅一起赴华游学。

这年秋，他们在北平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在北平美术俱乐部外国人举办的画展上，邂逅了同在参观展览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费氏夫妇很快成了梁、林家的座上宾，尤其是费慰梅，黄昏时候，喜欢一个人独自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去找林徽因喝茶聊天：“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通过梁、林，费氏夫妇还结识了执教于清华、北大、燕大的一些知名教授，给这对年轻的异国夫妇提供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在那间客厅里，费正清、费慰梅不仅领略了林徽因朗诵中国古典诗词时抑扬顿挫的神韵和魅力，而且多次聆听到她品析中国古代诗歌同英国济慈、丁尼生和美国维切尔·林赛作品的异同。林徽因对这份跨国友谊同样珍视有加，她在他们分别后写的第一封信中（1935年圣诞节之后）倾诉说：“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在你们俩真正在（北总布胡同）3号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需要营养，而你们的‘蓝色书信’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

1934年8月，费正清、费慰梅邀请梁思成、林徽因赴山西汾阳峪道河避暑度假。其间，他们结伴调查汾河流域8县40余处古建筑，实地考察那里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这也为费正清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奠定了根基。抗战爆发后，梁、林颠沛流离,生活异常困难，费正清夫妇闻讯后汇款予以接济，还常常寄去一些贵重药品。林徽因个性高傲，向来不愿接受别人的馈赠，然而，因为彼此心心相印的真挚友谊，她一改惯例，接受了他们的援助。费正清夫妇后来在美国还帮助梁思成联系出版了融入他毕生心血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英文版，并推荐他的论文在美国权威刊物上发表。

女主人是沙龙的核心

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社交圈子的日益扩大，北总布胡同3号一度成为京派文人聚会的主要场所之一。到这里聚会的不乏北平知识界的学者、教授、作家，尽管他们专业不同，但丝毫不影响彼此在真挚友谊下的精神对话。

每次聚会，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和核心。她于文学、建筑学、艺术皆有精深造诣，其广博的知识、机智幽默的谈吐、激情四射的活力，给每一位参与者都留下了难忘印象，诚如费正清所言：“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绕着她转。”

林徽因善于捕捉并制造话题，拥有控制场面和调动情绪的本领。她指出作家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刻画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而不应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诚实比题材新颖、结构完整和文字流丽更为重要……客厅内迸珠溅玉、笑语欢声，“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客厅”得名于冰心的小说

众所周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得名于作家冰心的一篇小说。1933年9月27日，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小说描写细致，刻画了一批衣食无忧、自命清高的专家教授，在国难深重的时代依然充满笑语地谈论文学、艺术和美学的情状，笔触看似调侃，却不无讥讽。

虽然这是一篇虚构的小说，但彼时的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作品影射的是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然而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危在旦夕，梁思成、林徽因放弃舒适的生活，不辞辛劳、不畏艰险，奔赴河北、山西、山东、浙江、陕西各地，投身于古建筑考察、调查和研究。

冰心的小说或许侧重于政治意味，主观上亦无恶意，但毋庸置疑却刺伤了林徽因的自尊心。小说发表时，林徽因刚从山西调查大同古建筑和云冈石窟回到北平，她当即作出回应，派人给冰心送去一坛山西陈年老醋。采用“‘醋上’加醋”的手段表达心中的不满，倒亦十分契合林徽因的性格。

这一“公案”是否属实，今已无从考证。冰心晚年在谈话中解释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她的照片。”但林徽因与冰心由此结怨，后来几无往来，甚至影响到他们周围的朋友，也延续到后辈身上，却也是事实。

善解人意开导沈从文

因为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林徽因与沈从文自结识后就成为真挚不渝的朋友。

一次，沈从文在婚后陷入感情的漩涡而不能自拔，将自己的婚外恋向妻子坦白，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沈从文束手无策，痛苦不堪。1934年2月的一天早晨，他满脸郁闷，几乎是哭着赶到梁家，找到林徽因，请她帮忙出主意。

虽然沈从文比林徽因大两岁，但这并不妨碍他向林徽因敞开心扉，寻求安慰。林徽因耐心倾听着，随后，从女性的心理出发帮他分析、梳理，“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及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林徽因开导、劝解沈从文，鼓励他把这些思考转移到创作上去。

2月27日，林徽因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说道：“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林徽因对朋友遭遇情感波折而苦恼不堪的劝慰，让沈从文感动之余又深受启发，不由得产生知己之感。

萧乾眼中的林徽因

1933年9月，还是燕大学生的萧乾,经沈从文之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蚕》，林徽因读后很是激赏，主动联系沈从文，让他邀请萧乾这位文艺青年到“客厅”做客。

11月初的星期六下午，萧乾特意梳洗一新，在沈从文的带领下，羞怯怯地跨进北总布胡同“太太的客厅”。萧乾先前听说林徽因患有严重肺病，可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却发现她根本不像个病人。

那天，林徽因穿了一套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费慰梅去郊外骑马），对萧乾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一下子让萧乾拘谨的神态和窘促的心理烟消云散，以致半个多世纪后，萧乾对自己与林徽因的首次见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她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还健谈”，“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

1935年7月，萧乾被天津《大公报》聘用，先后参与“小公园”和“文艺副刊”的编务，他常造访“太太的客厅”，听取林徽因的编稿意见，并向她及其他名家约稿，不久，萧乾在报界和文学界声名鹊起。1936年，林徽因又鼎力支持萧乾举办的活动，亲自从“文艺副刊”已刊作品中精选出30篇小说，汇编为《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梁思成、林徽因踏上南下流亡之途，曾经备受关注的“太太的客厅”，成为了人们绵绵的回忆。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