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会厌恶女性主义？网络上“反女权”情绪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1919 年的新文化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也孕育了妇女解放思想。彼时的女性解放，是民族独立和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革命如何定义“新中国”，也就如何塑造“新女性”。1949 年以后，女性被纳入宏大叙事中。“妇女能顶半边天”不仅是口号，更是政策引导下的实践逻辑：女性与男性并肩成为“建设祖国”的主力军。在这一时期，性别差异在公共领域被压平。只要所处的阶级地位相等, 妇女就能与男子一样 ,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

    8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到来，重新赋予了性别差异社会意义，女性开始被作为“性别群体”重新定义，并与男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时期，以李小江为代表的几位女学者，首次提出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是男性统治自然和控制女性的过程，并对“女性主义”与“母权”的冲突进行反思。在工作场所中, 她们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 在这里 ,她们成了社会的“第一性” ,而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她们却要担负起家庭主妇的角色 ,充当社会的“ 第二性” 。虽然公共领域出现了男女平等的政策，父权的影子依然笼罩在私人领域。

    90年代下岗潮中，女性由于“好管理、不闹事、有家庭责任”等印象女性而被优先下岗。此间主流话语更出现吊诡的"超前论"，将日本主妇模式包装为现代化样板，试图将女性完全推回私人领域。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女性的问题终于被接受为世界性的、人类社会的问题时，全球性别议题——从性别暴力、性别主流化到性少数议题——才集中涌入中国公共话语场，“gender（性别）”一词开始逐步替代“women（妇女）”成为政策与研究的主语，性别平等被纳入国家发展议程。

    网络时代的到来，撬动女性主义的传播与行动可能。网络2.0时代的社交媒体生态将用户从“信息接收者”变为“内容创造者”，微博、豆瓣、小红书等平台成为女性主义议题的发酵地。一批年轻的女性主义者，以“女性主义行动派”的面貌登场，通过#MeToo运动、月经羞耻讨论等议题，将性别暴力、身体自主权等议题推入公共视野。

脱口秀演员-菜菜

    然而，女性主义并没有因网络平台而一劳永逸地获得胜利。

    一方面，它日渐多元化，也愈加分化。在今天这个看似“人人都是女性主义博主”的时代，女性主义既成为一种时尚标签，也是一种营销策略，深入影视、文学、广告、流行文化各个角落，成为“显学”。当代主流“普世女性主义”将原本旨在拆解父权结构的激进理念，逐步转化为强调“自我赋能”“美好生活”的消费性话语。它不再试图改变世界，而是提供一些“让你感觉良好”的生活方式建议。它无害、可控，甚至有利于市场与主流文化的吸纳——而正是这种“无害性”，可能正在悄然剥夺女性主义最本质的批判性力量。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也并非全然友好，有人专门假扮女性发表极端言论，故意制造性别矛盾，把水搅浑后反手给女性主义扣上“挑事”的帽子。这些套路看似低级，却让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

    同时，反女权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愈加响亮，许多女性主义者不仅面临来自传统观念的攻击，也遭遇了“网络喷子”的围攻。

    为什么部分男性，会厌恶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通过倡导性别平等和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直接对抗了霸权男性气质中的权力结构，本质上是在松动男性长期占据的优势地位。媒体、制度和文化中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往往将女性主义描绘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威胁者”，让不少男性觉得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

    回归日常生活，一些男性虽然口头上表示愿意学习并支持女性主义（详见《好东西》里面的赵又廷饰演的前夫》）

    但他们常通过一些无意的言语和行为来维护自己的男性特权。这些行为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

    男性往往表现出愧疚、冒犯、受害感和意图辩护等情绪。一些男性将愧疚转化为积极行动，参与性别平等实践，但某些男性感到自己被女性主义的刻板印象冒犯，期望被视为盟友，而非加害者。

    有些人也将自己的困境与女性的压迫进行对比，忽视了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表示“男人压力也很大啊！”——却绝口不提职场晋升、政治话语权这些实实在在的性别差距。

    一些男性将性别不平等归因于过去的历史，认为“情况已经比以前好得多”，不理解现在的女性主义为什么还要更多的权利，这种说法将焦点从当下的性别不平等转移到已取得的进步上，弱化了对现状的批判。

    还有人会觉得性别差异根本无法消除。这使得不平等变得理所当然。

    部分男性批评女性主义“缺乏客观性”，说什么得有数据、要理性。他们特别喜欢拿男性学者写的“理性”文章做参照，批评女性作者情绪化、主观。但对“女人不适合当领导”这种偏见从不较真。

    现实中人们或许并不会把性别矛盾每天挂在嘴边，但虚拟空间的反女权声量却日益增多，网络厌女症表现得尤为明显。

    网络厌女症大致有两种表现形式。首先，在技术、游戏和政治这些男性主导的领域，知名女性常常成为恶性攻击的对象，遭遇人肉搜索、侮辱性言论。而另一种表现则是日常网络幽默中的恶俗厌女情绪，它通过喜剧梗图、讽刺评论和都市词汇等方式渗透，尤其是在一些“懂王”的嘴里，女性本身被描绘成极端、幼稚、不理性，甚至以外貌、智力来性别化贬低。（或许你也听说过“女生学理科还是比不上男生”“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你是女生，怎么能懂得这些复杂的事情？”“女人不懂政治”“原来是女司机，怪不得”这些话吗）

    反女权者还会妖魔化女性主义，可以分为四大策略：一是将女性主义者污名化为“异常女性”，通过攻击外貌、婚姻状况、道德观念等来强化传统性别规范；二是将女性主义诉求扭曲为“西方文化入侵”，指责其威胁中国的传统文化；三是通过将女性主义与极端主义联系，来污名化女性主义者为“反国家”的危险分子；四是批评女性主义者为“假女性主义”，贬低其为“键盘侠”，认为她们并未真正推动社会变革。这些策略，既转移了对性别不平等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反女权的合理性。

    反女性主义与父权制的权力体系紧密交织，成为维持男性主导地位的核心工具。它并非仅仅表现为对女性的反感或厌恶，而是通过文化、制度和行为的交织，将女性系统性地贬低、控制和压迫，以确保男性的权力优势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