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财银社
文章 | 贾茹
编辑 | 何碧
在天津银行2024年的财务答卷中，一组关键数据勾勒出这家区域性银行的生存图景，总资产规模突破9259.94亿元，以10.1%的增速向万亿关口迫近；贷款余额4407.79亿元的扩张与存款规模5009.57亿元的蓄势形成双轮驱动；38.29亿元的净利润虽仅微增1.6%，却在行业净息差收窄至1.47%的逆风中守住正增长。
更具深意的是，在资产质量指标上，1.7%的不良率与169.21%的拨备覆盖率构成微妙平衡，既展现了风险防控的表象韧性，又暗含资本充足率持续下滑至9.53%的隐忧。
而41.3%的绿色贷款增速与12.7%的普惠小微贷款增幅，则昭示着政策导向与商业理性间的战略取舍，辅以每10股1.368元、同比增长14%的现金分红承诺，共同编织出传统城商行在转型阵痛期的多维生存逻辑。
在利率下行周期中，天津银行的净息差从2022年的1.74%持续收窄至2024年的1.47%，这一降幅（27个基点）显著高于同期上市城商行平均水平。
尽管该行将原因归咎于"响应国家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数据透视显示更深层次矛盾，2024年贷款平均收益率下降49个基点的同时，存款付息率仅降低7个基点，资产负债两端价格调整的非对称性暴露其负债管理能力的短板。
更值得警惕的是，利息收入占比从2021年的78%降至2024年的65%，而填补这一缺口的并非可持续的中间业务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在2023年骤降6.9%后，2024年虽回升但仍未突破2022年水平。
真正支撑营收增长的是波动剧烈的投资收益，该项数据在2023年财报中暴增84.6%，但在2024年又骤降11.1%，这种依赖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收入结构，本质上是用市场风险置换信用风险，与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原则形成根本冲突。
在非息收入的具体构成中，终止确认金融资产收益的剧烈波动尤为突出，2023年该科目收益净额骤降69.6%至0.3亿元，次年却激增700.6%至2.46亿元，这种非连续性变动难以用常规业务扩展解释。
结合其2024年"压降非标债权投资"的表述，可推测存在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进行收益前置的操作。此类操作虽符合会计准则，但将未来现金流折现为当期收益的做法，实质上是牺牲资产久期换取短期报表美化，后续资产池质量恶化风险可能反噬利润表。
表面稳定的不良率掩盖了风险迁徙的暗流，逾期贷款总额同比增长42%至126.89亿元，其中逾期1-3年贷款激增102.8%，逾期3年以上贷款增长72.9%。
这种"账龄老化"趋势与不良贷款认定标准可能存在时间错配，按照现行五级分类规则，逾期90天以上贷款应至少划入次级类，但该行关注类贷款余额反增28.6亿元至151.7亿元，暗示部分应降级贷款仍滞留于关注类。
这种风险缓释方式虽能暂时美化监管指标，却导致风险处置窗口期被压缩，2024年关注类贷款迁徙率若按行业均值20%测算，将新增潜在不良贷款30亿元，相当于现有不良余额的39%。
在风险抵补能力方面，拨备覆盖率微升1.35个百分点至169.21%，看似稳健实则暗含玄机。细究其信用减值损失变动，2024年计提规模同比下降2.4%，这与贷款规模增长11.3%、逾期贷款激增42%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采用递延法测算，若维持2023年拨备计提强度，2024年拨备覆盖率应达175%以上1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会计选择，虽能短期提振利润，却削弱了风险缓冲垫的厚度。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房地产贷款风险敞口，该领域不良率已从2023年的1.09%攀升至1.41%，考虑到房地产项目风险暴露通常具有3-5年滞后期，当前计提标准是否充足值得商榷。
在资本管理维度，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22年的10.38%持续下滑至2024年的9.53%，距离7.5%的监管底线仅剩203个基点的安全边际1这种消耗速度与资产扩张模式直接相关，2024年风险加权资产增速（11.3%）是净利润增速（1.6%）的7倍，揭示出规模驱动的粗放增长本质。
更值得警惕的是资本补充结构的恶化，2024年发行的150亿元金融债虽暂时缓解流动性压力，但二级资本工具占比过高导致总体资本成本上升，与净息差收窄形成双重挤压。若按现行增速测算，2025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可能击穿9%的心理关口，届时或将被迫选择股权融资，这对市净率长期低于0.6倍的港股上市银行而言，无异于对现有股东的权益稀释。
在资本使用效率方面，净资产收益率（ROE）从2022年的5.86%下滑至2024年的5.67%，与总资产增速形成背离，这种"规模不经济"现象源于多重因素，一是高收益资产占比下降，2024年对公贷款平均利率较零售贷款低120个基点，但前者增量占比达84%；二是运营成本刚性上升，成本收入比维持在45%高位，数字化转型投入尚未形成有效产出；三是风险调整后收益失真，若将关注类贷款按50%权重计入风险资产，实际RAROC（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将降至4.8%以下，低于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天津银行近年着力打造的"五篇大文章"在报表中已现端倪：绿色贷款余额344亿元、科技企业贷款160.5亿元，这些符合政策导向的资产投放确实改善了社会声誉。
但会计视角下的成本效益分析显示，绿色金融内部收益率（IRR）较传统贷款低80-100个基点，且风险缓释工具不足，这部分资产可能成为未来息差压力的新来源。
在零售转型方面，"智慧通"场景建设虽新增40.73万客户，但个人贷款余额反降12%，说明获客质量与信贷转化之间存在断层，这种"虚假繁荣"在成本核算时往往被均摊，导致单客运营成本虚高。
更具争议的是对捷信消费金融的5亿元股权投资，该交易确认方法选择直接影响当期损益。若采用权益法核算，每年需计提减值准备（捷信2024年不良率超6%）；若归类为FVTPL（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则可利用估值模型平滑波动。
这种会计政策选择空间，可能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考虑到消费金融行业整体进入下行周期，该笔投资未来减值风险不容忽视。
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金融机构正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报表数字的每个细微波动都折射出中国城商行群体的集体焦虑1当规模增长的光环褪去，唯有回归财务本质，在风险计量、资本约束与价值创造间找到动态平衡，方能在新一轮行业洗牌中守住根基。毕竟，财报的墨线可以校准数字的偏差，但真正的价值重生，需要整个组织肌体的深度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