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赫鲁晓夫的一相情愿与毛泽东的过激反应
1958年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潜艇舰队脱离海岸进行远洋航行的愿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外出潜艇与本土的通讯和联络问题，那时还没有卫星，只能依靠无线电台。在此之前，苏联海军经过反复讨论，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讯质量没有可靠和稳定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台，分别承担与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他不想因此造成尼赫鲁的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印关系。对于海南岛方案，赫鲁晓夫认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况且中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于是，1958年1月6日，苏联国防部的普拉东诺夫海军上将致函中国的海军司令肖劲光，试探性地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同时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
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1954年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3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1957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叻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海军便与苏联有关方一面联系、商洽，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
建立长波电台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但如何建立呢？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射台和远程收信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资以7000万，中国出资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4月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作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一五二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主张，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出钱自己办，平时可向苏方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来人，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会议确定将苏联的建议交海军和总参通信部研究并提出意见。5月23日军委再次开会，确定不同苏联合办长波电台。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
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查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为了不影响勘查设计工作的进行，彭德怀建议，同意苏方来人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6月7日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施加压力，“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特别加了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的固执态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6月12日，彭德怀正式给马利诺夫斯基复信，再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定。6月28日，苏联海军通信部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一个人专家小组来到中国，并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苏方仍然坚持由中苏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费用可以双方各承担一半。随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多次洽商，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意见。7月21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讨论的精神，又一次致函马利诺夫斯基，重申了由中国自行建设的原则“欢迎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就在这一天，苏方又提出了“联合舰队”的问题。这个建议是针对中国要求提供海军援助而提出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解决长波电台问题的一种变换方式。
通过《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国陆军和空军发展新式武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海军自然不甘落后。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肖劲光向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提出了援助中国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的问题。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回到北京后，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于1958年4月向彭德怀和军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已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提供的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于是，在彭德怀和军委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同日，周恩来还批转了聂荣臻关于开始研制核潜艇的具体方案。聂荣臻报告说，“关于设计和试制原子潜艇问题，二机部刘杰同志曾与该部苏联专家谈过，专家表示，他个人愿大力支持。”
7月12日，尤金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晚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尤金，苏方有使馆参赞安东诺夫和魏列夏金，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参加。尤金说明，他刚刚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尤金谈了中东局势、南斯拉夫、帮助中国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及苏联国内经济情况等4个问题，会谈持续了3个半小时。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海军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毛泽东立即指出，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合作社”的问题。尤金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即抓住联合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
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尤金随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于天亮发出。
第二天上午11时，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去谈话，这次参加的中方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委员——毛泽东似乎是在强调，他的谈话表达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谈话内容的主要部分现已在中国正式发表，当时，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除此之外，毛泽东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借题发挥，指责苏联，发泄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对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不满情绪。苏联参赞魏列夏金的回忆录补充了许多在中国发表的文献中被删节的内容——主要是对苏联的指责，如在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在中国使馆安装窃听器；苏联前任大使罗申在中国外交部发展情报员；贝利亚与高岗勾结，多次派人与高岗联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通过非法渠道收集情报等等。此外，彭德怀也插话，讲述了在签订中苏远东防空协定时，苏方利用中方代表不懂俄文而骗取签字的错误做法。尽管毛泽东一再声称，这些现象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但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天”，“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中苏两国关系、两党关系”有关。他们感到“心情沉重”，并认识到“对中国的政策不完全理解，过高估计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对国家利益的差异估计不足”。
正是感到问题严重，尤金在谈话中一再解释，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关于所有权、租借权、指挥权的问题，一概没有谈到，也没有说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中国同志研究具体措施。尤金还主动提出，他赞同最好是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此外，尽管毛泽东强调要将他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赫鲁晓夫，但尤金在整理谈话记录时，还是特意删去了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潜艇问题不能得到真正解决，那么，可以不举行会晤”这句话。尤金对此的解释是：“我干嘛要使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冲突起来呢？”不过，正如尤金自己的感受以及他所预料的一样，毛泽东的谈话确实使莫斯科感到震惊和不安。赫鲁晓夫在与尤金通电话时相当激动地说：莫名其妙！并问到：毛泽东是怎么啦？赫鲁晓夫认为他需要当面向毛泽东解释清楚，但因当时为解决中东冲突的访美行程已定，无法立即与毛泽东举行会谈。
显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尤金请求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7月21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约见了尤金。尤金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说，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认为苏方在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方面似乎提出了某种政治条件表示很奇怪。刘少奇问，苏共中央是否提出帮助中国建立舰队要以舰队归苏中两国共同所有为条件。尤金十分明确地回答说：苏联方面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条件，而且连一点暗示的迹象也没有。接着，周恩来对一长波电台问题提出质问，尤金仍然表示，苏方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政治性条件。刘少奇说，照他的理解，苏联方面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了。尤金回答说，上次会晤他在通报情况时已谈过此事。于是，刘少奇对此表示赞同，并再次提出，中国方面请求帮助建立中国的海军舰队，但正像毛泽东所说，如果苏联不能给予这种帮助，那么，中国可以收回或者推迟提出这一请求。最后，尤金通报说，赫鲁晓夫近期不能来华访问了。风暴似乎过去了。
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放心。当他确信在巴格达公约国家的伦敦会议上没有提出人侵伊拉克的问题后，立即取消了美国之行，秘密赶到北京。
四、中苏两党会谈的表面结果与潜在阴影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宣称“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然而，这些言辞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这次事件留在双方领导人心理上的潜在阴影。
7月31日下午5时至9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赫鲁晓夫首先絮絮叨叨地对苏联为何提出潜艇舰队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赫鲁晓夫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过“联合舰队”或“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是尤金转达有误，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于是，毛泽东在发了一番牢骚后，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双方约定，以后“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接着，赫鲁晓夫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他推托说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是军方提出的。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海参威、千岛群岛和北海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
这次会谈的气氛虽然是紧张和敏感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同样表现出毫不客气，但已经不像对待尤金那样激烈和粗暴了。毕竟，赫鲁晓夫是上门来解释问题和承认“错误”的。而赫鲁晓夫把所有问题都推到尤金大使身上，当然不是因为尤金突然中风，而未能参加这次会谈。赫鲁晓夫显然已经感觉到，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在中国领导人当中引起的反应，其激烈和严重程度足以影响整个中苏关系，而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找一只替罪羊——1959年初，尤金离任回国。从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看，尤金并没有歪曲赫鲁晓夫的意图，他的失误充其量是在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后，没有立即转弯、改口，反而进行词不达意的解释，结果使毛泽东抓住机会，大发雷霆。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确实都是经过苏共领导人研究后提出的，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中国沿海为苏联远洋潜艇舰队谋求一处停靠的基地。不过，所有这些考虑完全是针对美国的，而绝非有意控制中国。正如戈尔什科夫向赫鲁晓夫解释的，苏联海军坚持要在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基地就设在夏威夷群岛、中途岛，尤其是在菲律宾和台湾。一旦出现危急情况，苏联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可以在中国港口停泊和修理，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往返的时间，提高了海军的战斗效率。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也回忆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苏联本土打到美国的西海岸，于是海军就想搞一个潜艇舰队，可以对美国实施导弹袭击。这样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停泊，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进行联络。他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建立了联合舰队，苏联的核潜艇得以在南太平洋游弋，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了。
的确，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更没有设想要通过建立长波电台或联合舰队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控制。问题在于，当时苏联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对付美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感受。赫鲁晓夫想到的是，“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中苏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同盟条约，而且长波电台和修理基地对中国海军也是需要的，再说根据礼尚往来的原则中国舰队也可以使用苏联的基地。“无论我们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所以，对于这个建议，“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不会有什么困难”。甚至在接到尤金的电报后，赫鲁晓夫还认为“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赫鲁晓夫才承认，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赫鲁晓夫曾亲口对儿子说“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并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本身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是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如此看来，毛泽东的反应则显得过于敏感了。虽然在一个长期遭受外国侵略和凌辱的国家，从民族感情上讲，对于苏联这样的建议有受到伤害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苏联的盟国，特别是作为一国领袖，毛泽东对于一个具体的建议表现得如此激动，怒不可遏，却是难以理解的，其中似乎另有原因。现在来分析，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固然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之间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
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早就心存不满，只是碍于当时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朝鲜战争使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猛然提高，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革命资历又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首领，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苏联的威信受到打击，而毛泽东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赫鲁晓夫渡过了难关。苏联党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至少在国际共运中北京已经可以同莫斯科平起平坐了。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相比，年他在苏联的境遇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这种时候，毛泽东怎能甘居被人指挥的地位，又怎能容忍赫鲁晓夫再重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就以苏联租借的旅顺海军基地为例，年中国曾主动要求苏联海军延长驻守旅顺口的期限，甚至在年苏联提出提前撤出旅顺基地时，毛泽东还曾表示犹豫。因为那时中国的力量还不强大，地位还不巩固。现在不同了，毛泽东虽然一再申明社会主义阵营还要“以苏联为首”，但实际上这个“头”凡事都要与中国党进行商议。至于中苏两国的关系，莫斯科此时更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例如，就在苏联提出长波电台问题的同时，中国要建立一个水声学研究站，并需向苏联购买一艘700吨的水声科学研究船。聂荣臻于7月12日给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李强复电说，此事已经中央批准，“现决定我们自己在榆林建立水声研究站（不是中苏合作建），所需设备请苏方供应，费用由我们偿付，但凡国内能解决的应自己解决”。“建站技术及研究工作请苏派专家来我国具体指导，所获资料可互相交换。”如果赫鲁晓夫稍微留意一下此时中国在类似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恐怕就不会如此冒失地提出问题了。
对于莫斯科来说，的确没有任何征兆预示着将有一场风暴来临，但毛泽东却是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由尤金汇报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完全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为此，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名批评最多的是斯大林，其次还有贝利亚、莫洛托夫、米高扬、罗申等等，但惟独役有对赫鲁晓夫本人提出任何指责，甚至在许多地方还表示了对赫鲁晓夫的赞赏和感谢。毛泽东的策略是成功的。
首先解决的是长波电台问题。8月3日，彭德怀和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即《八三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内容是：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的来华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苏联需要使用该电台的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同年11月，双方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提供设备器材和派遣专家的合同。1959年9月13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着8人专家组来到中国，与中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开始投人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工程设计。1960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设计方案后，施工部队开始进人施工现场。
其次解决了防空协定问题。在7月31日的会谈中，彭德怀指出，苏联原来起草的防空协定不平等，对两国友谊不利，故中方没有签字。马利诺夫斯基表示，此事可以重新审议。经双方商定，于11月20日在沈阳开会。为了给苏方一个台阶下，陈毅在彭德怀的送审报告上还特别批示，要淡化处理，把责任说成是下面人员的。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佩尼科夫斯基和外贝加尔军区司令克列伊泽尔与沈阳军区司令邓华进行磋商，并签署了《关于雷达兵相互报知协同计划》和《防空兵力兵器在边境地带的协同动作计划》。随后，经两国国防部批准实施。
最后，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也得到了顺利解决。赫鲁晓夫回国以后，很快于9月8日致电周恩来，同意向中国海军提供技术援助，并提议派代表团进行商谈。经过谈判，1959年2月4日在莫斯科，海军司令苏振华和曾任驻华总顾问的苏联代表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629型导弹潜艇、633型鱼雷潜艇、205型导弹快艇、183型导弹快艇、184型水翼鱼雷快艇和P-11型弹道导弹4枚、15型飞航式导弹2枚，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共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了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苏联的60名专家随即来到中国，协助开展设计和仿制工作。大部分技术资料和部分设备材料也陆续到货。这一协定的执行，对于中国海军从常规武器装备逐步向新的动力装置和导弹武器过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了，中国得到了期望中的援助，赫鲁晓夫也认为解决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并对这次访问的结果十分满意。然而，中苏关系并未因此好转，反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毛泽东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无疑使赫鲁晓夫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尽管中苏之间继续保持着政治上的一致性，但毛泽东的言辞和做法在赫鲁晓夫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在双方缺乏相互信任感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做出的出乎意料的举动都可能刺激对方，从而引起双方关系进一步趋向恶化。此后中苏关系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先是中国在事前未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炮击金门，并拖延向苏联提供坠落在中国境内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接着是苏联暂停按《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愤怒谴责；以后是中国未同莫斯科协商而在中印边界采取的军事行动使赫鲁晓夫恼火，而苏联在中印冲突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也激怒了北京；中苏领导人之间1959年10月在北京和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的直接冲突，终于导致中苏两党公开分裂。最后，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轻率举动，不仅意味着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最终夭折，而且使得中苏同盟条约也成为一纸空文。
本文无意追究中苏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责任所在，不过，研究的结果对于理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点确有一些启发。在不少研究此期中苏关系的论著中，动辄就提出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类似的状况，不仅存在于中苏之间，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中朝和中越之间。因此可以认为，中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未能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反而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而无须过分追究哪一方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