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仁贵
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1期
战时盟国对大屠杀袖手旁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和领导人因没能在纳粹屠杀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时采取适当营救行动而饱受指责与批评。据估计，开展救援行动并不会消耗多少战争资源，却能拯救相当数量的被迫害者。当时，美英等国担心犹太难民涌入可能造成社会问题，对于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基本只作口头抗议。1938年7月6—15日，来自32个国家的代表在法国埃维昂召开国际会议讨论犹太难民问题，史称“埃维昂会议”（Evian Conference）。然而，盟国普遍不愿接受犹太难民，多米尼克共和国是会议上唯一愿意接纳犹太难民的国家。美英两国对犹太人的态度具有代表性，美国国务院在犹太难民获取签证方面设置多重障碍，美国媒体不愿公开报道纳粹暴行，英国也持类似态度。为避免阿拉伯世界倒向德国一边，英国非但没有放宽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限制，反而出台《麦克唐纳白皮书》，继续收紧移民政策。
图为表现战时美国拒收犹太难民的漫画 本文作者/供图
从1942年初开始，盟国陆续收到有关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可靠证据。从德占区出逃的波兰流亡政府特工扬·卡尔斯基的报告十分重要，该报告提及纳粹德国清洗华沙隔都，以及系统灭绝犹太人的行为，是西方有关大屠杀消息的重要来源。卡尔斯基被誉为传播大屠杀消息的“信使”，随后他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以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会面，提供来自大屠杀亲历者的最早证词，呼吁采取行动制止纳粹的屠杀行为。罗斯福对大屠杀的消息不予重视，反而询问波兰马匹的状况。
从1942年4月到次年2月，英国情报部门陆续截获和破译德国秘密警察发出的电报，获得包括10座集中营的囚犯人数和死亡人数的信息情报；成立于1941年的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央情报局前身）在1942年也获悉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报告。尽管从多种情报来源获得有关屠杀的准确信息，但两国政府均不愿将其公开，他们担心公众的关注点会从对德战争转到犹太人问题上。
随着屠杀犹太人的消息不断被披露，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灭绝行径逐渐曝光于世。自1944年3月起，一些正义人士屡屡建议轰炸奥斯威辛。然而，在有能力对奥斯威辛采取空中打击的情况下，美英军方仍决定集中轰炸德国的城市和前线军事目标。是否轰炸奥斯威辛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拷问盟国良知的道德问题。学者大卫·怀曼质问：“两大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明明知道有个地方每30分钟就有2000名无助者被屠杀，却不去想方设法消除灾难的根源，真是岂有此理。”
以大屠杀记忆形塑当代西方认同
战后初期，欧美社会普遍对大屠杀采取回避态度。出于冷战需要，西方国家有意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方阵营，遂引导有关国家回避甚至压制大屠杀记忆。于是，战后初期的欧美社会对大屠杀保持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当时甚至没有指称纳粹灭绝行为的统一术语，“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一词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广泛接受。此时，大屠杀的幸存者沦为“沉默的一代”，他们谨慎地将对大屠杀的恐惧深埋心底，许多幸存者的子女甚至不知道父辈曾经遭受的极度痛苦。
大屠杀进入公众意识，与战后几次纳粹战犯审判事件密不可分。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Eichmann Trial）影响重大，是战后大屠杀创伤记忆的转折点，很多在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从此知晓了这场悲剧的恐怖真相，许多幸存者也站出来吐露悲惨经历，特别是幸存者埃利·威塞尔出版的关于灭绝营的著作受到广泛关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屠杀记忆在大部分西方国家井喷式发展。原本与大屠杀没有直接关联的美国，积极将大屠杀内化为自身的创伤，促成国内大屠杀记忆高涨，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其一，国家和各级政府积极倡导。1978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成立由威塞尔主持的大屠杀纪念总统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在华盛顿特区建立国家大屠杀纪念馆，随后美国国会全票通过该法案。1993年4月22日，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落成并对外开放，纽约、洛杉矶和其他城市的至少20余座大屠杀纪念馆也相继建立。其二，有关大屠杀的电视剧、电影、纪录片、小说在市场上风行。电视剧《大屠杀》（1978）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1993）都引发强烈反响，1993年也被称为“大屠杀年”。其三，大屠杀成为文教事业的重要内容。许多主流大学设立专门研究大屠杀历史的讲席教授职位，各级中学也开设大屠杀相关课程。以上现象即大屠杀记忆“美国化”。
在美国带动下，西欧国家也开始重视大屠杀记忆。20世纪90年代，大屠杀记忆服务于打造欧洲共同记忆的政治目的，纪念和宣传大屠杀成为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之一。1995年，欧洲议会宣布1月27日为全欧洲的大屠杀纪念日，与“欧洲日”一起被列入少数几个共同的欧洲纪念日。一些跨国组织也积极推动大屠杀记忆“欧洲化”。2000年1月26—28日，由大屠杀国际行动委员会（ITF）推动，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有关大屠杀的国际会议，来自4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官员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近千名代表出席会议，威塞尔担任大会荣誉主席。会议于1月27日通过《斯德哥尔摩国际大屠杀论坛宣言》，由23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14位副总理或部长联合签署，成为欧盟有关大屠杀的奠基文件和纲领准则。
20世纪90年代，“美国化”和“欧洲化”的大屠杀记忆在二战记忆中占据中心位置，成为宣扬西方文化统治地位的另一种机制。欧美地区以多种方式纪念大屠杀，还借助联合国等国际平台，把大屠杀记忆发展为一种世界性记忆（cosmopolitan memory）。2005年11月1日，联合国宣布1月27日为“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决定开展有关大屠杀的教育、纪念和研究活动。大屠杀记忆俨然成为一种“全球公民宗教”，但实际上，国际大屠杀记忆的历史参考点和纪念优先事项无疑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
随着大屠杀记忆进入西方话语的中心，纪念大屠杀越来越成为西方阵营维持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纽带，以及西方身份和价值观的独特标识，大屠杀从专属于犹太人的独特悲剧升格为西方世界的集体灾难甚至全人类的共同灾难。大屠杀记忆推动基督教世界与犹太人和解，被用于打造两者共同的文化身份。一些学者提出“犹太—基督教传统”（Judeo-Christian Tradition）概念，发掘犹太人与基督教世界共同坚持的某些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犹太—基督教传统”概念在冷战期间广泛流行，用以反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欧美社会把犹太人界定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犹太—基督教文化共同体，共同对抗非西方文明。
大屠杀记忆还逐渐被商品化和工具化。欧美知识精英和政界人士将其发展为一种产业，通过书籍、影片、网络、海报、唱片等媒介大肆贩卖苦难，以获取经济利益。犹太人的受害者形象被强制灌输给民众，博取同情，为犹太利益集团服务。学者诺曼·芬克尔斯坦把这些现象称为“大屠杀产业”（Holocaust Industry），指出大屠杀记忆面临的主要危险恰恰来自以大屠杀记忆守护者自居的人，这种“大屠杀产业”已经腐蚀了真实的记忆。实际上，大屠杀记忆的快速扩张取决于一套特定的西方中心主义经验的普遍化，它是西方霸权在历史话语领域的延伸。西方国家过分强调纳粹大屠杀的代表性和重要性，从而遮蔽了人类历史上与之类似的人道主义浩劫，特别是南京大屠杀。
以“大屠杀类比”推行霸权主义干涉
在美西方意识形态操控下，大屠杀已升格为西方历史上共同经历的“至暗时刻”及现代世界的中心悲剧，其道德教训成为界定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目标的核心参照点。大屠杀成为极端邪恶的代名词，引发“前所未有的政治和道德责任的普遍化”。美西方习惯对其他可能的种族清洗危险和人道主义灾难（真实的或想象的）进行“大屠杀类比”（Holocaust analogy），肆意评判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和具体活动，并对所谓“邪恶国家”实施军事干涉。
“大屠杀类比”认为大屠杀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道德教训，标榜“人权高于主权”，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美西方国家鼓吹“道义责任”，打着避免所谓“人道主义灾难”和“种族清洗”的旗号干涉他国事务；二是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无论其行为是否正当合理。“大屠杀已成为美国生活中日常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它已成为思考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历史类比之一。”
“大屠杀类比”的滥用表明，大屠杀记忆已沦为霸权主义的道德武器。美西方国家屡屡给对手扣上“纳粹分子”或“邪恶国家”的帽子，利用大屠杀经验中的表面教训来动员公众舆论支持“人道主义干涉”，以显得“师出有名”。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波斯尼亚危机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大屠杀类比”处处可见，在裹挟西方舆论和推动北约军事干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在支撑中东“反恐战争”的西方政治言论中，“大屠杀类比”依旧占据中心地位，为军事干涉背书。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把“9·11”事件称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大屠杀”，并以防止“第二次大屠杀”为借口入侵阿富汗；在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准备阶段，威塞尔以1939年前的欧洲局势类比伊拉克危机，称“我认为当邪恶拥有力量并使用它时，我们有道德义务进行干涉”。美西方国家借用“大屠杀类比”和所谓“道德普遍主义”构建起“正邪对抗”的二元叙事，以“正义一方”自居，为实施军事单边主义行动和颠覆他国政权制造“合法依据”。
“大屠杀类比”的另一个作用是让以色列得到美西方的偏袒和支持。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访问以色列时强调，保护以色列安全是德国的历史责任，也是德国“存在理由”（Staatsraison）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领导人和知名公众人物经常滥用“大屠杀类比”，为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大规模暴力行为辩解。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与以色列冲突爆发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政客纷纷将哈马斯的武装行动比作“大屠杀”，把以色列对加沙的集体施暴歪曲成“文明”对“野蛮”的反击。这些“大屠杀类比”拒绝从阿犹关系和巴以冲突的历史经纬来审视当前问题。实际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75年的鸠占鹊巢、56年的军事占领和16年的加沙封锁，才是导致暴力冲突不断恶化升级的症结。巴以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只有通过政治协商寻求出路，而美西方歪曲和错用大屠杀记忆，执意以武力战胜“邪恶”，只会使旷日持久的压迫状态永久化。
审视美西方国家解释和运用“大屠杀类比”的方式，是理解其霸权世界观逻辑的重要路径。根据这种霸权世界观的逻辑，西方阵营一直面临着关乎人类命运的“生死抉择”：要么抵制“邪恶”，“解放”受害者并促进“自由民主”；要么绥靖“邪恶”，任由“独裁”和“压迫”获胜。这种霸权逻辑是“美国例外”论传统神话的升级版，美西方自我标榜为人类“解放者”、“道德灯塔”和“自由世界领袖”，维护其全球霸权，打击世界各地潜在的“邪恶势力”。
作为当代国际政治中备受关注的议题，“大屠杀的教训”被美西方国家反复用来阐明对外干涉的合理性，成为其“长臂管辖”的道德合法性基础。然而，从大屠杀历史的原初处境来看，曾经漠视和抛弃欧洲犹太人的美西方国家，根本没有资格歪曲和消费大屠杀记忆。近几十年来，美西方国家在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苏丹、利比亚等地，打着“人道主义”和“保护的责任”的旗号，用外交、经济和武力等手段频频干涉他国内政。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其残酷性比二战后发生的任何其他暴力事件都更符合所谓大屠杀标准，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积极伸出援手。更有甚者，美西方国家以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名发动的军事干涉，导致所在国家大量人员伤亡和大批平民流离失所，制造了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究其本质，美西方滥用大屠杀记忆进行霸权扩张和利益攫取，以“人道主义”之名扰乱和破坏全球秩序，一再暴露出西方价值观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这种罔顾事实、不负责任的霸权行径终将自食其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