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周礼》中的金融机构体系

礼制在古代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完整体系，作为儒家经典的《周礼》是中国礼乐制度中非常重要的著作，这部专门记录官制的典籍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体制状况。通过孔子的语录我们了解到《夏礼》和《殷礼》的存在及其与《周礼》之间的承接关系，可见《周礼》是对历史的沉淀与继承，是对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大总结。《周礼》中对于官员的设置和职权做了详细地说明，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体系化的金融管理与服务机制。其中记录着有关货币制度、负责金融事务的官员与机构，以及所涉及的金融现象，可以说《周礼》是最早记录中国古代金融制度的文献。

周代经济管理及经济运行由政府主导，土地为国有而实行井田制，政府几乎管理着社会生活的一切。工商且食官（商周政府占有工商业者并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制度），更何况货币金融。当时没有专门的金融机构，经济管理机构也主要以财政功能为主，金融功能附着于其中，无论在宏观管理层还是在具体的执行部门都是如此。例如，在宏观管理层，天官“大宰”的职责包括总理经济事务，“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其中应包含货币金融事务。天官“小宰”之职也有“执邦之九贡、九赋、九式之贰，以均财节邦用”的宏观管理职责，同时也包括“敛弛之联事”“听称责以傅别”。“敛弛”作青苗贷款解，“傅别”专指借贷契约，即根据合同解决借贷纠纷，这些是直接的金融事务。“宰夫”也具有对下属官员进行财务审计检查的职责，“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又如，作为地官系列最高官员“大司徒”的职责有“散利”“振穷”等项，均被解释为类似“青苗法”的借贷行为。在具体的执行部门中，有以下几大系列机构不同程度地包含金融事务。

在《周礼》中，对“府”的解释是“掌官契以治藏”，即各类仓库及其管理，其中很多具有金库的性质。“大府”是负责总管各类仓库的官员，下辖“玉府”“内府”“外府”等几类具有金库性质的机构。需要强调的是，“外府”具有“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的职责，“邦布”被解释为国家颁发的货币，那么“掌邦布之入出”是可以解读出许多金融含义的。

同为天官范畴的“司会”系列，可以理解为“大府”及其他机构的会计，“司会”为考核统计邦国财政收支的最高官员，“司书”“职内”“职岁”“职币”为其下属，具体负责各种账册登记与管理，他们的职责具有一些金融色彩。另外，在我们的理论中，价值信息记录（会计）与价值信息的运行（金融系统）具有内在的联系，记账是转账的前提，账户中的余额就是货币的一种主要形态，转账则是货币的主要转移形式，因此，会计本身就具有浓重的金融意味。

“地官”系列中“载师”的属官“遗人”的职责很类似现在的农贷基金或保险基金。“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羇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凡宾客会同师役，掌其道路之委积。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委积”一词多解释为储备，但这种有特定目的的储备，从上下文的语言环境中可以解释出保险基金的意义。《管子》中也曾提及“委积”一词：“ 男女之畜，修乡里之什伍，量委积之多寡，定府官之计数，养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无私。”（《管子·幼官第八》）“民富则不如贫，委积则虚矣。”（《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意义与此处相同，可资印证。当然，委积之物多为实物，但其工作原理类似于保险基金。

“司市”会同其下属官员“质人”“廛人”“胥师”“泉府”等负责一切市肆事务的管理。“司市”系列是以市场为对象的管理者，从货币的使用和管理的角度蕴含着更加明显的金融色彩。“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贾而征儥，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从“司市”的上述职责中可以看出，它具有“以商贾阜货而行布”即维护国家货币的职责，具有“以质剂结信而止讼”即根据合同解决经济包括金融纠纷的职责，具有“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即具有通过“泉府”运行货币、完成信贷的职责。另外，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司市”还要采取金融手段调控经济。“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这段话用现代语言描述就是：减税并投放货币以应对灾荒、疫病等灾难对经济的不良影响。

“司市”的诸属官在其统领下，各司其职共同完成这一系列的使命。需要强调的是，其中“泉府”一职，其金融职责较多。“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从文中可见“泉府”掌“市之征布”，并利用其进行以下操作：其一，进行“平准”操作，收购滞销商品，待短缺时以平价售出；其二，掌管有关祭祀的赊贷，应该是实物赊贷；其三，掌“民之贷”。“民之贷”为基本的借贷行为，对此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其中“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一句，根据《周礼正义》注疏，包含这样几层意思：首先，贷款的目的是“贷民以治产业也”。其次，贷款的具体办理机构“有司”为泉府的属吏，惠士奇云“有司，乡逐之吏也”，即隶属泉府的乡间基层的官吏。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放贷方为官，受贷方为民，而非民间相互借贷。再次，其中“辨”字为贷款审查之意，且贷放之物为货币而非实物。江永云：“辨者，辨其人之可贷与否也，如其人有生业，不为游惰，是可贷者也。否则贷不能偿。当不许其贷矣。此所贷者是货泉，非贷滞于民用之物。”最后，政府对于这种贷款的利息是有明确规定的，“以国服为之息”。至于利息水平，我们将在下文中具体讨论。

“地官”系列中的“旅师”具有最早的合作金融的性质。“旅师：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间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可见“旅师”的职责中具有明确的“青苗贷款”业务，只是所贷之物为粟。这段文字所展示的最大的金融意义在于提供了最早的、雏形式的合作金融的记载，即“锄粟”。（汉郑玄注：“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税粟也。”江永云：“耡粟者，农民合出之，因合耦於耡，故名耡粟，正犹隋、唐社仓、义仓，每岁出粟少许，贮之当社，以待年饥之用者也。”）“锄粟”的工作原理和操作程序非常类似保险，同时也具有合作金融的性质。这种现象在如此早期的历史中出现，说明了保险及合作金融的出现的逻辑必然。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论述了井田制中的合作金融色彩，“锄粟”给予了更加具体的证明。

从《周礼》中对金融机构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的金融主要由政府来运营，而且政府金融已呈体系化特征，且其管理与运营体系十分完备。需要强调的是，《周礼》所构造的金融体制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近代以前的中国金融体制始终不离《周礼》范式。

作者：

禹钟华（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来源：

《金融博览》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