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国，中国需要怎样的现代产业体系及如何获得｜独思录 x 郑永年

今天，在人类步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间竞争的焦点。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内部社会政治问题，但很多问题的根源是经济问题，尤其是产业体系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尽管就产业的现代性而言，处于前沿技术和前沿经济，但也呈现出产业不系统、不全面、不协调的特征。而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体系呈现出更多的问题，包括没有能力发展产业，或者产业不完备，或者产业技术处于低端水平。

在内部，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影响社会阶层结构。产业结构的失衡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最终导致政治的失衡。今天，无论是美国面临的问题还是欧洲面临的问题，大都是产业体系失调的产物。

在国际层面，无论是新冠流行期间各国所遭遇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问题，还是俄乌战争所导致的国家间互相制裁问题，都指向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问题。就本质而言，今天国家间的竞争，尤其大国之间的竞争，核心在于经济韧性的竞争。

全球范围内，中美竞争既不可避免，也不可怕。不过，对中国来说，一要意识到竞争的核心是现代产业体系，二要意识到在今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无论是贸易、投资、技术，还是地缘政治等各方面，竞争的焦点在于哪一个经济体系具有更大的韧性。

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回答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作为大国，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产业体系？第二，如何获得这样一个现代产业体系？

对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来说，现代产业体系应当体现出“全、大、多、密、强”五大特征。

“全”就是要具备一个完整完备系统的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对大的经济体和小的经济体是不同的概念。尽管所有经济体都需要产业的现代性，但小的经济体不需要、也没有可能拥有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一个小的经济体往往有几个行业就足够，因为它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构建一个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也因为这样，一个小的经济体往往会依附一个较大的经济体，甚至小经济体的产业嵌入在一个较大经济体中。也就是说，小经济体的安全往往需要通过外部的关系得到保障。但大的经济体则不同，它需要一个完整、自主、可控和先进的产业体系，这样一个产业体系保障其不受外在环境的制约而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保障其国家安全。

“大”就是产量要大。中国具有14亿人口，并且中产已经达到4亿，占30%左右，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一点中国已经做到了。改革开放前表现为“短缺经济”，几乎所有的产业产量不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策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中国的大多数产业，尤其是基于中低端技术之上的产业，已经实现了量产，甚至导致了人们所说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并非负面现象，对此需要做科学的分析。一般而言，当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就会产生“产能过剩”现象。现在人们光注意到需求侧的问题，而忽视了供给侧的问题。

“多”就是经济活动必须多样化。尽管我们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种类是最多的。前面所说的“产能过剩”现象或者经济“内卷”局面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大”而造成的，而是因为缺少足够的经济活动种类造成的。所谓的“内卷”就是对存量经济活动的过度竞争所致。经济活动种类越少，竞争就越激烈，就越“内卷”。这几年各地对“低空经济”的竞争就非常典型。但如果有更多种类的经济活动被释放出来，那么竞争的激烈度必然减少。在很多的领域，因为监管过度，我们很多经济活动被取消，而有些还没有被释放出来。在一些城市，地方政府为了城市的“美观”，取消了非常生活化的经济活动，例如报摊、地摊、小商铺等。越来越多的城市呈现出“有城无市”的局面。另一方面，私家船、生物医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很多高科技领域的经济活动因为不被政策许可而落不了地。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必然有力推进现代产业的体系化。

“密”，就是经济活动的密度。“密”和“多”不一样，多指的是经济活动的多样化，而“密”则指同一经济活动的细分领域，一种经济活动越是细分，密度就越高。这是和劳动分工有关。在企业层面，如果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我们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经济活动的“密度”依然很低。我们的企业大都都是以“什么都自己生产”的方式来进行的，几乎不存在供应链和产业链。尽管这样做可以暂时实现人们所说的“安全”，但从长远看，因为缺乏竞争，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就会趋于落后。在社会层面，“密”也体现为一个经济体是否可以满足不同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偏好。例如一些人喜欢到高档的餐厅消费，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到路边摊消费；一些人喜欢鞋子旧了就购买新的，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对旧鞋修修补补。一个有密度的产业应当能够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的。

“强”比较好理解，即产业系统的先进程度，往往以技术发展水平来衡量。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对外，要避免“卡脖子”和“脱钩断链”等外在威胁，我们必须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内，发展新质生产力更是构造国家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和关键。实际上，当人们说人类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时候，便是指向了在越来越多的行业正在产生的新质生产力。

从思想层面来说，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战略概念。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经济体现代性的最核心的体现。没有新质生产力作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制度基础，就不可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把新质生产力视为一个具有国家发展涵义的战略性概念，而非指一些具体的技术和产业。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界，今天人们往往把新质生产力指向一些具体的技术和产业部门，这无疑过于狭义了。尽管新质生产力需要具体的技术和产业部门来表现或者代表，但是把新质生产力等同于这些具体的部门，无疑使得这一概念失去了其应当有的战略涵义。

就现实而言，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可以分为前沿经济和赶超经济；相应地，技术也可以分为前沿技术和赶超技术。前沿经济往往指发达经济体，赶超经济指发展中经济体。因此，人们自然可以根据在发达经济体正在发生的科技进步来定义新质生产力。就近来的讨论来看，大部分人都是看着美国（西方）的发展来定义和讨论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或者把我们认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总和起来。

因为科技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新质生产力”必然是一个变动的概念。未来技术塑造未来产业。正因为这样，所有经济体，凡是有能力的，都会追求技术进步。

正如我们前面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所应当具备的特征的讨论所指向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新质生产力”视为是“先进”的，而把“传统生产力”视为是“落后”的，更不能认为新质生产力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各级政府有这样的观念，一旦产生一种被视为是“新质生产力”的东西就一哄而上，那么就会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现代产业体系所强调的是产业的现代性，而非只有现代或者未来技术才代表现代性。简单地说，即使是传统的农林牧副渔业也可以具备现代性，因此如果认为工业才具有现代性，而忽视了农林牧副渔，那么一个经济体（除了少量没有农业空间的城市经济体，如新加坡）肯定会出大问题。

在这方面，西方一些国家是有深刻的经验教训的。这里可以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下的英国和美国为例。在英国，撒切尔革命开始之后，金融业被视为是最具现代性并且是主导未来经济的产业，英国政府因此全面放弃了制造业而把发展重心转向金融业。尽管这一产业政策塑造了日后人们所见的伦敦金融城，但英国也从此告别了制造业。英国本来存在一个比较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但这一政策使得英国制造业大量流失。这一巨大的判断错误对英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即传统产业消失、新制造业与英国无缘。今天英国所有的便是一个畸形的产业结构，就业不足、中产萎缩、社会不公平等几乎所有病状都与此有关。这也是英国脱欧的主要因素。美国的情况也类似。

二战之后，美国形成了一个最系统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但如同英国，里根革命之后，美国也放松了金融管制，促成了美国资本带着美国的技术离开了美国本土，流向全球各地。造成了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去工业化”局面，美国几乎放弃了基于中低端技术之上的产业。美国尽管一直牢牢占据着世界的前沿技术，但没有能力生产中低端技术工业品。日常商品市场充斥着外国产品。“去工业化”一直被视为是美国经济的致命伤，技术、就业和税收流失，中产规模迅速缩小。中低端技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而高科技出口对国家安全会产生影响。这样，中低端产品进口所产生的贸易逆差不能得到高科技出口的平衡，这样就自然导致贸易不平衡。但一旦使用关税来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就导致国内的通胀，影响人民的生活。很多年来，美国就一直处于这种状况。这也是美国特朗普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社会根源。

因此，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我们要对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作科学的理解。

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大产业体系，既需要新质生产力，更需要巩固传统生产力。需要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产业升级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子产品；二是始终生产鞋帽，但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第一种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即从传统产业升级到现代产业；第二种是在同一种产业范畴内的升级，一件衣服既可以卖500元，也可以卖5000元。经验地看，这两种升级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对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之间的科学理解应当是：一方面，通过追求新的技术进步来塑造未来产业，另一方面，通过新的技术来赋能老的产业，促成老产业的升级。

就政策执行而言，这也要求我们：第一，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基于新质生产力之上的新产业；第二，对每一种新的技术，不能一哄而上，把所有资源投入到新产业上，而忽视了老的产业，在发展新技术的同时需要思考如何通过新技术来赋能老产业，促成老产业的升级。

就经济发展要素而言，从低度发展到中等发展水平的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在发展早期，经济要素成本低廉，包括劳动力和土地，发展早期人们对环保的要求也不那么高；再者，发展早期更存在着大量的经济增长空间，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通过现有技术的应用而来的制造业等等。只要找到启动发展的资本，配置于有效的政策，增长就可以实现。在这个阶段，对企业来说，做什么都可以赚钱。

这个阶段的发展推动一个经济体从低度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从中等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的过程则比第一个阶段要困难得多。一是生产要素成本提高，二是新经济增长空间匮乏。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因此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世界银行《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再次更新了其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研究，发现各国随着财富增长，通常会在人均GDP达到美国年度水平的10%左右时——相当于今天的8000美元——掉入一个世行所定义的“中等收入陷阱”。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

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在13,000美元左右，离跨越中等收入水平和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已经是一步之遥。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五个经济体的成功主要是这些经济体实现了可持续的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这些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大量投入科创，几乎每十年实现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如果没有产业升级，那么很难想象这些经济体是如何成功的。如果说这些经济体的政策是成功的，那么成功的核心就在于政策促成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不仅促成了传统产业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增加新的经济活动。对社会来说，新增经济活动扩大了就业，劳动者增加收入，中产规模持续扩大；对政府来说，增加税收，有能力扩大对科研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了科技创新的“三驾马车”，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我们总结了自近代工业化以来不到300多年的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发现这三者缺一不可。当然，各国情况不同，尤其在早期，“三驾马车”不见得能够得到均衡发展，因为很多国家在发展早期，根本不具备“三驾马车”的客观条件。“三驾马车”有机配合和均衡发展的典型是二战之后的美国，因此，直到今天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是最强大的。其实，那些长期陷入“低度发展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都可以通过这“三驾马车”的框架得到解释。

一般地说，基础科研的主体是大学和研究机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活动一般都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而是兴趣和自由密集型的，大都发生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国家需要为其科研群体（或者科学人口）提供一个体面的中产生活，给他们足够的自由去追求他们的科研兴趣。在当代，政府在基础科研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需要资助大学和科研机构，更需要创建基础科研所需要的实验室等。

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在西方，应用技术的转化主体是私营企业，即使政府想要搞转化，也是通过竞争性方式委托给私营企业。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便是典型。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政府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前苏联，国有企业承担了这一角色，但因为缺乏竞争机制，没有实现可持续性。

金融服务的主体一般是金融机构。政府通过财政系统支持基础科研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当然，在发达国家，很多私营企业也以不同方式自己搞基础科研或者大力支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科研。但政府很难支持应用技术转化，因为应用技术转化风险极高，政府很难用纳税人的钱去做那么高风险的事情。同理，传统银行也很难用存款人的钱去做那么高风险的事情。因此，二战以来，美国发明和创造了风投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风投是二战以来最伟大的金融发明。

因此，“三驾马车”把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主体）、应用技术转化、企业和产业化一体化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产学研政”一体化，理顺了科创的整体逻辑。人们可以把这“三驾马车”称之为大科研体系。

尽管因为制度背景不同，各国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科研体系，但不管什么样的制度背景都必须符合科创的基本逻辑。我们这里所说的制度背景主要是指的是“三驾马车”在不同国家体现为不同的主体的问题。

正是因为意识到大科创的重要性，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把这三者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把这三者放在一起论述是因为在中国的管理体系中，这三块一直是分割的，教育属于教育部，人才属于人社部，而科技更加分散，散布于科技部、工信部和发改委等部委。

经验地看，尽管正确的论述和管理构架有了，但这三块得到有机的整合而成为一个大科创体系依然需要很多的努力。

这要求我们首先必须从大科研体系的要求出发，来看现在很多制度要素的哪些方面还存在短板，或者还没有理顺。从现象看，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列表。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现象是普遍的现象，各地都存在。

就教育、人才、科研三者关系来说，这三者还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尽管有协调机构的存在，但协调力量非常单薄，行动主体依然是各个部门，并且各部门各自为政的情况还是非常严重。

科研管理的问题更大更多。首先是“人才”的定义。“人才”基本上还是以人们所说的“帽子”来定义的，而“帽子”充其量是以研究成果来定义，过分强调学术人才，而大大忽视了应用性人才，尤其是工业人才。如果在基础科研领域，学术人才的定义并无大碍，但一旦到了工业领域，这种人才定义显然是不科学的。只有在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之后，才会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我们只看到了那些获得“诺贝尔奖”（即“帽子”）的人才，而忽视了类似马斯克、比尔盖茨、奥特曼、黄仁勋那样的人才。实际上，这次杭州“六小龙”企业中的这些人才并不在我们的“人才名单”上。

现行人才定义也影响了科研经费的分配取向。我们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在那些已经有了“帽子”的人才身上，往往是比较年长甚至老龄人才，而年轻群体则得不到足够的科研资助。尽管国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也为年轻群体设立了一些项目，但因为分配者依然是具有“帽子”的这个群体，因此年轻群体缺乏资助的情况依然严峻。比较而言，美国最大量的资助流向年轻群体，而非年长群体。考虑到人类自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年轻群体已经占据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很难实现具有突破性的科创。

人才定义也影响到了对“科研”的定义。在学界和业界，很多人对科研和发表论文之间的关系有错误的认知，把发表论文和科研等同起来。为了追求学术，大多研究者都在发表论文，而非科研。因此，尽管我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增，但转化率非常之低。原因很简单，研究者的目标是发表论文，而非真正的科研。这种情况的存在又涉及到教育和科研部门的评估体系。这个体系依然存在太多的问题，更多的是体现官僚精神，而专业精神依然很低，甚至缺失。

就科研的工具来看，我们众多的科技实验室都呈现为一个个土豆，互不关联，互不开放。尽管理论上“产权”都属于政府，但实际上的“使用权”呈现出过度的“私有化”性质，甚至是“个人化”性质。尽管国家实验室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实验室使用不足，造成过度的浪费。如何把实验室的“多而不强”转型成为“又多又强”呢？这需要系统性的体制改革。

在技术转化端也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对产学研过程有科学的理解，现在一些部门鼓励甚至要求做基础科研的人也要去做技术转化。这相当于要求一个科研人员既要做基础科研，又要做技术转化，同时还要去筹钱。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经验地看，这样做成功的案例少而又少，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导致了基础研究“应用化”，不利于基础科研本身的发展。

应用技术的人才也是一个问题。在理论上说，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种重视并没有转化机制。职业学校没有纳入人才培养系统，它们缺乏好的要素，包括政策、人才、资源等等。因为得不到实际上的重视，即很难产生工匠，更难有工匠精神。尽管从产业升级和科创而言，这个领域的人才越来越重要，但国家最大量的资源依然在高等教育。这次很多人把杭州的成功归功于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当然很重要，但绝对不要忘记浙江理工等大学在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浙江高科技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的很多人才并非来自浙江大学。

在创新领域，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没有确立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制度，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表现在金融支持方面。严格说来，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科创的金融系统。国家并不缺钱，缺少的是一个有效的金融系统。尽管已经确立了“金融强国”的命题和目标，但还没有体现在金融体系的设计上。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城市层面，凡是搞投机性金融的不仅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更会出现大问题，但凡是投资技术创新的最终都会孵化出新技术和基于新技术之上的新经济活动。

连接产学研的是一整套体制机制。这方面的改革亟待加快。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和东亚其它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早期是应用技术，随着技术的积累，逐渐转向原创。今天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出现大量的原创性技术，但因为监管过度或者不科学，使得这些技术不能落地，很多流落到海外。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产生的很多“新质生产力”正在流向可以落地的经济体。必须意识到，美国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独角兽企业领袖来自一代、二代移民，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移民。考虑到新的经济活动需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获得，这些技术的流失就导致了新的经济活动不足。这也是前面所讨论的“内卷”的原因，因为所谓的“内卷”，就是对存量经济活动的竞争。即使偶尔产生新经济活动，但因为种类过少，导致各地一哄而上的局面，目前对低空经济的竞争就是这种局面。这种情况只有通过增量经济得到解决。

当然，类似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有一个无穷尽的列表。问题是怎么办？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需要尽快确立一个大科研体系。如前所述，国家层面理念已经有了，但落地依然需要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机制改革是政府的责任，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包括二战之后的美国。尽管自下而上也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体系，但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在国家间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是很难想象一个完全自我生成的大科研体系的。

第二，需要进行试验区式的改革，即需要设立科研科创特区。在我们条块管理的体制内，很难通过“条条”发生有效的改革，因为“条条”的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很难掌控局面。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改革，但很快就会发现改革不下去了。在“上下一般粗”的体制内，改革涉及到太多的部门和太多的政府，任何改革都会最终导向碎片化和分割化。

因此，有效的改革要从“块块”进行。这里，新加坡、沙特等经济体的改革特别值得参照。尽管这些都是很小的经济体，但也是通过“块块”方式推进改革的。中央政府给予“块块”充分和完全的授权。因为这种授权往往是一揽子的，而非通过中央各个部门，“块块”的改革和改革所产生的科创系统体现为系统有效性。再在此基础上，向国家其它地方扩散和推广。中国早期的特区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应当指出的是，“块块”既可以体现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也可以体现为一个功能领域。

杭州的成功也可以视为是“块块”改革的成功。杭州的高科技集中在余杭和滨江两个区域。下一步，我们可以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需的要素，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等具有良好创新生态的地区设置多个表现为“块块”科创特区，根据不同技术领域的需要，设立各类科创特区，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再向周边地区辐射和扩散，成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动力。例如，深圳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高度集中在南山区，南山可以设立地理区域意义上的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为核心的科创特区。再如，广州集中了大量的医院并且生物医药比较发达，广州可以设立医药功能领域意义上的科创特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苏州、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很多城市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可以设立科创特区的“块块”。在这些“块块”，国家赋予真正实现基于“三驾马车”之上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各项政策，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科创，在引领未来产业的同时赋能现存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