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资料图
一、白晋的东方之旅
17世纪和18世纪的法国产生无数的人才，其中一位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人物是耶稣会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他能来中国是因为另外一位耶稣会士：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柏应理1658年到1681年在华，他从中国带回很多汉语书籍，1687年在法国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即儒家经典的拉丁语译本。这位学者劝说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世（1638-1715）派遣一些懂得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到中国，结果国王任命六位耶稣会士到东方去，其中一位是白晋。其中有五位通过暹罗于1685年到达了中国，他们也是第一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Bouvet）、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以及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白晋和张诚成为康熙皇帝的几何学和哲学老师，而他们“如此成功地教导皇帝以至于他始终不厌烦地喜欢和他们谈论这些几何学问题”。
在1670年或1671年，比利时科学家和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曾教了17岁的康熙一些基本的天文学知识和几何学知识，但到1671年后，皇帝每天的管理工作太多，他没有余力学习“西学”。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二、紫禁城里的几何课
待到政权稳定，康熙从1689年10月18日到1691年11月10日每天都要求两个耶稣会会士教他一些知识：张诚亲自在故宫的养心殿（有时也在圆明园的畅春园）给皇帝上课126次，白晋111次，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64次，徐日升（Tomas Pereira，1645-1708年）26次，每天的教学长达两三个小时。这些外国老师与皇帝的关系非常友好，甚至亲切。当时34岁的张诚是康熙的同龄人，白晋比他小两岁，康熙把他们当作自己家里的人，比如在1691年1月26日，他问张诚和安多身体好不好，并给他们按脉，然后请他们也按一下皇上的脉。康熙很慷慨地对待他的老师们，为他们安排较好的饭菜。在那两年间，他也确实认真学习：“有一天他向我们说，他自己觉得已经从头到尾阅读了这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至少有12遍。”然而，1691年底，这些课程出于不明确的原因中断了。
康熙1697年派遣白晋回欧洲，送给法国国王一些礼物并邀请他派更多学者到北京。1699年白晋第二次来华，带来了10名法国传教士，其中有雷孝思（Jean Regis，1663-1738）等人。从1703年到1715年，白晋和雷孝思一起测地，准备绘制更准确的中国地图。
《几何原本》徐光启汉译本。康熙皇帝读了12遍的，应该是满文译本。
三、康熙为什么要学“西学”
然而，白晋的兴趣是中国古代的经典，他想在四书五经中找到基督信仰的一些“暗示”（figura），因此他的学说在西语中被称为figurism（“索隐派”），比如他认为伏羲是一个类似《旧约》某些人物的“圣人”。在1703-1710年间，白晋写信给另一些耶稣会会士（傅圣泽、马若瑟等），向他们介绍自己的“索隐学”，甚至准备在北京创立一个“传教学院”，其中让一些西方和中国学者一起探索中国古代的经典的“神秘意义”。然而，一些会士反对他的说法，所以康熙规定让白晋一个人进行这类的“研究”。德国的白晋专家柯兰妮（Collani）女士认为在康熙眼中“白晋是唯一的对中国有一点了解的人，但其他的外国人什么都不懂”。
75岁的白晋在北京去世，他、张诚和雷孝思的墓碑今天保存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他向皇帝传播“西学”有没有成功？为什么康熙只喜欢几何学和音乐，没有开始学习拉丁语、西方物理学、地理学、医学、法律或政治学呢？康熙认为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但他自己对欧洲有没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呢？
康熙与“西学”的关系是什么？很值得反省的是，耶稣会士多次给康熙上课这事在《康熙起居注》根本没有提到。汉语文献没有记录，而且康熙强调满语的优先性。在1697年出版的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Chine（《康熙传》）中，白晋写道：
大约8年前（即1688年）他开始更深入研究西学。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会士有我们四位，而他赐予我们很大的荣誉，邀请我们向他解释这些学科，部分用汉语，部分用满语。因为满语远远比汉语容易，也更清楚，皇帝一旦知道张诚神父和我学习了七八个月后已经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就聘请我们用满语向他授予西学的课。为了让我们更好学习满语，他在故宫的包衣昂邦（booi amban）的院子里安排一些老师一个月的时间天天学习学满语……他首先要求我们用满语给他解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因为他一直想学习这书，他渴望有深入的了解，就和一些专家一样。
这些话说明康熙没有太明白利玛窦和徐光启译的汉语几何学著作，但他想学习其内容，所以让传教士用自己的母语（满语）讲解。耶稣会传教士的愿望当然是“传播”西学，让更多中国人明白新知识，所以他们想出版更多著作，但康熙的意思是相反的：知识是一种力量，而唯独皇帝可以掌握这些巩固自己地位和权威的知识，因此他并没有安排一种可以教导更多满人或汉人的学校。
四、危险的文化误读
1683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Verbiest）向29岁的康熙皇帝提交了他翻译或者说编写的巨著《穷理学》，共60卷。这部文集也包含比较早期的耶稣会会士的政治著作（比如《西学治平》）、关于家庭的书（《齐家西学》）以及教育性的著作（如《童幼教育》）。《穷理学》也包括物理学著作和自然科学。通过这部文集，南怀仁想展现西方天文学和西方宗教的思想基础，同时他也希望这一知识领域能成为中国官方科举制度的一部分。然而，康熙皇帝拒绝南怀仁的项目，说不允许出版印刷，因为这个文集在“文笔和内容上”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
耶稣会的传教士愿意向汉民传播新的知识，但康熙皇帝更多想保持自己政权的稳定，也就是说他想利用“西学”来巩固爱新觉罗家族的优越性。无论是传入的新知识或是中国自己的学问的输出，都必须经过朝廷的管理和控制。比如，明清的朝鲜使臣来北京时，朝廷给他们中国颁布的日历，在朝鲜也有效，虽然北京和汉城的北纬不同，中国的历法不适合朝鲜。因此，中国皇帝们不会支持，也不会容许把中国的著作送到国外。“康熙皇帝只是把科学作为控制汉人的手段，而且一些科学新知翻译后，要等二三十年才能出版，如《几何原本》在1690年左右已经译成，但直到1722年才出版。”康熙皇帝想阻碍科学知识传播到汉人的手里，他把耶稣会会士的科学当作一个政治工具，通过它尽量保持满人的优越性。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各种科学和技术，包括音乐、绘画等在朝廷中有生存的空间，但对普遍的中国民众却没有发挥任何影响。乾隆皇帝下令要在北京朝廷中享受欧洲音乐的表演，但如果在北京以外的天主教徒团体被发现有西方乐器，这些信徒将被逮捕，可能会流放到很远的地方。他们受惩罚，因为他们侵犯了皇帝的特权。
《白晋使法行记》，商务印书馆，2024。该书系《白晋文集》第三卷。
五、西学中源的误区
康熙不支持任何华人去欧洲留学，引进新知识。如果他知道曾经在他身边服务多年的白晋（Bouvet）写了很多法语和拉丁语的记录，而这些文献有一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肯定会想办法烧毁这些报告，因为他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白晋还描述他和康熙的儿子们的来往和他们的思想或态度。白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提供了太多关于清朝的有趣信息，而且经常用欧洲人的观点来评论中国的方方面面。白晋的好奇心使他成为一个早期的“汉学家”，他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和思想都有浓烈的兴趣。这就和康熙形成明显的对比：康熙对欧洲文字（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文学（从荷马到莫里哀）和思想（从《旧约》、罗马法和基督信仰到莱布尼茨哲学和科学）并没有强烈的兴趣，也不太理解。他掌握一些与数学有关系的知识，以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但同时要阻挡这种知识向汉人的传播，所以他要求那些传教士多编写一些学满语的教材，又禁止把它译成汉语。“皇帝更喜欢让满族旗人向耶稣会学者学习天文学，而不太支持汉人士大夫学习西学。”
白晋和其他在北京服务的耶稣会学者都处于这种特殊的“满-汉-西”的磁场中，他们想为“西学”赢得更多的受众，以便让更多人接受“天学”和天主教信仰。然而，他们的“启蒙运动”几乎完全失败了，他们的著作和知识无法传播，而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康熙和其他满人皇帝的考虑：“知识是权力”，即“知识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特权”。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白晋的“汉学家情怀”可能无意识地协助或强化了康熙的封锁措施。白晋曾告诉康熙，欧洲的学者莱布尼茨因为研究了《易经》而有了新灵感和发现。这样的主张很可能是皇帝喜欢的。艾尔曼（Benjamin Elman）认为，“耶稣会的适应策略，尤其是白晋和法国耶稣会会士的适应策略深深地影响了康熙皇帝，使他接受和传播‘西学中源’的说法。康熙在1689-1690年间首次发表了这种‘西学中源’的初步说法，而当时他亲自向白晋、张诚（Gerbillon）等人学习耶稣会的科学知识。”到康熙晚年（1723年），他下令编写一部数学文集，即《数理精蕴》，其中描述“西学”为来自中国的知识，这样在某种意义上“结束了百年输入西学”的努力，使华人学者普遍认为“西方什么也不能给我们提供”（the West had nothing to offer）。
意大利神父马国贤。
六、被遗忘的马国贤
如果清醒观察这种现象，应该认为康熙有意识地阻碍了西学的传播，因为他担心汉人学者掌握太多知识后，他们会对他的地位提出挑战。康熙的策略可以理解，但白晋在其中的角色是很奇葩的。他真的向康熙建议“西学中源”的理念吗？这与他的索隐理论有关系：他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找到一些与基督信仰有关系的“隐喻”。他的目标很清楚，他想让中国文人意识到，自己的传统中有一些与基督信仰很相似的因素，这样他们不会觉得基督信仰是“外来的”或“陌生的”，不会继续排斥它。
通过“索隐思想”，白晋和他的朋友们用“基督信仰的眼睛”来看中国的经典，并且处处发现“相似之处”。这种“以西方解读东方”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另一个版本：在20世纪下半叶很多中国哲学家，曾经用“唯心”和“唯物”的思想来分析中国古代哲学，也是“以西方解读东方”。今天的汉学家大多对这种做法保持怀疑态度，觉得不合适，正如300年前的欧洲神学家反对白晋思想一样。如果戴着有色眼镜看对方，最终看到的都是自己，没有尊敬对方的独特性和双方之间的距离。
“索隐派”的思想基本上就是“西学中源”的具体表现。当然，这种思想的魅力在于它可能会引发一个很“中国化的神学”，即根据中国古代文献描述基督信仰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一直是吸引西方神学家的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有没有一些可以为神学服务的资源或文献呢？然而，这种尝试也有危险，因为中国古代的因素只能以类似“天问”的形式引用：中国传统提供问题，而西方神学（《圣经》）给标准的、神学上正确的答案。这就意味着，儒释道所提供的种种“答案”都必须被排除。这就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只允许中国传统“提问”，不允许它根据自己的思想“回应”。比如，索隐派喜欢谈论古代经典中的“圣人”，把“圣人”理解为耶稣基督，但华人学者不会得出这种结论。中国皇帝也不会很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圣人”和“天子”。索隐派的思想是一种梦想，同时也是一种有害的和危险的梦想，因为这种比附其实并不利于华人学者去学习和了解基督信仰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耶稣会的传教士很晚才组织一些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呢？虽然有个别人士早已经悄悄去欧洲留学，比如广东人郑玛诺（1633-1673），但第一个被带到欧洲留学的小群体是300年前由一位非耶稣会会士，即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组织的。马国贤的贡献很大，但一直到今天很少有学者提及他和那一百多个1724-1888年间出国留学意大利的中国神父。马国贤很有效地突破了多年的知识封锁，为留学生开辟了一条路。在康熙去世后，马国贤悄悄与几位中国修道生一起出国，安排他们在意大利学习“西学”，即西方文字、文学和思想。他们很辛苦，因为他们必须掌握拉丁语和意大利语，要看很多外文的书，而他们成为第一批比较深入了解“西方”的中国人。当然，他们也只能悄悄回中国，悄悄为当地的天主教团体服务，他们无法公开在华传播自己在国外所学的知识或出版一些书。这些留学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甘肃人李自标（1760-1828），他曾在意大利学习了近20年，1793年陪同马戛尔尼使团，为英国使者充当译员，1794年后李自标一直悄悄在山西长治马厂地区传教。他也曾在山西创办或合办一家小型的修道院，其中教修道生拉丁语。李自标成为“西学”的传播者之一，不是在朝廷，而是在民间。
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使团，充任翻译的是小斯当东（行半跪礼者），图中与小斯当东着同样服装的旁立者，即甘肃人李自标。
七、三百年后的反思
今天我们能读白晋文集，能知道他的经历和他所观察到的，是因为今天有一些年轻中国译者学过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等欧洲语言，并且把白晋这些难译的文献译成汉语。然而，为什么中国人需要等待三百年才可以看到这些译著呢？这三百年间为什么学习拉丁语的华人那么少？毫无疑问，这和康熙的封锁策略有关系，也与“西学中源”的理论有关系，同时也与白晋“索隐思想”有关系，因为这种思想不鼓励人们学习《圣经》的原文，而鼓励人们学习古汉语。
在1690年，康熙曾鼓励白晋等人多学习《易经》，而法国的颜当（Maigrot）主教1693年在他的法令中禁止中国信徒读《易经》，因为他觉得《易经》只会误导信徒们，不会把人引向真正的信仰。
二十年以来，我已经去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好几次，将来还会去吧。我也每次会去看看白晋的墓碑，会纪念这位早期的汉学家和传教士，但我不会认为他的碑比周围三十多个传教士和中国司铎的墓碑更重要或更有吸引力。在我眼中，白晋没有带来长期的祝福，而更多是几百年的困惑和遗憾。（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