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作者 吴国盛 （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
◆ ◆ ◆ ◆ ◆
克隆人有什么可害怕的？没什么可害怕的！理由如下：
不要误解我们会克隆出一批希特勒。克隆技术顶多能制造出一批基因型的人类拷贝，但人是社会性的，他或她成长在一系列非常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中，从而成为非常独特的社会性的个体。我们能够得到希特勒的无性系，但得不到一批能够继续挑战世界大战、危害人类的希特勒。当然，我们也不要天真的希望得到一批爱因斯坦。
不要害怕人类无性系的出现将改变我们传统的人伦关系。确实，我们不能说无性系之间是父（母）子（女）关系，也不能说他（她）们是兄弟（姐妹）关系。他（她）们是“克隆关系”。克隆人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但可以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养）父母，也可以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祖先”和“代理母亲”（目前妊娠过程还无法实验室化）。这些自然对传统的伦理和法律关系构成了挑战，但是这种挑战并不是从克隆人才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血缘（生物学）父母和养（社会学）父母的分离从古有之，生物学母亲的多样化从出现“代理母亲”这样的生殖技术后也开始了。尽管一开始有种种冲突和不适应，但我们不断发展和进化着的社会伦理和法律观念，一定能调整并适应大量克隆人的问世这一社会现实。试管婴儿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起初人们看不顺眼，大惊小怪，现在越来越多的试管婴儿问世，大家也就习惯了。
不要误解克隆技术会对人类带来什么肉体上的伤害。它不是活体解剖，也不是制造细菌武器。它只是改变人类自然的生殖方式。在这一点上，它与人工受精、试管婴儿、代理母亲等生殖技术没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这些生殖技术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有种种社会需求，诸如男性或女性因各种生理缺陷不育但希望生育，按照人道主义原则，这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同样，无性生殖技术也会有相应的社会需求。比如，独身者或同性恋家庭希望有他（她）们自己的后代；再比如，人们思念自己死去的亲人，希望再造一个克隆人。看起来，这些要求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且不论可能出现的种种社会需求，将克隆技术用于人，起码可以增进我们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克服观念上的压力甚至肉体的痛苦，勇于为科学前沿的探索贡献自己的身体（包括基因），曾经是极为高尚的举动。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科学快要达到它的最辉煌之处，贡献自己的身体或者基因供生物技术实验，反而成了一件不人道的事情呢？推进科技进步总是一件好事吧！
当然，克隆技术也会被用来干一些坏事情，但这取决于社会对该项技术控制的好坏，而不能归咎技术本身。技术总是中立的。它是一个双刃斧，可以有利也可以为害。而且，正因为它可能被坏人用来干坏事，我们更应该充分发展它，以形成制衡力量。打破核威摄只能通过发展核技术，打破基因威摄也只能通过发展基因技术。
…………
我想，这些就是许多乐观主义者为克隆技术所做的辩护。于是，他们理直气壮的说：且不论现在离克隆人还很遥远，就是真有克隆人，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为着发展科学的需要，我们不仅不应禁止而且应该积极主动的发展克隆人技术，因为毕竟克隆人标志着克隆技术的最高水平。
我承认这些理由都是相当硬的，也澄清了一些误解，比较起来，反对克隆人的理由就显得弱多了。除了上述已被驳回的外，尚有两种说得出来的理由：第一条，生命的个体有权利维护自身在生物学上的独特性（基因独特性）；第二条，漫长的进化史表明，有性生殖增加遗传多样性，有利于高等动物的进化和生态稳定，克隆技术将会导致基因多样性的丧失，从而使物种面临退化和被淘汰的危险。然而，就是这两条理由也可以反驳。
关于个体的独特性。自然生殖方式中也常常会出现生命个体丧失基因独特性的现象，例如我们常常见到的同卵双胞胎，他们的基因完全相同。既然早就有许多基因完全一样的人在我们这个世界存在过和存在着，那么，人为的打破生命个体的基因独特性，就算不上破天荒，单就此对克隆技术进行否定看来没有说服力。
关于基因多样性。克隆技术诚然导致在生殖过程中遗传多样性的丧失，但与之相互促进的其它生物技术，却能够使我们保存和收藏比自然方式所能够保存和收藏的远为丰富的基因，包括那些已经死去了的生命个体的基因。由克隆技术所导致的基因多样性的丧失，可以由其他基因技术来弥补。
这样，我们这些克隆人甚至克隆技术的反对者们，就几乎说不出什么理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顽固的直觉，一种无可名状但又深不可测的恐惧和不安。它之所以顽固，之所以深不可测，因为我们根本就说不出来究竟恐惧什么。愈是说不出，愈是顽固。
所幸的是，人类社会的决策机构对克隆技术持慎重态度。克隆羊问世的消息发布后，各国政府均表达了对克隆技术不同程度的拒绝。据媒体报道，意大利卫生部长宣布禁止对人和动物进行任何克隆试验（拒绝克隆技术），英国农业部已停止资助复制绵羊计划（拒绝克隆羊作为政府行为），中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申明中国政府对待克隆人的立场是“不赞成，不支持，不允许，不接受”（拒绝克隆人），美国总统克林顿下令停止用政府资金从事克隆人研究（拒绝克隆人作为政府行为）。
所有这一切决策行为表明，在由它们所传达的公众舆论、意识形态和人类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中，确实存在一种对克隆技术以及克隆人的“担心”和“忧虑”。
任何理由都只是在某个话语系统中成为理由，它显得强硬只是因为使之成为理由的话语系统非常强硬，而任何一种话语系统都建立在对存在、生命和自然的某种领悟之上。我们能够支持反克隆技术的那些理由的话语系统非常潺弱，这个潺弱的话语系统倒是因其潺弱而更加切近、更能回到对存在的原始领悟。至于那强大的现代性话语，因其强大，其存在论根基却常常被深深地掩蔽着。
“科学无止境”，“技术中立”，这是为克隆技术辩护的两个主要的原则，“科学无禁区”是它们的自然推论。然而，这两个原则有它们赖以成立的存在论基础。
科学以其有效性而著称，而科学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它活跃在它事先为自己开辟的领地上。在这个领地上，事物被剥除了一切质的独特性，被还原、化简（reduce）为数学符号，以便于预测和控制。因此，近代科学的本质是还原论的、控制论的。它的典型代表是数理科学。它的目标是控制的有效性。
当现代性将科学的领地作为真理的居所时，有效性就开始成为生活的最高价值标准，这样一种存在论就开始发挥其支配作用：存在者出场照面，存在则被遗忘。事物只是以某种“身份”(identity)出现，事物本身则被遗忘。事物自身退隐于科学的视线之外，其“身份”代之接受“检验”，因为能够被检验的只有“身份”。万物被标明身份后，均成为时空篮子中的囊中之物，以便随时取出考察和研究。
科学的领地的一个基本特性是“无限”，因为量的空间向来是一个无限的空间。近代人因而有了自己无限的宇宙（无限的欧氏空间），有了向宇宙空间无限的开发，有了向宇宙资源无限的索取。启蒙话语中“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的观念，显然也是真理入住科学领地的结果。
欧氏空间成了科学领地的一个象征。当康德说欧氏空间是我们作为大写的“人”（主体）的先天感性形式时，他显示了科学何以是现代人一个不可逃避的命运。今天我们知道，物理空间可以因为引力而弯曲，它无界却可以是有限的：无界不等于无限。事实上，科学的领地在顾及某些“引力”时，也必定呈现为一个“无界却有限”的空间。
引力是无法归化的生活世界的一个象征。引力论曾经是笛卡尔派和牛顿派争论的一个焦点。笛卡尔派的机械论者质问说，一个粒子如何能超越空间对另一粒子发挥作用，所以，他们只相信粒子的碰撞是运动改变的唯一原因，而“引力”这种神秘的东西则遭到拒绝。事实上，“引力”可以看做是牛顿科学中唯一残存的神秘特性。然而，爱因斯坦发现，有了引力，我们的空间就要发生弯曲。引力越大，空间弯曲得越厉害；在引力大到一定程度时，空间几乎弯曲成一个封闭的点而不能展开，这就是黑洞。
科学在开辟世界的过程中，一直遭遇到生活世界不可归化（还原）的“引力”，使它的对象空间发生弯曲，从而显露出其“无界有限性”来。科学诚然无界限、无止境，然而它始终是有限的。生命、自然、存在属于这样的强“引力”，它使科学的有限性显示出来。
科学控制和征服的意志指向一切事物时也指向了生命，生命机体出场接受“解剖”和“分析”。由此产生的实验生理学，构成了近代生命科学中最为强劲的一支。它对现代性的贡献是创造了“疾病”和“治疗”的新概念。从前归咎于与环境（体内环境或体外环境）不适应的疾病，今天被认为是微小生命（微生物）在作怪──“微生物界”在近代以前人类闻所未闻，治疗即是杀死这些作怪的微生物。治疗即是杀生。医学迎来了一个“抗生素”的时代。
然而，生命在交付自己的机体时并没有完全交出自己。尽管20世纪对生命机体的解剖和分析已经进入了分子水平，生命机体不可解析的生命特性却越来越多的出现。抗生素的大量运用培育了细菌的抗药性，使得有效的灭菌药物毒性越来越强，它在消灭细菌的同时大量杀死人体内有益的东西。生命个体对环境、种群、进化史的依赖常常是难解难分的，它并不按照某种单向线性的控制论方式行事。在这块神秘的地方试图实现控制的意志往往十分危险，它的失控是完全不可预料的。《侏罗纪公园》里那位混沌数学家曾经警告过公园早晚要失控，但没有引起注意。
机械之手染指愈深，生命的奥秘被遮蔽得愈严。生命并不听任摆布。也许生命的机体听任摆布，而生命不然；也许自然物听任摆布，而自然不然。它们自动逃匿。你如何摆布生命只表明你试图将自己设置成什么样的东西，不表明生命就成了你所塑造的样子；相反，你摆布得越厉害，生命可能离你越远。事实上，当我们沉浸在物的操作和摆布之中的时候，生命的感觉却越来越遥远。我们失重，轻飘飘地飞离大地，因为我们丧失了“引力”。听说不久前“海尔波普”彗星来临时美国又有邪教的集体自杀活动，参与者许多是“网虫”（网络迷），我确信他们是“失重”“升天”了。
“技术中立”只是现代性造就的一种错觉，它是现代性回避在存在论上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武器。任何一项工具之作为工具使用，均显示了人的某种特定的存在方式和对世界的特定筹划，而这一存在方式和对世界的筹划将携起一套价值体系。电视机只是技术，但它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任何工具服务于目的，并在其目的之下成为工具；而所有的目的都带着一种价值指向。你不能说“造原子弹”这件事是一个中立的事情，尽管你只管造不管扔；你也不能说“基因工程”是一件中立的事情，起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赞同人为的干预和改变生命的生殖、生长和发育过程，而这在有些人看来却是大逆不道的。中立只是相对的，而不中立却是绝对的。
我们无以名状的恐惧和不安，实则来自对生命与自然的领悟。生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秘密，而大地正是这秘密的居所。因为有这个居所，生命才有安全；因为有这个秘密，世界才充满意义。当代生物工程意欲将生命从大地中拔出，破解其秘密，其后果不堪设想。
守护生命的秘密作为一项天职，自远古起就以一种神秘的方式降临人间，它首先表现为“生命神圣”的信念。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在各民族的伦理、宗教和习俗中保存下来。然而，近代科学对此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一开始突破了尸体解剖的禁忌，对“人体结构”有了新的认识，其划时代的成就是血液循环的发现。再后来，解剖手术刀伸向了活体动物。此举也曾遭到非议，19世纪最著名的生理学家伯纳尔的活体解剖实验，就经常遭到妻子的反对和抗议。她发起了一个反活体解剖协会，积极反对丈夫的事业。然而，这些冲击与今天在分子水平上的发起的冲击相比微不足道。从前对生命施行操作，受影响的只是个体，而今天则影响种群和世代。要知道，未来的基因武器要干的就是灭绝种族的勾当。
乐观派常常追问悲观派的哪一次预言是成功的，马尔萨斯言中了吗？罗马俱乐部言中了吗？实际上，在对社会系统进行预测时，预测行为本身将作为初始条件改变社会系统的运行。最明显的例子是，股市预测将改变股市。因此，警世之言如以预测方式出现，旨不在有效的预测而在警世。刘易斯·托马斯说得好，地球生命系统是宇宙间可以想象到的最坚韧的膜，而人类自己倒是那膜柔弱的部分。不论你对生命做些什么，生命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地改变，真正改变地只是你自己。需要拯救的可能不是地球生态系统，而是人类这个物种。
曾有人说，20世纪是物理科学的世纪，21世纪则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作为生物技术一项重大突破的克隆羊问世后，人们更加相信，我们确实将要走进生命科学的世纪。
所谓物理科学不过是还原论的、控制论的科学的典型代表，近代以来一些惊人的技术成就大都建立在物理科学的基础上。这样看来，不仅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实际上整个近代都是物理科学的时代。
可是，就在人们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的时候，他或她想说的仍然是：21世纪还是物理科学的世纪。因为，他们所谓“生命科学”不过就是，将曾经在物理科学中行之有效、成果颇丰的还原论和控制论用来对待生命；他们所谓生命科学的世纪不过就是，在这个世纪，对生命的还原（化简）和控制开始变得行之有效、成果丰硕。
这里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我们遭遇到的只是近代科学范式向纵深的发展。这样一个世纪的到来，不过只是科学曾经一直骄傲的搏取荣誉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我也相信21世纪应该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但意思是说，我们以物理科学为代表的还原论和控制论的科学范式，应该为尊重生命从而鉴赏和维护生命的科学范式所替代。
【本文原载于《读书》1997年第6期，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