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七年（二）

瑞士是1950年9月14日和我国建交的。在建交问题上，它没有受西方大国的影响，而是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

早在1950年1月17日，当时的瑞士联邦主席兼外交部长马克斯·彼蒂彼爱就主动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建立外交关系。

外国要和我国建交，必须先和台湾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并支持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关于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瑞士谈判代表奉命表示：“南京解放前，瑞士在南京只有一个由临时代办主持的公使馆。南京解放后，这个使馆始终留在南京，未随国民党迁移。到1950年1月瑞士政府通知中国政府愿与我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即通知了国民党驻伯尔尼公使与之断绝关系。”

同时表示：“国民党在伯尔尼使馆的馆址及档案材料，瑞士政府已予封存，准备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

由于瑞士没有参加联合国，不存在支持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我方对瑞士的态度表示满意，两国迅即建交。

建交后长时间内，瑞士和台湾的关系以及涉及“一个中国”的问题，瑞士的新闻媒介和一些民间组织时有不好的表现，台湾也不时有人来瑞士活动，瑞士和台湾的贸易也有发展，但瑞士均能将它和台湾的往来控制在非官方范围内并不准台湾来人有任何反对我国的言行。就是说，在两国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瑞士政府是信守诺言的，没有追随某些大国之后搞“两个中国”。

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直接威胁我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为保家卫国，我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派遣志愿军入朝协助（北）朝鲜，把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附近，最后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但是美国不甘心失败，总在制造事端，破坏停战。

为了停战免遭破坏，双方协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四国派员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

该委员会成立后，在美国的压力和影响下，工作困难重重，甚至有被解散的危险，瑞士委员的工作也一度受到批评。为此，我国领导人曾亲自做工作。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图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之便，拜访瑞士政府首脑，充分肯定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作用，希望该委员会继续工作下去。

接着，1954年9月，毛主席在一次接见瑞士公使的谈话中说：“我们希望瑞士不要退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麻烦是有的，关系有点不大好，可以改善。有这样一个组织看住在那儿，对维持和平有好处。”

瑞士接受我方建议，坚持在该委员会工作。几年之后，1957年4月，毛主席又对瑞士大使说：“你们在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还有人，这样看住在那儿很好，这是对和平的贡献。”

1960年，周总理在瑞士驻华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特意讲话称赞瑞士参加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起了很大作用，并向瑞士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讲话说：“瑞士在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对制止敌视和平的势力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和保持朝鲜的和平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我方大力工作下，瑞士改变了态度，坚持在该委员会工作，多次声明不撤出该委员会。在美国千方百计破坏停战、阻挠该委员会工作的情况下，瑞士能这样做，对巩固朝鲜的停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美国在侵朝战争的同时，又操纵联合国，通过诬蔑我国的决议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妄图在经济上扼杀我国。

中国银行抵制封锁、禁运，图为繁忙的上海码头。（图源：中国银行网站）

瑞士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可以不受其约束，但美国公然施加压力，如瑞士不实行禁运，就在经济上对瑞士实行制裁，迫使瑞士也不得不对华实行某些禁运。但瑞士对美国的做法是不满意的，因为瑞士国小、资源贫乏、制造业发达，其经济对国外贸易的依赖性很大，禁运和瑞士的利益直接发生矛盾，因此瑞士并没有完全跟着美国走。

为打破美国的封锁，我们利用这种情况，克服许多困难，发展同瑞士的贸易，并利用瑞士的方便条件开展了同其他国家的贸易，购进了我国经济建设急需的不少物资，其中有些禁运物资就是美国的产品。同时也通过瑞士扩大了我国的出口，换取了我国发展国际贸易急需的外汇。

1954年讨论朝鲜及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及1961-1962年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都在日内瓦举行。这是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我国都参加了。第一次由周总理兼外长率团参加，第二次是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率团参加的。瑞士都给予很好的礼遇和尊重，为代表团的住址、通讯、安全、人员来往、物资运输提供了方便。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都曾专程到伯尔尼拜访瑞士联邦主席及外长，进行了友好谈话。

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表演讲。

两次会议之后，特别是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之后，两国关系都有改善和发展。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对会议期间瑞士提供的方便及对国际和平所作的贡献，多次表示赞赏和感谢。

在1960年瑞士驻华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讲话中特意提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高度评价我国和瑞士的关系“是和平共处的一个范例”。

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被平息，瑞士报刊舆论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作了大量报道攻击我国；其主要政党召开大会，发表声明，不指名地批评我国。在随后的几年内，又分批接受了所谓“西藏难民” “西藏难童”达数百人之多，并在瑞士境内修建“西藏楼”，筹建“喇嘛庙”，搞救济“西藏难民”的宣传活动和筹款活动。到1964年，竟允许达赖在瑞士派驻公使衔的“私人代表”，这在欧洲各国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事。

在我严正交涉下，舆论有所收敛，对所谓“西藏难民”，包括达赖的“私人代表”的一切活动均限制在“文化” “宗教”范围之内，不允许其有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活动。

中印边界过去从未正式划定，我国主张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分歧，印度政府拒绝谈判。1959年西藏叛乱平息，部分叛乱分子逃往印度。印军多次入侵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

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双方军队对峙。

1962年10月，印军更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爆发了中印边界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乘机大造舆论、歪曲报道，对我大肆攻击，苏联也不分是非，有意袒护印度。

在这个问题上，瑞士官方的态度是谨慎的，没有对我国进行诬蔑攻击。瑞士外交部一官员私下说，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是中立国家，不便发表意见。瑞士能持这种态度，应该说是可贵的。

1963年，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国政府于7月31日发表声明，揭露核大国搞核控制、核讹诈的阴谋，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并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

8月2日，周总理写信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我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建议，并表示希望这个建议能得到各国政府的充分考虑和积极响应。

瑞士有着以武力维护其独立的历史，“武装中立”是瑞士传统中立的一个重要内容。瑞士在军事上不仅有传统的“民兵制”，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进其军事装备。因此二次大战后，瑞士曾积极主张其军队要搞原子武装，对莫斯科《部分禁试条约》有损其决定国防政策的主权甚为不满。

在我将周总理致各国政府首脑的信转交瑞士外交部时，该部秘书长非常注意地听取了我的说明，并表示立即转报其政府。瑞士政府没有对周总理的信件作正式答复，但安排其官方人士在适当场合向我表示赞同。

瑞士军方最高级负责人在外交场合主动向我表示“完全赞同”我国对莫斯科条约的看法和立场，说这种条约“限制了别国的主权” “无助于消除核战争” “只造成无益的幻想”。

1963年8月5日，美、苏、英在莫斯科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图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现场的资料照片。 （图源：新华社）

后来瑞士虽然迫于压力，经过一番拖延和观望后，在条约上签了字，但在其送交议会的批准书中，还是声明瑞士签字“不损害其永久武装中立政策” “不损害其自行决定核武装”的主权行为。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图源：新华社）

1964年10月，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友好国家向我祝贺，敌对的则鼓噪反华，诬我要战争不要和平。瑞士出于自身的原因，没有对我国进行攻击，更没有像一些敌视我国的国家那样，唆使反动组织进行反华示威游行。虽然它不敢公开表示支持，但官方人士，特别是军方人士私下都向我表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拥有核武器是完全应该的。

核试验问题当时是国际斗争的一个热点。瑞士的态度无疑对我国反对超级大国核讹诈政策是有利的。

60年代发生了对国际政治有重大影响的中苏分歧和论战。这场论战导致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对中、苏的态度。

这场论战，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许多人纷纷到伯尔尼的中国使馆来索要材料、了解情况。及时将这方面的材料和出版物送到各国读者手中及接待来访者，就成了使馆的一项迫切而繁重的任务。

瑞士交通便利、邮路发达，平时介绍我国情况、政策及我国领导人讲话的出版物就是通过瑞士发往有关国家的。

这次论战发生后，为满足读者的要求，就更要发挥瑞士的有利条件，将有关材料尽快送到读者手中。但中瑞之间路途遥远，我国出版物发到瑞士再寄往其他国家需时费事。

在此情况下，我国有关单位与瑞士及欧美其他地区的一些进步出版社取得联系后，由这些出版社独自印刷有关论战的书刊就地发行。这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任务，使馆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动。

在这场论战中，各国共产党几乎都出现分裂，一时间，各种不同的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在这些组织中，当然有不少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甚至有敌对分子、破坏分子混入其中。

欧洲各国和我国距离远、来往费时，为及时了解情况，这些组织都就近找我国驻外使馆联系。由于瑞士的方便条件，因此来我馆访问的人特别频繁，有时一天要接待好几起。这当然引起瑞士的注意。

196*年*月，与法共中央对我联络代表马利安及夫人合影。左起：孙琪、马利安、李清泉、马利安夫人、***。（图源：供稿者提供）

这场论战涉及一个重要方面，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持何态度的问题。美国在世界各地制造紧张局势、干涉别国内政，甚至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特别严重的是破坏日内瓦协议，在印度支那进行武装侵略。60年代初，美国派遣军队镇压南越人民的斗争，以后又扩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并不断侵袭我国南方领空，而且这种武装侵略行为不断升级，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国际上激烈地展开。各国马列主义左派组织积极地参加了这场斗争。

1960年*月，与法共中央对我联络代表马利安及夫人等在中国驻瑞士使馆合影。左起：马利安、***、马利安夫人、孙琪、***、李清泉、***、***。（图源：供稿者提供）

那个时候，这些组织大小不一，但都甚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颇具气候。这些马列主义小组由初期偏重于在理论上反对修正主义论战，发展到具体地揭露和反对美国的侵略，使美国十分恼火。美、苏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这些组织不能容忍，要求有这些小组活动的国家进行取缔。与此同时，混入这些组织的敌对分子也在百般进行破坏。

瑞士在多方面的压力下，当然也出于它本身的需要，遂不断加强对在瑞士境内的马列主义小组和进步的出版社进行种种限制、取缔和打击，同时对我馆的工作也进行了许多刁难和限制。

1965年6月，瑞士对访问我馆的几位法共左派人士进行逮捕、搜查并驱逐出境，为此还指责我馆文化参赞进行了所谓“政治活动”，向我提出抗议。瑞士此举理所当然地遭到我的严词拒绝。

这次事件不是偶然的，是多年来瑞士限制我国在瑞士进行国际活动、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两国关系投下了阴影。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