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22讲 | 贺力平：国际金融学说的创立和发展概论

贺力平教授演讲中

讲座伊始，贺力平回顾了国际金融学说史方面的两本经典著作。一是陈岱孙与厉以宁主编的《国际金融学说史》，本书首次全面梳理了重商主义时代以来国际金融学说发展历程，深入剖析了几乎所有重要古典经济学者的国际金融学说，详细阐明了马克思的国际金融学说，并紧密追踪了截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学说的前沿发展。二是Paul Enzig的英文著作《外汇史》，此书概述了古代至20世纪60年代有关国家和地区外汇实践、外汇政策和外汇学说的历史演变，揭示了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等重要概念的早期萌芽，历数了各个重要时期有关外汇学说的标志性成果，但没有涉及国际收支方面。在此基础上，贺力平提出五个有待解决的新问题。

第一，国际金融学说初生于何时何地何人？贺力平指出，影响比较大的有三个候选人。托马斯·格雷欣在外汇实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他并未系统论述外汇决定理论。马克·德·桑蒂斯出版了关于汇率问题的专著，但高汇率导致货币外流的基本观点错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塞拉1613年的著作《略论可以使无矿之国金银充足的成因》对汇率、贸易收支和货币跨境流动等问题进行了有条理的分析，并提出具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可视为国际金融学说创立的第一人。而作为当时金银跨境流动的枢纽，伊比利亚半岛由于神学束缚没有产生相应思想，可见思想创新是思想家们主动探索现实经济问题的成果，不是经济环境的被动产物。

第二，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论是如何形成的？贺力平谈到，大卫·休谟1752年发表《论贸易平衡（差额）》，首次系统阐述国际收支自动调节论，但其四个要点分别来自他人：“相对价格决定贸易差额论”来自17世纪的托马斯·孟；“硬币支付论”即贸易逆差用硬币而非信贷支付，这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许多重商主义者的流行观点；“货币数量论”即国内物价水平随货币数量增加，来自洛克和坎蒂隆等；“自然均衡论”、“市场决定论”指给定人口禀赋等不变，市场会自动调节价格到自然价格，则来自伊萨克·杰维斯、孟德斯鸠等。

第三，为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未提及休谟的自动调节理论？贺力平表示有三点原因：首先，斯密不认同休谟硬币流动机制论中的货币数量论，而是采信詹姆斯·斯图亚特的理论；其次，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不再认为国外市场或国际收支差额具有极端重要意义；最后，斯密认为汇率变动足以发挥调节作用，无需物价变动。但是在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上，斯密与休谟的观点是一致的，可以认为两人关于国际收支调节的不同看法未影响其经济政策的见解。

第四，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为何忽略国际收支平衡研究？贺力平认为，这是学术重心变化和经济实践影响的结果。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从商品贸易的角度出发，认为研究贸易关系即可解释一切；相信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认为汇率变动即可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财富观发生转变，关注重心转向金银复本位制；在国际信贷发展缓慢的19世纪，忽略国际借贷关系及其作用；从斯密开始，更重视国内市场的问题。

第五，为何认为国际金融研究在20世纪初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贺力平表示有四点原因：研究对象日益明确，核心概念确立；戈申《外汇论》的出版标志着国际金融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独立出来；国际金融学说的弹性分析法、购买力平价论和利率平价论在20世纪初已成型；国际金融研究已在当时成为高度国际化的学术园地，各国都有学者做出显著贡献。

讲座现场

在与谈环节，何平教授补充了两点看法。一是国际贸易的本质应该是“物物交换”，亦即实物和服务的交换。1815年英格兰银行开启的中央银行制度时代，实施金本位制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制度。在国际支付以黄金作为价值基准的情况之下，经济学家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忽视国际收支的人为调节。二是货币形态的变化直接影响国际金融理论。20世纪黄金退居幕后，信用货币（现钞及存款货币）作为一种新型形态逐渐成为主导货币，在货币供给产出效应思想的支配下，信用货币不再只是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媒介，而是成为一种资产形式。在此情形下，在国际收支中国际信贷的影响日益深化，国际金融的理论构架也相应地实现了飞跃。

周建波教授指出，国际金融理论对解释中国近代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的相关问题至关重要：比如镑亏问题，比如用劳工服务汇款解释贸易逆差下为何出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金十年的矛盾问题。他还从近代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经济发展与经济思想的不匹配出发，指出现实和理论存在的时间间隔。

最后，与会师生就第二次金本位运行不好的原因、如何看待货币和汇率的内生论与外生论等问题与贺力平教授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