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武歆 赶路者
天津日报记者 郭晓莹
武歆
1962年出生，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归故乡》《密语者》《陕北红事》《延安爱情》《重庆爱情》《四人行》等，长篇非虚构作品《三条石》。
少年时代丧父失母的纪洪寿，阔别故乡宁津到天津谋生，本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却阴差阳错地学会了绱鞋手艺。不甘现状的他，以勤恳与好学立足，结交有志之士，积极适应时代变化，终于成为一名技术精湛的焊工。面对生活设下的一道道关卡，他从未气馁，凭着坚韧与执着，在荆棘之中蹚出了一条安身立命之路。
纪洪寿这个人物，出自武歆的最新长篇小说《赶路》。这是一部讲述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故事的长篇小说，时间背景从1936年到1979年。武歆说：“纪洪寿这个人物与天津工人的文化水平、出身情况相吻合，与天津工业发展的脉络紧密相连。天津工人的气质，影响了天津的城市气质，可以这样讲，写天津工人，就是写天津这座城市。”
酷爱读书高考落榜
上技校进厂当铆工
武歆从小喜欢看小人书。把妈妈给的零花钱，一分一分地积攒下来，一根冰棍儿也舍不得买，攒够了，就跑到和平路上的新华书店去买小人书。
慢慢地，他存了上百本小人书，还编了目录，什么“打仗的”“惊险的”“电影的”，特别清晰。有小伙伴找他借，他不好意思不借，便先给他们看目录，让他们自己选一本。从借走的那天起，只要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对方看完没有。“我对书非常吝啬，舍不得借给别人。有人找我借书，就像在我身上割了一刀，特别疼。”武歆说。
在漫长的冬天，或是夏季乘凉的夜晚，他特别喜欢听大人讲故事，然后根据记忆，把故事变成文字，变成所谓“小说的模样”。他至今保留着这样一本“小说集”，“当然是稚嫩的，但也是可爱的、温暖的。或许这可以算是我开始写作的第一步，是我最初的文学萌芽吧，也可称作文学向往。”
武歆的哥哥、姐姐都爱读书。他们的书包里永远装着一本书，上下班带着，跟同学、同事出去玩，书包里也要带着书。姐姐看《资本论》，笔记写了厚厚的一本；哥哥看书，还要在书上做标记。这些都对武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小到大，我读书除了在书上做出标记，还要用纸条夹在书里，可以在不破坏书籍的情况下，随时翻到有标记的地方。我至今有写读书笔记的习惯。”
中学阶段，武歆读了契诃夫、莫泊桑、杰克·伦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歌德、小仲马、雨果等大作家的书，当然还有鲁迅的书。“我姐姐在家里经常拿着鲁迅的书大声朗读。至今在我的书柜里，还保留着哥哥、姐姐当年送给我的书。”他说，阅读让他的生活有了色彩，就连走路都有了跳跃感。
1980年，武歆高考落榜，正巧天津发电设备厂招收高中毕业生，先上两年厂办技校，其间发工资、算工龄。天津发电设备厂是“大国营”，干部职工将近5000人。武歆走进这家工厂，当铆工。
在工矿企业的所有工种中，铆工仅比翻砂工稍稍轻松一点儿，但劳动强度也很大，需要机械与手工相结合。特别是要抡大锤，18磅的大锤，大约8公斤。“那时候我体重54公斤，腰围一尺九，特别瘦。干完一天的活儿，浑身筋骨真像是散了一样。因为年轻，又因为还不能独立干活儿，所以经常要干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用扁铲剔气割后的钢板毛刺儿，还要用两个大气压的风砂轮打磨烧焊后的钢板焊缝，皮肤上沾了铁屑，得费老大劲才能洗掉。”武歆回忆。
这与他最初的理想相差甚远，他的理想职业是地质队员，或远洋海员。“我喜欢变化的生活，喜欢冒险的工作。可是，车间是简单的、重复的。在一成不变的重体力劳动中，年轻的我非常迷茫、极度苦闷，唯一解脱，或者说逃避的办法，就是大量地读书。”
领到人生第一笔稿费
去书店买了《红楼梦》
武歆清楚地记得，当工人的头两年，工资是11块钱，第三年是21块钱。他拿出一半的工资买书，不舍得买衣服，到哪儿都穿工作服。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拿起笔，尝试着写小说，参加了和平文学社，结识了许多文学爱好者、写作者。
那时他每天早上7点上班，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到厂，冬天顶风冒雪，夏天溽热难当。至于读书、写作，只有晚上那点儿时间。在没有其他事的情况下，他会写到凌晨两点。睡不了几个小时，总觉得刚刚躺下，闹铃就响了，迷迷糊糊地起床洗漱出门。
在不断地写作、退稿、再写作、再退稿的循环往复中，他坚持了三年，终于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那是一篇小小说，3000字，名字叫《在食堂里》，发表在《新港》杂志1983年第3期上。
“那篇小说的内容，就是我在工厂生活的感受。也是从那时起，我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处女作的发表，给了武歆极大的激励。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邮局取稿费的场景——比他年岁稍大点儿的两位工作人员，一男一女，用羡慕的语气问：“你是作家？”武歆不敢答“是”，笑着看着他们，心里真是乐开了花。“我把30元稿费全都买了书。”他回忆，有一天下班，特意绕到中山路，在新华书店买了《红楼梦》，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4.1元。
处女作的发表让武歆看到了希望。“虽然我没有亲近高山大海，但我可以在小说里编织我想要的另外的生活。这些小说里的生活，既熟悉又陌生，让我觉得简单枯燥的生活有了耀眼的亮光。两位邮局工作人员的笑脸，让我至今难忘。他们那句‘你是作家’，尽管是问话，但在我心里，就是认定。来自陌生人的认定，远比熟人的美言更加令我兴奋不已。”
1986年，武歆临时借调到和平文化宫工作，1988年调入天津市作家协会，先后做过会计、文学干部，直至成为专业作家。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风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武歆坦言：“那时我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阅读，非常遗憾。”后来他开始“补课”，集中阅读了大量拉美作家的作品，包括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智利的罗贝托·波拉尼奥、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以及诗人帕斯、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和奥古斯托·蒙特罗索……不仅读小说，也包括理论书籍。
这些作品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主要是借鉴他们的思考路径，学习他们小说中的语言、情节、细节和结构。但不是完全仿照来写作。所以，在我的小说中，不会看到拉美作家作品的痕迹。”武歆相信，只有不断地阅读，才能让思考更加活跃，才能让视野更加开阔，才能让创作拥有强劲的冲击力。
天津工人的气质
影响了这座城市
那段在工厂的经历，对武歆来说，逐渐变成了他人生的财富。最近七八年，他翻阅了大量关于天津历史、天津工业的资料，特别是在写作非虚构作品《三条石》时，积累了很多工业历史的信息。
武歆考证、分析了天津产业工人的历史沿革——早年，天津产业工人绝大部分来自河北、山东两地的乡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公私合营之后，大量小工厂、小作坊的手工业者走进工厂，还有一部分工人，是通过征地、招工等方式走进工厂的农民；从1970年开始，大批初中毕业生走入工厂。“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天津拥有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为城市文化增添了一抹厚重的底色。”武歆说。
但是，仅凭资料、信息来写作，肯定会有所缺失、偏移，必须深入生活，才能找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在写作《赶路》之前以及之中，武歆驾车走访过山东宁津、临清、潍坊、青州以及河北胜芳、霸州、正定等县市，因为书中的人物，有的就来自这些地方。
他说：“尽管我回不到小说人物生活的年代，但可以通过实地走访，来感悟小说人物的心境。听一听当地的方言，品尝当地的美食，到博物馆感受历史的氛围。虽然当下的日常生活图景不能写进描写过去生活的小说中，但是能够对小说创作起到精神辅助的作用，对人物的有效把握、对精准描写人物情感以及个性特征，都是至关重要的。”
最初，武歆想创作三卷本《平原故土》，写祖孙三代产业工人的命运，写工业变化以及时代变迁。动笔之前，他写了5万多字的大纲，想打乱时间顺序，先写儿子，中间穿插写父亲，写孙子的时候，再穿插写儿子。写到3万字时，觉得有些混乱，于是他果断改变思路，决定还是按照时间顺序写，老老实实地写，不追求奇异方式，把精力放在人物塑造上。他甚至因为怕自己反悔，干脆把那3万字从电脑中直接删掉了。
《赶路》讲述了早年间农民纪洪寿从山东乡下来到天津学手艺的故事，这两个地点，正是武歆的籍贯和出生地。“爱自己的家乡，书写自己的家乡，这是绝大多数作家的本能选择。因为只有写作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故土，才能拥有写作的激情，才能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人物，达到击掌相庆的终极目的。”武歆说。
俗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的性格或行为，肯定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赶路》的主人公纪洪寿来自山东宁津，为什么要安排他是宁津人？武歆解密说：“宁津在历史上曾划归过河北省和天津市，同时，天津市也曾是河北省的省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纪洪寿也是天津人，所以他的身上也有着天津人的性格特点。这样的设计，能够更好地把人物‘拧紧’在这片土地上，使得他的文学样貌更具天津特点，同时关照地域文化。”
谈到《赶路》与他之前小说最大的不同，武歆说：“写这部小说，我更加注重细节的力量，通过细节让人物站立起来，用娓娓道来的语言风格，拉家常一样讲故事。采用这样的写作手法，也是力求与小说人物相互统一。小说里绝大部分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用简洁通透的语言来讲述《赶路》故事，我觉得，在文本上能够更好地达到和谐统一的叙事效果。”
天津的风土人情、城市文化影响了武歆的思考和他作品的气质，他说：“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这种影响早已深入我的精神深处，渗入到作品的肌理中。回望自己的创作经历，无论是写作风格，还是作品质地，都带有深深的天津烙印。我的平民化的叙事风格、朴素的文学语言，以及作品的精神内涵，都离不开天津文化的滋养。我与天津始终密切相连。”
【武歆访谈】
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生命尊严与人生追求
记者：您的创作理念或文学目标是什么？
武歆：我的创作理念，总体上说，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这种坚持更持久。我的文学目标，就是书写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书写普通人的生命尊严与人生追求。
记者：您曾说过，作家的职责是要让历史在笔下变得鲜活而生动。在《赶路》中，您是怎样践行这一理念，使那个时代的工人形象和社会风貌跃然纸上的？
武歆：写好人物，就写好了历史，就写好了时代。因为人物是脱离不开时代背景的。人物“活了”，历史也就“活了”。这是作家在创作中，心中必须清晰的事情。
记者：您如何理解“社会工业题材”这个命题？
武歆：我想说的是，尽管写的是“三工”（工业、工厂、工人），但不能局限在这个框框里，因为职业只是一个人众多社会身份中的一个，人还应该具有社会属性。只有把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写好，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记者：您曾说过，在小说的叙事上没有边界，这种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受到了哪些作家或作品的影响？
武歆：对于在叙事进程中要描述什么，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这样讲：“我们必须把身边陌生的街道、物品、树林、湖泊和山峦，都列进一份详细而完整的清单，这样它们才能成为宇宙中可以被感知的一部分。”作家在文学作品中，除了关注“人”之外，还应该关注生活的诸多方面。无论是否拥有生命，但在作家笔下，都会成为“呼吸的人”。因为它们与人类一起，共同形成了世界的容貌。所以在讲故事时，应该将辐射面尽可能地拓展，由此才能形成完整的生活图景。
记者：写小说之前总要搜集素材，您是如何取舍的？
武歆：对于资料，我显得特别吝啬，真是舍不得浪费。尽管是有选择地取舍，也会尽量把资料的作用完全榨干。比如过去我写革命历史题材，就是源于与一位延安老革命的交流沟通。因为要收集、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可是一部书又不会完全用完，所以前些年才进行了革命历史题材的系列创作。
记者：您的长篇小说创作始终遵循现实主义风格，这可能也会形成束缚，如何才能突破自己？
武歆：我的长篇小说作品，基本上分为四个部分——有革命历史题材，有老天津卫的历史故事，有当下的市井生活，还有就是社会工业题材。除了《归故乡》带有些许魔幻的意味，其他的都非常“现实”。但是，在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随笔创作上，无论题材和写作风格，我都搭建过或大或小的“试验田”，都有过跨文体写作。我还尝试过把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片段当作细节，通过合理的情节，在我的小说中进行展现。在未来几年里，我会继续“天津叙事”，继续社会工业题材的创作，但不排除我会尝试新的写作手法，创作一些短篇小说、散文随笔。
（图片由武歆提供）
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