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岭大叔丨秘密社会组织，何以可能？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的作者王笛，以民国女大学生沈宝媛的学士论文《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为主要文本，并结合其他历史档案、文史资料、人物自传等文本，从社会组织（隐秘社会组织）切入，对1930-40年代川西平原的乡村非官方政治和地域社会文化生活进行了人类社会学式深描，并分析地方社会秩序的运作基础与机制。

读后感可从以下几点谈起：

马克斯·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探讨了三种理想型支配模式，即传统型、法理型和卡里斯玛型。以此为分析基础，发现“袍哥”这一社会秘密组织的领袖兼具传统家族长制权威和个人魅力型的卡里斯玛特征，同时该组织的层级设置与组织文化也隐约可见理性特征。

川西平原中，“袍哥”是一个非官方组织，它并非集权式的，虽统称“袍哥”，但旗下“码头”林立，“大爷”（或“舵把子”）辈出。关于一把手的形象描述，兼具清浑两面性，能坐上这把交椅的人一般具有暴力、财力、义气等资源。再则，组织内部一、二、三把手的位置并非固定不变，相反，他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仪式活动中展开循环式互动，才能达到互惠平衡，从而稳定自身的威望与地位。

由此可见，领袖并非独身性存在，他们紧嵌于家庭、社区、社团等组织，并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书中以雷大爷为例，对其威望的衰落过程展开详尽分析，充分说明身居“高位”且可以自由实施私刑的袍哥本人也受当时城乡契约中地主经济的剥削，逐步丧失笼络臣下的资本，最终成为江湖传说。

现代社会背景下，乡村政权发生了组织替代，由原先的士绅、秘密社会组织、团练等力量组成的混合型政治形态转变为官方正式的乡政村治格局。与此同时，组织领袖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委托与上级赋权，实行谁赋权对谁负责的制度。制度化伴随规范化，权力的施行以法律、行规为边界，但却给予领袖以脱离基层社会的自由，而成为一枚纯官僚配件，执行“长官”意志。

正统历史中关于中国政权组织的描述大多带有精英色彩，相反非正式的民间组织尤其秘密社会组织多属于被取缔和被打击的对象。由是，官方政治话语将秘密社会组织塑造为“匪”、“暴徒”、盲流等迷信的、颠覆性的群体形象。袍哥组织及其成员正是这些负面群像之一，类似于白莲会、天地会、青红帮、哥老会等组织，统一被纳入秘密社会组织范畴。当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因为读了此书就对正式政权组织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也不能从“存在即合理”的闭环逻辑中论证非法组织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政权轮替与革命斗争没有浇灭秘密社会组织的存在，不同时期它只是换了名称、形式继续存在而已。那么，秘密社会组织的生命力何以延续？

以“袍哥”组织为例，普遍认为该组织起源于郑氏（郑成功）及其后代支持的“汉留”组织，具有明确的反清复明、反满复汉的政治目标。又有说法将“汉留”称谓“汉刘”、“汉流”，取汉代蜀中刘备治下的关羽之正义、义气形象作为组织精神。这是川西袍哥存在的历史基础。后续发展过程中，袍哥组织的政治性取向杂糅地方利益团体自我保护的理性。

清末辛亥革命伊始，政权更迭，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乡村政治出现长时段的权力真空，这给社会性“袍哥”组织的存在提供疯长土壤。得之便利，袍哥大规模吸纳不同阶层、行会的成员壮大组织规模，开展组织扩张的活动。具体而言，以入会拜“码头”、祭拜关帝等仪式性活动，和拜年、学习组织经典《海底》等日常生活性互动等方式加强组织内部联系。以隐语、黑话、“摆茶碗阵”作为身份识别标志，区别外人和自己人，凝聚组织的同时共同对抗外部威胁力量，从而保证组织的安全。在组织内部采用1-10级（除了4、7不吉利未被列级）的权力架构，分管内外事务，对组织成员实行规约，维护组织的稳定运作。并在社区中操持公共事务，解决家庭内部、族际之间的矛盾纠纷，经营茶馆、烟管、码头交易等维系袍哥组织的社会威望与经济基础。

袍哥组织有清浑之分，这意味着不同组织在社区中发挥不同功能，概言之，它既可以作为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非官方政治组织存在，也可以变形为危害地方治安和政治生态的魔鬼。

分析秘密社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启示在于研究乡村治理时不仅要关注政治组织、制度及其代理人的行动逻辑，还要关注社会组织的力量。立基于正向维度，它们或许可以弥补正式组织之不足，发挥平衡地方秩序和打破封闭性权力结构的效能。

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文本大多以古籍、文献、档案为主，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历史社会学者看做是历史材料的再建构，过程中工作者得以明晰文本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制作。但如何区分文本的客观性和叙事的主观性，成为一项非常有难度的工作，由是，历史社会学始终面临“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据此，如何审视“历史”呢？历史的书写者往往是政权既得者的代表，大多数的书写即是塑造执权者的精英群像与文化精神。这是历史记载的主流趋势，鼓励不同时期的人们以积极的姿态争取青史留名。相反，还有一部分大奸大恶的小众群体也被书写，但这是作为正式权力树反面教材而存在的，并在叙事中表达出鲜明的恶弃立场。

那么，除了政治立场的斗争性存在，小众群体和历史无名的普通大众的历史该如何书写呢？毕竟，政权更迭只是看历史的主题之一。但，我们都很清楚，无论何时，立场始终存在于书写过程之中，这仿佛是社科工作者难以摆脱的职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