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通过关税政策加剧全球贸易战，引发了对资本流入征税的猜测。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认为资本流入损害美国经济，建议通过征税加以限制。尽管存在争议，白宫已开始探讨征收资本流入税的可能性，这可能成为特朗普重组全球贸易与金融规则的重要工具。
一、特朗普的商品关税，会不会是货币关税的前奏？
自1月20日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全世界就深深陷入对未来的茫然、困惑和不确定之中。特朗普是出了名的善变，这使得各国官员和经济学家、分析师预测美国的未来政策变得异常困难。但已经发生的，也一点都不轻松，两个月来，特朗普不仅通过与普京眉来眼去搅乱了地缘政治，还通过一系列的关税行政令，加剧了全球贸易战，令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指数飙升，甚至超过了2020年新冠疫情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与特朗普已经作出的决定相比，其不确定性可能会变得更糟。因为在商品关税冲击中，还有另一个问题挥之不去：特朗普对商品市场的自由贸易的攻击，是否会向资本市场扩张、蔓延，导致对自由资本流动的攻击？
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商品关税，会不会是货币关税的前奏？这是一个比贸易对全球的影响更为严重的问题。所谓货币关税，就是对流入的货币征税。
二、主流经济学家鼓励资本自由流动，但迈克尔·佩蒂斯认为流入美国的资本毒害了美国，要征收资本流入税来限制它们。
大多数人或许认为这个想法很疯狂。毕竟，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或者说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资本流入对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们帮助美国为36万亿美元的国债和美国的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例如，特朗普的竞选最大金主、当选总统后的最亲密顾问埃隆·马斯克，就从中国对其所属企业的投资中受益，其中一些是私人投资。当然，中国也从马斯克在上海的投资中受益，从电动车技术到竞争，从劳动力岗位到税收，从国际影响力到国际供应链。
但有一些特立独行但观察力惊人的经济学家，如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种正统观点。
迈克尔·佩蒂斯是著名经济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美国金融学教授，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对于大陆，佩蒂斯从15年前就开始一直警告说，大陆以牺牲消费为代价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大量投资令人严重担忧。如果不能以经济增长放缓的短期代价故意抑制投资支出，直到金融体系无法吸收进一步增加的债务，金融紧缩将随之而来。2013年他就预测了因私有经济受限和消费受限，2020年后大陆将陷入公共债务膨胀、低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下行之中。
对于美国，佩蒂斯一直认为，资本流入不仅仅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必然结果，还是一种使人衰弱的诅咒。他分析说，这是因为资本流入提高了美元的价值，促进了过度的金融化，并掏空了美国的工业基础，这意味着“资本已经成为摇晃贸易的狗尾巴”，从而推动了巨额贸易赤字。
因此，佩蒂斯建议对商品进口和资本流入采取税收等限制措施。
三、实际上，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在白宫的政策中，已初现端倪。
六年前，民主党参议员塔米·鲍德温（Tammy Baldwin）和她的共和党对手乔什·霍利（Josh Hawley）推动颁布了一项国会法案，即《就业与繁荣竞争美元法案》（Competitive Dollar for Jobs and Prosperity Act），呼吁对资本流入征税，并实施美联储的弱美元政策。
在拥抱全球化的民主党总统拜登的任期中，该法案似乎已经死了。但上个月，与副总统JD万斯关系密切的保守派智库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宣称，对资本流入征税可能在未来十年内筹集2万亿美元。
随后，白宫发布了一项“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行政命令，承诺“审查是否暂停或终止”1984年的一项条约，该条约取消了之前对中国资本流入征收的30%的税。
但这个消息没有能够成为头条新闻，让大众注意到，因为特朗普正在用其他分散公众注意力的事情“淹没该消息”，尤其是在针对不同国家的关税行政令方面。征收额外关税，令墨西哥、加拿大和欧洲陷入恐慌，并可能是最近美国股市下跌的重要推手，因为一些投资者先发制人地逃离。
但所有人都忽略了，对商品征收关税之后，如果还难以达到特朗普对大企业减税的目的，隐藏在“美国优先投资政策”中的“资本流入税“，就将大概率浮出水面，成为全球新的、更可怕的威胁。
四、征收资本流入税不会很快发生，但在特朗普任期内有可能发生。
在现实中，从关税到资本流入税的税收转变可能不会很快发生，甚至可能不会发生。特别是因为他的亲信与顾问人员中至少分裂为三个交战派别：以斯蒂芬·班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技术自由主义者，支持MAGA的国会共和党人。由于担心破坏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后两个派系可能会反对通过征收资本流入税来限制资本。
但不可忽略几个因素对资本流入税接棒关税的可能：
第一、特朗普也渴望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加强他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第二、佩蒂斯的想法似乎在一些顾问中具有影响力，例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和JD万斯（JD Vance）。
第三、实际上从拜登到特朗普，都实施了局部的资本限制措施。比如限制美国资本投资中国的一些技术，比如限制中国资本投资美国的一些行业。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从0到1的突破很难，从1到n，反而较为容易。
第四、特朗普的身边人正在谋划一些颠覆美国现有金融秩序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通过假定的马阿拉歌协议来重置全球贸易和金融。比如财长斯科特·贝森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和副总统万斯，似乎打算通过假定的马阿拉歌协议来重置全球贸易和金融，尽管他们的野心比1985年的广场协议更大。后者“仅仅”通过联合货币干预削弱了美元，但斯蒂芬·米兰对马阿拉歌协议的愿景也包括可能的美国债务重组，这将迫使一些美国国债持有者将其换成永续债券。
第二个方案是创建美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斯科特·贝森特还在研究一个由美国黄金储备支持的主权财富基金，该基金将购买非美元资产以平衡资本流入（例如格陵兰岛的资源）。
第三个方案便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对资本流入征税。如果第一个方案中债务互换的想法使评级机构威胁要下调美国债务的评级，对资本流入征税可能会成为首选方法。
实际上特朗普现在在做的最终目标，不一定是一系列双边（贸易）协议，或许是从根本上重组全球贸易和金融规则，以消除扭曲的资本流动。虽然这种方法是否成功还有待观察，但战略本身比大多数观察家所认识到的，应该更加连贯和深远。
毫无疑问，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赞同对流入美国的资本征税，也不相信它真的会发生。如同佩蒂斯的理论在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中引起了愤怒。
但佩蒂斯并不悔改，一直在坚守其观点。可怕的是，佩蒂斯的一些观点正在被实践所证实，比如2013年前后他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2019 年的鲍德温-霍利法案不仅受到美国指南针等保守团体的欢迎，也受到一些工人组织的欢迎。既然它有民粹主义的吸引力，它就有机会成为具有民粹主义基因的特朗普的备选项。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