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西省万年县因人口出生率下降，学生规模逐年缩减，教师规模产生剩余。
2.万年县拟着手研究制定教师转岗分流相关政策，短期内不再考虑招聘富余的专业教师。
3.然而，教师规模富余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生规模缩减，导致师生比出现问题。
4.除了万年县的转岗分流政策外，近年来教师编制缩减和小班制改革也是热议方向。
5.面对人口出生率严重下降的现实，公共政策需要适时调整，包括调整教师规模与学校数量。
以上内容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仅供参考
近日，江西省万年县政府办在“问政江西”平台答复网友关于今年是否招聘英语教师的问题时透露，该县因人口出生率下降，科学测算出学生规模将逐年缩减、教师规模产生剩余，引发舆论关注。目前，该县“拟着手研究制定教师转岗分流，调节教师结构性均衡方面的相关政策”，短期内不再考虑招聘“富余的相关专业教师”。
教师规模富余，根本原因是学生规模缩减，导致师生比出现问题：学生越来越少，老师反而越来越多。这段回复中提到了当地人口出生率严重下降（出生人口从2008年的7934人下降到2024年的2478人），以及随之而来的学龄儿童减少问题。“以年平均四千多人的规模递减”，带来的直接后果自然就是中小学不再需要这么多教师。
从教师队伍的“供给端”看，根据万年县历年统计公报，2020年中小学专职教师4159人，中小学学生77470人；2023年的数据则是5217人与65784人。三年间学生人数下降一万余人，专职教师人数反而上涨一千余人，此消彼长的结果是师生比突破标准。根据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见，小学师生比为1∶19，初中师生比为1∶13.5，万年县的师生比2023已经达到了小学1∶13.18与初中1∶10.48。以2018年以来的出生人口来看，万年县的中小学生数量会继续大幅度下降，师生比将进一步扩大。
万年县的情况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万年县在回复中就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存在此问题”。而教师规模“富余”，自然需要对应解法。除了此次万年县的“转岗分流”外，近年来“教师编制缩减”与“小班制改革”是外界热议的两个方向。2024年，厦门市翔安区就曾发布“取消及减少部分岗位的通告”，实质上是改编制为聘用制，也就是逐渐缩减教师“铁饭碗”。此次聘用制的改革让教师岗位的溢价降低，带来“骨干教师招聘遇冷”的结果，称得上是“探索教师退出机制”大方向上的点滴温和改革。
2024年山东省教育厅则提出“逐步推行小班化教学”， 稳妥撤并乡村“小、散、弱”学校。“小班化”自有其良法美意，那就是既能维持乃至继续增加教师编制与岗位，又能以“小班制”达到提升教学质量的目的。在财政收入充盈的城市，“小班制改革”可以视为改善教学质量的得力政策，但在财力不足的地方，地方财政经费是否还能维持“小班化”，小班化是否还可以“越来越小”，就都成了疑问。
而此次万年县的“转岗分流”，具体做法是将富余的教师转到其他行政事业岗位。不过，其他行政事业岗本身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财政供养人员，多一个转岗分流的富余教师，就要少招一个新人，这种做法也只能是暂时以击鼓传花的方式，缓解财政供养的压力。
无论是“转岗分流”还是“小班制改革”，其目的都有留住已“上岸”人群的考量，而这一切都需要财政经费作为支撑。根据万年县统计局2025年1月发布的数据，该县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06亿元，同比下降0.3%。其中地方税收收入10.2亿元，下降4.1%。地方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63.5%，财政预算存在相当大的支出压力。
随着少子化程度加深，未来各地是不是需要这么多的幼儿园与中小学，也会成为一个提上日程的议题，回复中“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存在此问题”就道出了这一点。如果一地出生率连年下降、人口大量外流，那么其本地的税收随之减少，财政负担加大，从源头看也无力维系富余的教师队伍，政府只能依赖转移支付乃至举债度日，这种状况显然是无法持续、也不应该持续下去的。
公共部门是为纳税人服务的，当然应该因事设人，而非因人设事。一旦某地人口减少、财政下滑，不再有那么多生产、纳税与消费人群的话，那么该地的公共部门就应随之调整，供过于求的那些公共服务也当随之缩减。以东邻日本为例，不少偏远地区近年就经常出现“一人毕业礼”与学校关闭的新闻。2023年香川县丸龟市小手岛中学的关闭，甚至是2013年以来的第二次关闭。
事实上，中国新一批学龄人口也已经不足以“填满”校园。2024年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已有5600多所小学关停，这个趋势未来几年估计还将向上蔓延，2030年的初中、2033年的高中、2038年的高等教育也都将迎来拐点，而这是由出生率决定的：2016年全国因“二孩政策”反弹的全年出生人口是1786万，但短短6年以后的2022年变成了956万。
明乎此，“教师规模富余”的背后仍是一个财政问题。“小班化”与“转岗分流”可以视为消化存量、保住公立教师编制与岗位的权宜之计，但“教师退出机制”恐怕仍然是未来的政策方向，这是由“人口出生率严重下降”的现实决定的。面对这一现实，公共政策不仅要适时调整以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从“供给端”调整教师规模与学校数量，这一点也适用于高等教育，乃至其他公共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