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美国民主党经历2024年大选后的惨痛失利之际，Ezra Klein与Derek Thompson合著的新书《Abundance》（暂译为《丰裕》）却似乎带来了过去一个时代的气息。该书所宣扬的“供给侧自由主义”（supply-side liberalism）主张，通过强化国家在基础设施、研发创新、住房供给等方面的积极角色，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普遍繁荣。然而，随着共和党近来不断“拆解”联邦政府的关键支柱，外加美国内部政策缠斗与民粹主义浪潮的高涨，这份原本希望通过“增长”与“改革”实现“未来式繁荣”的蓝图，究竟在当下的政治版图中还有多少施展空间，值得我们深思。
这本书的核心在于呼吁一种更具功能性的“国家能力”：通过更加灵活、更具效率的行政手段，为美国社会提供更充足的住房、环保和科技创新。然而，正如对话中亚当·图兹（Adam Tooze）所指出的，在一个深陷法律文化泥沼、地方利益集团与“NIMBY（不在我家后院）”情绪高涨的美国，实现“增量式繁荣”并非只是简单地呼吁“政府干预”或“市场修正”就能完成。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谁能决定要生产什么？是遵循传统的资本主义利润逻辑？还是让国家通过公共利益诉求来“指定”发展重点？当民主党内部尚在为如何捍卫基本的政府职能而焦头烂额之际，谈论更有效率、更具雄心的政府是否显得“好高骛远”？而共和党在目前国会与各州层面持续“做减法”，或将进一步刺破所谓“繁荣叙事”的气球，让有关“如何重塑美国国家能力”的学理辩论在现实中屡屡碰壁。
与此同时，本书背后也折射出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里面对的严峻竞争：与中国这类“输出型合法性”国家相比，美国社会过于法律化、程序化的机制很可能造成执行效率与增长空间的“双输”。民主党若无法在现有体制中找出真正说服民众的政策成果，恐怕会让抬头的民粹乃至反政府情绪进一步动摇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信用与影响力。从国际关系与当代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倘若美国国内治理模式日渐陷于党争与制度束缚，则其号称的“自由秩序”难免被外界质疑价值与实效。
因此，这部新书《Abundance》提供的“供给侧自由主义”方案，虽表面上寄予厚望——要以更大胆的政府规划和更包容的增长来破除“资源紧缩”困境，但在政治现实中却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挑战：民主党内部因惨败而急于自保，共和党则忙于“拆解”而非“改革”，再加上深厚的“法律主义”文化与传统，所有这些都极可能让“丰裕”远未到来，或者只是一场学理精美的空中楼阁。我们或许可以将本书视作一次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想象，但也必须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当下美国国内外动荡的态势，究竟还能为这份“丰裕蓝图”提供多少落地的可能？这，才是对本书以及美国自由派未来走向真正值得深究的关键所在。
“供给侧自由主义”仍然有意义吗？
随着美国民主党在2024年总统大选失利后重新思考其政治与经济议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与《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合著的新书《丰裕》（Abundance）成为党内重塑未来路径的重要文本。两位作者提出“供给侧自由主义”（supply-side liberalism）理念，主张政府应以扩大住房、能源与创新为核心，通过高效的国家机器推动社会增长，回应当前“稀缺性”激化民粹主义的困境。
然而，在共和党加速削弱联邦政府行政能力的当下，这一主张是否仍具现实意义？《外交政策》专栏作家、经济史学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在其与卡梅伦·阿巴迪（Cameron Abadi）共同主持的播客《Ones and Tooze》中指出，该书虽具启发性，但更像是“错过时机的宣言”，原本应成为民主党第二任政府的改革蓝本。
图兹指出，克莱因本人曾预见2024年拜登-哈里斯组合的失败，并公开呼吁换人参选，显示其对民主党现状的深刻不安。而这本书则体现出一种对“本应存在但未能实现的未来”的寄望。
书中主张的核心内容包括：
强化国家能力以推动增长：聚焦住房、基础设施与科研三大领域，强调打破“增长受限”的制度性束缚。
对自由主义内部的自我批判：批评现有自由派政治陷入过度程序主义（proceduralism）与“法律主义文化”，形成“自己设置的三角困局”（zoning法、环保法、公民权利法）阻碍实际建设。
“后改革悖论”与“蓝州困境”：作者追溯从20世纪改革项目（如郊区环保运动、公民权运动）演变而来的制度体系，如何无意中加剧住房供给短缺与阶级固化，形成以“守旧的中产住房所有者”为中心的“反建设政治”（NIMBYism）。
呼吁“实质性合法性”（output legitimacy）：主张国家应从形式合法性转向以成果衡量的“实质合法性”，通过实际交付（如建桥、造房、扩地铁）赢得民众信任。
图兹评价，尽管《丰裕》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其并未完全提供解决方案，而是提出了一种问题诊断与价值方向：要求美国自由主义放弃幻想，通过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住房、医疗、互联网、交通——来重建政治正当性。
他强调，该书最终隐含的比较对象是中国。中国所代表的“实质性合法性”模式，以快速、高效的产出展现国家能力，成为对美国形式主义政治的巨大挑战。
尽管作者回避直接讨论“谁来决定增长方向”的问题，但其所描绘的是一种“布鲁克林式自由派”（Brooklyn progressive）的现代生活愿景：一个在2050年实现绿色、高效、普及化基本服务的美国。
图兹总结道：“这不是自由市场决定的增长，而是由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共识驱动的增长。民主党若要回应当下的不满，不应只是制度改革或代表性修补，而应是行动，是建设，是交付。”
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与本平台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