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城青年决定去当作家

彭劲松决定去当一个作家。他辞掉了日薪200元的保安工作，打算先回一趟泸州老家，把家里的书搬到成都来，再租一个房子，开始写作。他已经存了两万五千元钱，这些钱够他专职写作一阵子。他的日常开销很简单，就是每天三顿饭。

之前，他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宿舍住了很多人，他睡在大厅，连一张桌子都没有。晚上，人们打呼噜的声音，呜呜呜的，像开摩托车一样。他想写作的时候，就去白读书屋。他很喜欢白读书屋和野梨树书店，这些小书店让他在成都找到了故乡的感觉。

而真正的故乡，他快两年没回去了。他不想回去。实际上，他是跟母亲吵架跑出来的，现在还有点恨她。大约3年前，彭劲松从一所大专的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然后到一家酒店实习，做门童，因为上班“注意力不集中”，被老板开掉了。当时疫情还比较严重，女朋友又分了，他情绪低落，想休息一下，就回家待了两年。“回去以后，我妈天天骂我，说我在家里躺着，什么事情也不干。”

人在年轻且一事无成的时候，最容易幻想自己飞黄腾达。彭劲松就是在那个时候幻想自己是一个作家。其实那段时间，他也没有完全躺着，他一直在看书、写作，但总是会跟母亲吵架。那天他在泡方便面，母亲大声呵斥他，你吃这个玩意儿健康吗？他感到非常愤怒，“不是健康的问题，而是以健康的名义控制你。”他一拍桌子，说我要去成都。

“我能想到比较大的城市就是成都了，长那么大也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回泸州前一晚，彭劲松在野梨树书店分享他的经历，气氛轻松，语调幽默。这个26岁的年轻人，有着这个年纪的任性，但又不乏清醒和成熟。“你在这里高屋建瓴地大谈特谈有什么意义？一个人的名气大于他的作品，关键是我还没有作品，就会特别心虚。”

“成都乔伊斯”

幻想自己在流浪

在成都，彭劲松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小乔。不是三国的小乔，而是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乔。一开始他住在大学室友家，也不出去找工作，每天就在房间里看乔伊斯。看完就上街晃荡。“乔伊斯的一个写作主题就是流浪。我就幻想自己在流浪，但我大学室友有吃有喝地供着我，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就走了。”

其实他是被“扫地出门”的。那天他还在睡觉，室友就开始打扫卫生，他看见室友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爬起来说，我帮你打扫，室友不语。他说已经没有垃圾了，室友说还有一个。他就秒懂了。后来就搬去了网吧。聊起来，彭劲松还是很感恩。“一个大学室友养了你三个月，最后还那么客气地把你请走，已经很好了，除了你父母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吧？”

彭劲松在网吧做了几天兼职，赚了一点钱，想请大学室友吃一顿饭，表示一下歉意。当他看到室友骑着电动车，载着一个女生从他面前飙过，他就知道不用了。“他可能根本不想跟我聊，是我想太多了。”

后来他找到一份地铁安检员的工作。刚开始比较开心，干了一段时间发现难以忍受。上一天班累得不行，还要坚持看书，不看书就会非常焦虑。“因为一打开那些文学杂志的新人刊，发现大家都写得很好，但有时候看他们写的也放心了，再懈怠一点也行。”

密集的地铁网络，给了他很多灵感。他曾想写一个关于“轮回”的主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意象。在地铁里，他发现所有站点都是通的，这不就是一个“轮回”的意象吗？但毕竟这个工作有点累，所以他很快就离职了。四处玩了几天，买了几百块钱书，又去看了一场英雄联盟比赛，就没钱了，于是赶紧去打工。这一次，他去做了小区保安。

虽然是刚辞职，但他现在想起来好像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或许因为保安大都在晚上工作，给了他一种时空错乱感。关于这段工作的感受，他都写在了日记里。

“一开始去上班，老板和同事都忍不了我。我一上班就把书摆出来，不让我看，我就写，他们实在忍不了，就劝退我。慢慢地我也想清楚了，我来这里是上班的，不是来追逐梦想的，不要给别人添乱。后来就在固定时间写作，不会无差别地写作了。”

做保安，他觉得自己“每天都不知道在干嘛”。晚上6点半闹钟一响，穿好制服集合，系上“为业主提供优质服务”的红色绶带，给业主敬礼。彭劲松不想敬礼，同事说那你笑一下吧，他也笑不出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有业主给他送吃的，他都觉得受之有愧。“如果我做得特别好，肯定心安理得。”

有一天彭劲松当班，正好断电了，一辆玛莎拉蒂开来，碰到闸机，蹭掉一片漆。当时彭劲松正在给别人开门，没来得及提醒车主，最后赔了2000元。他很郁闷，想要离职。但他不会把闷气转嫁到其他人身上。比如外卖员进小区要登记，如果他很急，就直接放行。

“你不要为难他们，大家都是兄弟，对吧？反正别人对我恶语相向，我从来都是笑脸相迎。因为我们都是被困在某地的人，我困在保安亭里，好像可以玩手机；他们困在外卖车上，似乎也可以看风景，其实都不容易。”

大家对你

有一种“淡淡的敬畏”

他开始大量听播客，文学、历史、哲学，乱七八糟听了很多。听了一段时间，发现信息有点过载了，就开始听网络小说。他喜欢乔伊斯，也喜欢读网文。他觉得严肃文学的作家，低估了网文的影响力。“网文只是文体简陋，瓶子很丑，但不代表主题欠缺或语言不够革新。”

他举了一个例子。之前有个主播带了3000人去砍某平台的手机，没有砍下来。这样一件事，严肃文学很难去反映，但在网文里面，它会迅速形成一个体系，什么“拼夕夕系统附身，六万人砍不死我”等等。它的题材是与时俱进的。

关于网络语言，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大部分严肃作家都认为网络语言会使作品变得油滑、速朽。比如“赛道”这个词，其实就是领域，如果再隔十年用它，就过时了。他认同这种观点，但又觉得不必过于谨慎，害怕文体的变迁。谈到语言问题，他问确定要谈这个话题吗？可能三天三夜都聊不完。就这一小会，他提到了厄普代克的小说《兔子快跑》、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神作”《无尽的玩笑》等作品。一个文学青年的视野和审美有了。

但视野和审美不代表能力，这个道理彭劲松懂。“就像你在开一辆车，车就是你的能力，前面的路灯是你的视野和审美，你永远追不上它们。但不能停止练习，有时候我写得很烂，我就直接撕掉或者烧了，但现在也学着对自己宽容一点，哪怕写得很差，也先把它留下来。”

对，彭劲松用笔写作。除了那些乖僻的大作家，现在很少有人用笔写作了。他是有意为之的，他希望用一种更原始的方式去对抗技术，而且他发现这样写比较有手感。Deepseek出来后，他看了很多讨论，觉得文学要完了，特别焦虑。但本能告诉他，还是要去写，写不写跟Deepseek没有必然联系。

那天，他和几个朋友去喝酒，这是他第一次去酒吧，就遇到一群醉鬼闹架。他虽然比较害怕，还是轻轻护住了同行的女生，她像触电一样，啪一下弹开，似乎被吓住了。后来警察来了，女生特别紧张，钻到他的怀里，流出了一滴眼泪。从酒吧出来，他心里五味杂陈，有点伤感，又有点温暖。“我觉得这种肉体的感觉是AI没法替代的。还有人的道德，通过这件事，你可以重新去思考道德，这就是文学的追求。”

目前，彭劲松在计划写一个长篇小说。他每天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某个角色的面部特征、家庭背景、性格弱点等等，然后写人物小传。但他感觉自己受“东北文学三杰”（双雪涛、郑执、班宇）影响太深了，那些短句子、猎奇使用的动词，非常不自然，怎么写都像是他们。他总结，“一是读得不够多，二是练习还不够，没有找到自己的语言。”

有人问，如果一直写下去，却看不到未来怎么办？彭劲松表示可以接受，写不出来是大概率事件。“但我有想表达的东西，就一定要写出来，不能背叛过去的自己。”他甚至想过写不出来就去死（也许是玩笑）。“但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先不想这个问题，至于能不能得到那些外在的东西，比如金钱、名气，这是运气，有些责任不在我身上。”

乔伊斯写出《都柏林人》的时候25岁，跟彭劲松差不多大的年纪。但是他的发表经历坎坷，到32岁才勉强把初稿打印出来，只卖了一两百本，其中100本还是自己买的。大师命运亦如此，彭劲松大可不必着急。其实他也很明白，上世纪80年代过去了，文学回归边缘状态，才是正常的现象。

“这个行业不赚钱，你不写也能活的话，就不要写，非要写的话，一定有什么真诚的表达。如果你说自己是个小说家，大家可能对你有一种‘淡淡的敬畏’。一是，写小说的还这么有脸说出来，不太容易；二是，写小说这件事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有点厉害。”

那天，在野梨树书店，彭劲松说了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对于一个要写作的人，所有工作都是兼职。这句话透出义无反顾的决绝。他其实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心有所属，所以没办法“集中精力”干一份看似稳定的工作。

现在，彭劲松迫切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书桌。他必须先写一会，因为“实在是太手痒了”。目前，他还没有正式发表作品，不过已经写了七八个笔记本。虽然有的是日记，有的是素材，但其实没法明确划分，哪部分属于文学，哪部分属于生活，它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他在日记里写道——

“出门好累，差点死掉。跟兴林（大学室友）去了吉布鲁，都没怎么吃，他也好累的感觉。我们在硬找话题，他递烟给我，我今天没有拒绝，抽了一颗。吃完往外走着，我又要了一颗，边抽边聊。

我讲起我们初见的时候，他穿的那件丑陋的红色T恤，他坚持那是白色的。我们争论了一会儿，我说那是2019年的8月末，坏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在黄昏的操场上，那时我还不想当一个作家，还没有看过那么多男作家夹着烟拍照的照片，也不想模仿他们。所以到底是丑陋的红色，还是夕阳把他那件旧得发白的、陈米一样的黄色T恤染成了红色？

我又开始硬写了，除了硬着头皮乱写以外，什么也做不了。我又开始把自己默认为被推动着、被挤压着、被调度的玩具了。想象我身处米甸，想象我面前有一群羔羊，想象我是等待上帝神谕的先知，这是唯一的路，这是必经的路。摩西曾经这样说过，如今我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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