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来，淮南有关二十四节气的喜事连连：去年9月20日，淮南荣获“二十四节气之城”授牌；今年1月16日，寿县二十四节气馆盛大开馆；3月19日，2025年世界气象日安徽主场纪念活动在淮南隆重举办。这么多活动聚焦淮南，淮南到底为二十四节气作出了哪些贡献……
溯源流
2016年11月30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通过决议，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早在农耕时代的开启阶段，勤劳朴实的中华民族祖先就对节令与农事的关系非常重视，安排历法官员，开始节令观察。东夷以鸟为图腾的少昊氏部落设置专职官员，以凤鸟氏为“历正”，主管天文历法。另以玄鸟氏司分（春分秋分），伯赵氏司至（夏至冬至），青鸟氏司启（立春立夏），丹鸟氏司闭（立秋立冬）。
帝尧命羲氏和氏分居四边，观察天文。羲仲居东方旸谷（山东半岛沿海）观察日出，羲叔居南方交趾（两广及越南北部地域）测定太阳南行，和仲居西方昧谷（地望不详）观察日落，和叔居北方幽都（幽州中心即北京市一带）辨别太阳北行，结果诞生了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几个名词，成为节令的最早雏形。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已被基本认定为帝尧之都，遗址中发现的古观象台和王族墓地中出土的测量太阳影长的圭表，可以证实上述说法并非虚妄。
《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历书，西汉时被编入《大戴礼记》。司马迁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可见此文在春秋晚期就已流传，书中出现的“正月启蛰”即立春应该是典籍中最早出现的节气，同时间接说明这个节气可能在夏代就已诞生。
西周初期，周公在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建设了测影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令“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影）”。通过测影，成功确定了一年中日影最长和最短的两个日子，“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接着发现在“冬日至”和“夏日至”之间还有两天的日影等长，形成后来的春分和秋分。
战国时期，《吕氏春秋》在“两分”“两至”之间增加了“四立”，形成立春、日夜分（春分）、立夏、日长至（夏至）、立秋、日夜分（秋分）、立冬、日短至（冬至）等8个节气，加上“始雨水”“小暑至”“霜始降”等，书中出现的节气总数达到22个。
发祥地
公元前164年，刘安封淮南王，都寿春，即今寿县。刘安是前淮南厉王刘长长子，10年前，刘长因谋反被褫夺王爵，流放川蜀，途中绝食而亡，6岁的刘安从王子沦落为一介平民。汉文帝顾念亲情，封刘安为阜陵侯，之后又让16岁的刘安继承淮南王爵。
刘安自幼喜好钻研历法。寿春正处于中国气候的南北方分界线上，这为他研究节气提供了客观基础条件。刘安礼贤下士，在寿春“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名者有伍被、雷被、苏飞、李尚、左吴、田由、毛被、晋昌八人，号称“八公”。刘安与八公经常在寿春城北的山中（后人命名为“八公山”）著书立说，谈经论道，产生的最大成果就是“绝代奇书”《淮南子》，二十四节气在书里得到规范。
此前诸子学说中虽然记录有各节气名称，但还没有一种归纳性的说法。《淮南子·天文训》叙述了冬至和夏至的气候特征之后说，“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大意是，东北和东南两个角度之间各是九十一又十六分之五度，而北斗每天运行一度，运行15天为一个节气，产生出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变化。《天文训》接着从冬至开始，按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方位，科普了相应的节气名称和内容。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对二十四节气最早的系统记载，因此可以认为淮南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发祥地。
《淮南子》确定的节气标准就是北斗斗柄的运行方向。北斗斗柄的运行同月亮、太阳、二十八宿标示的度数，以及地球的运行相结合，组成了一个科学的历法体系。《淮南子》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分，每一等分为一套节气，其顺序为：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后来围绕二十四节气，又延伸出“四时八节”（指春夏秋冬4个季节和两分两至四立8个节气）和“七十二候”（指每节气3个全年共72个物候现象）等历法补充。
二十四节气被广为实践、流布全国，并深刻影响世界，国际气象界将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太初历
王福州《非遗文化形态学》说：“淮南王刘安和门客研制成功的二十四节气，收在《淮南子·天文训》之中，在汉武帝即位后献给了朝廷，并且得到了年轻皇帝的喜爱。”
汉武帝之前，中国实行过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史称“古六历”。古六历大致相同之处都是19年7闰。不同之处是以冬至为标杆，以不同月份来确定每年的起始点。汉武帝即位时实行颛顼历，以农历十月为岁首，凡有闰月，一律设置在每年最后一个月，称“后九月”，这不仅与民间流行的节气产生冲突，也给史书记人记事带来困难。当时节气虽然在民间流行，但还没有形成国家意志。汉武帝见到《淮南子》后，决定将二十四节气融入历法，诏令御史大夫兒宽“与博士共议”。
兒宽与博士们议后认为可行，于是汉武帝诏令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和太史令司马迁等议造“汉历”，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颁布施行，因名“太初历”。能够反映自然界时令、气候、物候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二十四节气被融进新历，也更快地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中国历法史上，太初历的颁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十四节气既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华各民族的共享文化，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催化剂和黏合剂作用。仅以两至祭祀礼仪为例：以往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都是统治者行为，鲜卑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继续实行汉化改革，他就改革两至祭礼问题征求群臣意见，汉人大臣崔逸鼓励他说：“祭祀之日使用雷鼓和雷鼗鼓，这些鼓有八面，声音响亮，但并不妨碍阳光。我认为用鼓来聚集众人并不违背古义。”于是孝文帝提倡祭日鸣鼓，将原本威严的冬至夏至国家祭祀典礼融入欢庆元素，增加了平民百姓的节日感，无疑是对传统礼仪的一种突破。 （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