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刚即位那几年，旱魃为虐。
先是京师大旱，之后直隶、山东久旱，紧接着河南大旱，山西亢旱，陕西、甘肃苦旱，皖北、川北亦旱。这场灾荒一直持续到光绪五年（1879）。由于光绪三、四年间灾情达到最高潮，而该两年干支为丁丑和戊寅，故人们多以“丁戊奇荒”称之。
天灾面前，人命卑贱。死亡的数字不断堆叠，估计约在950万至2000万之间，夺命的烈度不亚于此前的太平天国战争。活着的人们已经不像个人了，吃皮绳、鞋底、破布、灰炭已是常态，“人相食”也不少见。妇女和儿童沦为商品，只能换来一两张薄饼。哀鸿遍野，满目凄凉，自明末以来两百余年，中国尚未见过这般惨烈的景象。
▲《河南奇荒铁泪图》之“白骨遍野、恶鬼夜号”。图源：网络
这场席卷华北的天灾，也波及江南。成群结队的饥民纷纷过江，给当地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其实，对于逃荒的难民，江南人士并不陌生。几乎年年都有苏北的乡民南下求食，只要设立几个粥厂，给些口粮，等待冬天一过，人群自然散去。但这次不一样。不久之后，江南人发现，北方的灾荒要比想象中严重得多。
苏州城外的空地，一半是难民搭盖的草棚。一开始只是苏北人和山东人，很快就出现了山西人的身影（河南灾民被截留在了徐州一带）。流民达到了两万多人，混乱随之而来。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中旬的一天，苏州养育巷慈悲桥边的裕成酱园，闯入了数十名灾民。他们向主人乞求腌菜，酱园不允，便用假钱购买。购买不成，灾民气势汹汹，直接动手抢夺。酱园阻挡不了，只能叫来地保维护秩序，并给灾民分发钱财，这才了事。类似情况，时有发生。
早在难民刚刚抵达苏州的光绪二年十月初，苏州士绅谢家福就投入到救济的事业中。作为一个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江南人士，他见过秩序瓦解的惨状。咸丰十年（1860），苏州被太平军攻陷，谢家遭到重大打击，“全家骨肉离散，死难者二十有四人”。当时谢家福年仅14岁，陷于敌营，逃出后，随母亲迁往上海。在他心里，江南这片美好安宁的土地，不该受到侵扰；家破人亡的人伦惨状，也不该频繁上演。
光绪二年整个冬天，谢家福都在为灾民奔走：登记，募捐，发钱，助产，给药，制棺……他的日记被赈务占据：“初九日……同姚凤生赴盘门灾民厂中查点灾民”，“十一日，辰起，同姚凤翁赴盘门厂散给口粮”，“十七日，辰刻，姚凤生来，邀往造灾民册”，“十八日……同至富仁坊潘氏端整灾民牌照”，“二十日，晨起，同姚凤翁至保元厂收灾民一千口”。
地方精英维护本地社会秩序，本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产生威胁的根源不在本土范围之内，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谢家福在那个冬天提出了一个办法：从整治苏北水利入手，召集灾民，挑选尚有劳动能力之人，以工代赈。
一个苏州人想要跳出江南解决流民问题，背后反映出一个严重的国家治理问题：士绅对于朝廷的赈灾行动已经相当失望了。
古代中国常常为天灾所困，荒政是治理天下的一项要务。不少人坚信，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从容调动数以百万计的粮食，拯救天下。当然，前提是国家的仓储中真的有充足的粮食。在18世纪，清廷或许有这个实力，但进入19世纪，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国家的物力消耗殆尽了。
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正为手中无钱粮发愁，而主持西征的左宗棠严厉弹劾山西没有按时提供军饷。目睹人间之惨状，曾国荃能做的只有祈祷上天降下雨水：“国荃抵任五旬，祷雨已四十日。靡神不举，无术苏息。”之后，还是李鸿章从海防经费中调取了十万两银子救急。
国家无力，朝廷便让各省“协济”。曾国荃拉下老脸，给两广总督刘坤一写信道：“尚祈俯鉴愚衷，悯其苦况，设法援救。垂手云天，晋民固膜拜焚香，感颂仁慈之广被。”最后到手“不过万金”。毕竟，哪里的仓储都不充足。
光绪四年（1878），曾国荃上奏折称，为赈灾而过劳猝死的山西官员接近80人。两个月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20人。这些闪耀着儒家人格光辉的官员，就像传统荒政的最后一点余晖，洒尽了光热，却还是力不从心。
▲曾国荃。图源：网络
谢家福们的出现，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性。
按理说，一处的地方精英无论如何也不会突然介入另一处地方社会的事务。光绪三年（1877）二月初九，谢家福在“验放灾民出厂”后，开始“押送江北灾民回藉”，送至泰兴，就地救济。因舟船搁浅，谢家福发完赈金就返回苏州了。
跟谢家福一样，常州士绅李金镛很早就开始救济灾民，并决心前往苏北赈灾。他得到当地士绅的支持（其中包括盛宣怀之父盛康），还有上海巨商胡雪岩的帮助，筹集了13万两善款。李金镛此行开启了一个时代，此后，江南人物八方集款，分道北进，越过关山阻隔，前往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救济灾民。留守江南的绅商也没闲着，他们坐镇后方，借助本地的善会善堂，担负起劝捐、收解、转运钱粮等工作。
江南士绅的壮举，历时四年有余，总共募集并散放赈银100多万两，遍及山东、河南、山西、直隶四省，救济灾民总数超过百万。
▲李金镛。图源：网络
如今回看这段历史，谢家福们的善心背后，有儒学的回响，有发自内心的怜悯，有强烈的地方优越感，但唯独缺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意识。尽管有人提出了“我等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的口号，但这样的想法要在很多年后才成为主流。
当时，江南社会对于华北地区的遭灾不无幸灾乐祸。许多人认为，晋人平日重钱财，舍本逐末，大家忙着开钱庄，放印子钱，种植罂粟，贻害世人。直隶靠近皇都，作奸犯科者多。陕西民气强悍，抢劫者多。河南本来多务农之人，近年来也学坏了，不事五谷。北人皆如此，所以天降巨灾，困苦至此。
更有甚者，拿生活习惯做文章。一位自称“吴中人”的作者在《申报》上发文称，他曾游历华北，见北人吃饭，碗中必有剩余，吃完用凉水漱口吐出米饭，实在浪费。而且，北人不珍惜字纸，用其裹物糊窗、揩台擦桌，怪不得遭到天谴。
也有人扬北抑南。《申报》曾发表某人的《易俗论》，指责南人“贪而无耻”，必须学习北人的“俭而知守”。几天之后，该作者又写了一篇《论弭灾宜上下交儆》，文章大意为：我辈生于南方，衣锦食肉，住好房，乘好车，儿女团圆，哪怕是下等人也吃白米饭、穿厚棉袄，难道是上天独厚南人？若吾辈安于享乐，怎知未来不会落得北人下场？——表面是在指责南人，背后仍是浓烈的江南本位意识。
既然“南人优越，北人活该”的观念如此盛行，那么，谢家福们又是如何募集到善款的呢？
答案就两字：福报。
谢家福在为河南筹捐的公启中写道：“呜呼！天之厚我江浙者至矣，天之警我江浙者亦甚。”丁戊奇荒就像是老天爷拿着戒尺教学生，山东人犯错，拍一下掌心，河南人犯错，又拍一下，山西人犯错，再拍一下。如此，江南百姓不敢不用功，不敢不保持警醒。
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捐钱给灾民，积德行善，上天难道不会再降福报吗？大部分人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慷慨解囊。最令人称奇的是，南通州的一个乞丐在得知“山西奇荒情形甚惨”的情况后，居然也感到自己“幸生南方，较之山西被难人，几有天壤之隔”，便将积蓄的800文捐给善堂。
果然，“上天”出手了。江南自从办义赈以来，风调雨顺，虽偶有偏灾，也能得到中等年成。这番景象在士绅的鼓吹和报纸的夸大之下成为上天厚待江南最确凿的证据。
▲《豫饥铁泪图》之“善士解囊诸神赐福”。图源：网络
光绪三年（1877），谢家福北上青州，行至掖县的朱榴镇歇息时，仅有摊饼可吃，他突然想起了家乡。在苏州，摊饼“于北寺及阊门吊桥见之，皆乞丐买食”，十分常见，如今吃来却有别样的风味，于是他感慨道：“不意山东来发赈，竟似苏州去讨饭。”
越是北上，离江南越近。这不正是义赈的意义吗？
江南士绅不是唯一的行动者。
光绪元年（1875），一位名叫李提摩太的传教士在漫天飞雪中抵达青州。他出身贫寒，却怀揣着救世的热情，远赴重洋落脚华北，劝说中国人皈依上帝。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次年春，山东大旱，青州的官民纷纷祈神求雨。李提摩太在城门张贴布告，宣称求雨“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偶像崇拜，皈依上帝，向它祈祷并遵循它的法则和生活方式”。
当然，雨神和上帝都不会光顾。
无论以何种价值判断，都无法否认李提摩太的同情心、勇气与坚持。由于人手太少，李提摩太只能选择发钱，而非发粮。有时因携款太少，不够分，他会遭受饥民的殴打。不过，饿殍千里的景象始终提醒着他：未来的美好世界都归之于上帝，遑论中国？身在此地，又岂能袖手旁观？
赈灾需要赈款，为此，李提摩太奔走呼吁，多方筹措。
光绪二年（1876）夏，他将山东灾情告知上海的一些西方人士，号召他们伸出援手。年末，他又给英国浸礼会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件，希望可以得到该会和英国的帮助。信中，他用激动的口吻说道：“这不是骗取慈善的借口，这是在救命。当我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正面临死亡，而在此之前，已经有更多的人离世……现在，冰封的大地什么都没有，只有可怕的死亡。”
李提摩太的努力收到了效果。光绪三年（1877）初，一些通商口岸的西人成立了赈灾委员会，加入救济行动。后来，李提摩太撰写了一份山东赈灾报告：到五月份为止，共收到13850两白银，救助青州府四县内的两万余人。
▲李提摩太。图源：网络
光绪三年二月，谢家福从苏北返回江南，得知西方赈济山东的消息，立即产生了愤怒的情绪。他不信任外国人，害怕基督教趁机盗取人心，于是致信李金镛：“西人之赈给东齐也，阳居救灾恤邻之名，阴售收拾人心之术。窃恐民心外属，异教横恣，为中国之大患。”
随着西方赈灾行动在媒体发酵，这样的情绪广泛蔓延于中国内部。官员监视外国人，阻止他们进入灾区；灾民听信洋人盗取童男童女心肝的谣言，宁愿饿死，也不接受救济。
三月，谢家福的焦虑又多了几分，他再度给李金镛写信：“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小孩子智识未开，一旦被蛊惑，后果不堪设想。要破除西人之阴谋，必须跟踪他们，与之展开竞争，争取婴童。
四月，有士绅向谢家福提议：“欲集二三千金，专往彼处收婴。……此事如阁下可以出手，必可集事。”还有人说：“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
谢家福奔走呼吁，但经费迟迟筹不上来，不由得发出悲叹：“越说得要紧，越无人肯捐，一人不捐，便无人肯为先施，事未成而先捐，必无人肯捐。”即便如此，他心中的大火依然熊熊燃烧着：“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势力所拘，未能灭此朝食，今得隐相摄制之机，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氏不必有此子也。”拯救苍生只是小善，与西方抗争才是大义。最严重时，他甚至想过抵押自家土地，促成此行。
五月，捐款暴增，终于可以行动了。初九那天，谢家福启程前往山东，身上带着捐银八百两、洋一百元，各种速效药若干，《神童诗》和《千家诗》各一百本。后续的资金则依靠苏州赈局继续筹款并汇往青州。途经上海，他主动拜访一位传教士，以探虚实，还请其给李提摩太写信，以便将来“我等与之熟商，领出小孩，归我办理”。
五月二十八日，谢家福到达青州。李金镛比他来的更早，还设立了抚教局，只是经费告罄，工作施展不开。见后援到来，有人提议多开粥厂，以救济更多的灾民。谢家福却迟疑了，“弃孩不收，必入教堂”。中国人信外国教，乃是耻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夺婴孩一事上。至于嗷嗷待哺的灾民，只能把他们摆在后面。
当时，收养婴孩主要包括三方势力：青州官绅、江南士绅和李提摩太。谢家福本想将婴孩运往江南，但想到李提摩太可能效仿此举，便断了这个念头。青州知府富文甫也不同意：“小孩运南，事则甚好，但兄弟脸上太下不去，须请大哥在此地想一法儿，总要长养在青州才好。”
七月二日，李提摩太给谢家福来信，希望三方合作，共同收养婴孩。江南士绅出钱，地方官提供政治担保，传教士负责教育。这对于一心与西人对抗的谢家福而言，简直是莫大的侮辱。他咬碎牙抑下怒气，以颇为礼貌的方式回应：合作断无可能，但可以接收李氏的婴孩。
事实上，李提摩太赈灾的钱花得七七八八了，英国浸礼会又不愿意长期出资供养小孩，只能为孤儿院另找金主，却没想到中国人早已将他视为敌人。李提摩太还找过官府，“我请他们参观我的孤儿院，建议说，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并且承担一半的费用，我可以负责筹建几所类似北京、上海、福州的学校……但我的听众们并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思想的准备”。
谢家福“争夺”婴孩之余，也想为赈灾尽一份力。
光绪三年六月下旬，大规模发放赈灾款的行动基本结束，谢家福提出赎田案，触动了青州绅商最为敏感的神经。每当灾荒发生之时，富人往往趁火打劫，以低价购得穷人土地。谢家福希望将青州光绪二年和三年期间的所有土地买卖作废，只有这样，灾民才能继续生活，否则无地耕种，仍要面临生存危机。
要逼青州绅商放弃早已收入囊中的财物，其难度不亚于登天。谢家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上禀李鸿章，希望得到大人物的支持。为此，他故作清高声称，江南可以出资，帮灾民赎田。其实，江南所剩的赈灾款寥寥无几，仅能充门面罢了。最后，在上面的压力下，青州通过了赎田案。
十月，谢家福带着一身疲惫，在众人的相送之下离开了山东。这一仗，中国还是嬴了。江南士绅救济了26万灾民，捐款15万两，还从西人手中拯救了无数孩童。可是，他们不能永远留在这里。灾民能否从赎田案中受益，不得而知。
同月，李提摩太也离开了。他被邀请到山西赈灾，这里的孤儿院潦草经营了几年，随后就解散了。
返苏后的第二天，谢家福便投入到河南赈灾的行动中。
这一次，他没有深入前线，而是坐镇后方。李金镛本想去山西，但谢家福认为：“山右赈务大都官办，阁下去后，不如山左之一无牵制。”山西官赈虽然艰难，但毕竟官员得力，河南不受重视，更需要江南援助。
谢家福全力投入河南赈灾行动的策划和组织。一方面，他促使镇江、泰州、扬州等地同人将注意力转移到河南。另一方面，他创作了著名的《河南奇荒铁泪图》，以图画宣传灾情，勾起了人们的怜悯。在谢的统筹下，一支支队伍进入河南，声势远大于山东义赈。据他统计，此次到河南助赈的江南同人有110人之多，筹款多达45万两。
河南义赈接近尾声之时，“丁戊奇荒”最肆虐的时期也过去了。不过，江南同人并没有停止脚步，他们继续前往直隶、山西等地，甚至在山西又与李提摩太有一番“交锋”。到光绪六年（1880）年末，最后一批江南士绅从直隶返程，轰轰烈烈的义赈终于结束了。
谢家福等人的表现得到了一位大人物——李鸿章的赏识。
当时，洋务事业陷入困局。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经费骤减，轮船招商局苦苦支撑，购买铁甲舰遥遥无期。关键原因在于丁戊奇荒爆发——荒政为西北战事让路，海防经费就得为荒政输血。李鸿章左支右绌，洋务经费损失了70万两。
恰在此时，江南士绅为赈灾而与李鸿章有了接触。如前所述，谢家福在山东时就与李鸿章搭上线，并借其影响力通过了赎田案。李鸿章则很佩服江南士绅的筹款能力：1877年到1880年，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荆门矿务局所招到的股金分别是10.01万两、30万两和5万两，总共不过45万两；而义赈在同一时期为山东、河南、山西和直隶四省筹集的赈款便超过了100万两。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上奏称谢家福等人“才识闳通，心精力果”，为江南士绅请功。随后，谢家福与江南同人顺理成章地走上洋务救国之路。
▲李鸿章。图源：网络
李金镛去办矿务，谢家福去了电报局。在盛宣怀、郑观应、谢家福等人的主持下，电报局在投入运营的1882年即收入6万多两，1886年收入达41万两，1895年收入高达115万两，无愧为洋务企业中经营最好的一家。
洋务事业蒸蒸日上，却不能缓解谢家福心中的担忧。他建议中国要学会自造电线材料，毕竟大权不能操之国外。可是李鸿章并不批经费。他无奈感叹：“吾华欲望振兴富强，如涉大海茫无涯际，此后之杞忧未艾也。”
等到甲午战败后，本就病重的谢家福愈发虚弱，他向医生坦露心迹：“吾自东事起，穷思振衰救亡之方，念非育材不济，然将何以济急？”振衰救亡只能依靠下一代人了！孩子，孩子，关键还是孩子！
另一边，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后发现了新的使命。他不仅要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们的灵魂，而且还要拯救他们的身体，解放他们的思想。与谢家福类似，他凭借慈善家的名声走上了政途。在华多年，他与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成为中国改革之士、变法之士的思想顾问。
在某一时刻，谢家福的家国大义与李提摩太的精神救赎再度产生了交集。
甲午年（1894）冬，广东人康有为写了一篇不到千字的短文，名为《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探讨福报与慈善的问题。这一年，《新学伪经考》被查禁，《孔子改制考》正在构思中，他竟然还有余暇写下一篇“无用”的文章。
开篇第一段话，康有为赞扬了江南的著名慈善人士，其中赫然有谢家福之名。文末则谈到义赈故事：“今直省水旱饥灾，岁有月出，余君（余莲珊，即余治，谢家福之师）弟子匍匐争号，拯其死亡，救天下之人争归之。”很明显，这是一篇迎合江南士绅之作。
没过多久，这篇文章便来到了谢家福的书桌前。
谢家福并不欣赏康有为，称：“某君福未深知，吴越士大夫，皆以狂士目之。”可其义兄沈善登批评他，“论学问，谢（家福）为康门生尚不配，并未相识，何得轻议”。谢家福立马换了一种态度：“弟亦读过《伪经考》《学记》，未尝不深佩其博学强毅，并世杰出人才，必非池中之物。”
康有为借此在江南社会打开了局面。正是有了江南士绅的呼应，几度进京碰壁的康有为终于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有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在维新派大显神威那段时间，李提摩太看了康有为的变法计划，给妻子写信说：“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
历史处处都是伏笔，当年赈灾的两个对手，此刻均虚化为大历史中模糊的背景。
参考文献：
苏州博物馆编：《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
(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朱浒：《康有为的“投名状”：《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的政治意涵》，《历史研究》，2021 年第5期
金迪、吕健：《谢家福与李鸿章往来函札、禀批考释》，《文献》，2011年第4期
陈静：《被排斥的外来者：青州赈灾中的英国浸礼会与江南士绅》，《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高鹏程、池子华：《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