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孱弱的阶段，可控核聚变概念一枝独秀。
难度降维到幼儿园。
简单说，可控核聚变就是通过人工控制轻原子核（如氢同位素氘和氚）结合成较重原子核并释放能量的过程，其核心原理与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类似，因此也被称为“人造太阳”。
跟我们熟悉的原子弹或者传统核电站那种核裂变不同，核聚变主要是通过轻核（氘、氚）聚变释放能量，而传统的核反应是通过重核（铀、钚）裂变释放能量。像核聚变的氘可从海水中提取，储量可供人类使用数百亿年，不像核裂变的原料那么稀奇。
且从安全程度上来说，可控核聚变的产物为无放射性的氦，仅少量短寿命低放射性废物；传统核裂变会产生长寿命高放射性核废料（如钚-239半衰期2.4万年）。一旦发生意外失控的话，核聚变反应也会自动终止，因为其高度依赖环境，传统的核裂变影响就不用我说啦。
能量效率上，单位可控核聚变释放的能量可以达到目前我们化石燃料的千万倍，是核裂变的4倍。举个例子，一吨氘实现聚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700万吨原油燃烧释放的能量，足够全南京市的私家车开2年，还不释放温室气体。
所以，其一直被誉为人类能源的终极目标。
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
1951年，苏联科学家提出“托卡马克”概念，它是一种环形装置，通过约束电磁波驱动，创造氘、氚实现聚变的环境和超高温，从而实现人类对聚变反应的控制。到1960年代，苏联建成首个托卡马克装置T-3，验证了磁约束的可行性。
除了磁约束，我国科学家王淦昌还在1964年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惯性约束设想，即利用粒子的惯性作用来约束粒子本身，从而实现核聚变反应的一种方法，也被称为激光约束。
1970年代，美国、欧洲、日本相继加入研究，技术路线也主要集中在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两大方向。
1985年，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启动，目标是验证核聚变发电的可行性，至此，核聚变也开始从军用研究转向民用研究，我国在2006年正式加入该计划。
1993年，我国建成首座超导托卡马克装置HT-7，成为全球第四个掌握超导技术的国家。
2006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EAST（东方超环）建成，首次实现所有磁体使用超导材料。
2012年，美国国家点火装置（简称NIF，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激光约束聚变装置）首次实现能量增益，但仅能维持极短时间。
2023年，NIF实现输入2.05兆焦耳激光，输出3.15兆焦耳聚变能，即Q=1.5的能量增益。
2025年1月，我国的EAST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1066秒，创造世界纪录，新一代“中国环流三号”装置突破高约束模式运行。
2025年3月，中国合肥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园区（BEST）项目启动，计划2027年建成全球首个紧凑型聚变发电演示装置。
截至目前，可控核聚变在技术上还存在诸多难点。
比如，条件约束上，需要将等离子体加热至1亿摄氏度以上（远高于太阳的核心温度）并维持足够密度和能量约束时间；磁约束需要超导线圈在-269℃以下运行以维持强磁场，惯性约束需多束激光精确同步和靶丸均匀压缩。
再比如，材料耐受性上，第一壁材料需承受高能中子辐照和高温粒子轰击，超导材料需在极端低温下保持稳定，就是上面我们说的-269℃以下。
还有原料提取以及能量转化问题，所以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商业化。
但各国的布局速度明显加快了。
中国在“十四五”阶段，就把可控核聚变纳入能源规划，目标2035年建成示范电站，2050年实现商业化发电，且在2023年由中核集团牵头，联合33家央企和科研单位成立可控核聚变创新联合体。
美国2023年通过了《聚变能源法案》，简化商业核聚变监管流程，计划2028年由Helion Energy实现50MW发电。
欧洲的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目前已经扩张至35国，计划2035年完成全氘氚聚变试验；日本2024年发布《实现聚变能的安全保障基本方针》，推动私营企业参与等等。
尽管困难重重，但各国政策与资本共振，正推动人类迈向无限清洁能源这一终极目标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