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决定命运的“三个一”

本文作者于1952年的留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如愿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入学后，由于我思想进步、积极向上、学习成绩优异，先后被选为校学生会执委、新闻系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入党后，又担任校团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51年暑期，我还与校团委书记金冲及到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全国高等学校团基层干部学习会”，为期一个月。从北京返回学校后，实际上我就半脱产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共青团的工作中。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钱俊瑞说：“复旦大学可有三个脱产团干部。”紧接着，上海市委青委下达通知：复旦大学可增加脱产团干部三人，校党委随即把我和另外两位同学的档案材料报送市委审查，争取在毕业前批下来；党总支还打算让我当一届学生会主席，以获得更多的锻炼。此时，金冲及认真地、十分肯定地对我说：“等你们毕业，即使只留一个人，也要把你留下！我可以打包票，你一定是个青年工作者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也做了当团干部的精神准备，尽管不是心甘情愿。我在“毕业生调查表”上填写的志愿依然是新闻记者或文学编辑，从事党的宣传工作或文艺理论研究，根本没把青年工作当作一个选项。没想到在毕业前夕，1952年8月初，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发来一份电报，要求“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全部调中央进行短期学习后再分配工作”“全部搞宣传工作，工作地点大部在中央机关”，这真是喜从天降。

一份电报，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不用做已是板上钉钉的青年工作，有机会做自己从中学时代就爱好、向往的新闻工作了，怎能不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呢？直到今日，我仍旧觉得自己很幸运，赶上了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大批年轻笔杆子的大好时机。

1952年的夏秋之交，按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要求，我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同班毕业的四十六位同学告别上海，到位于北京西单舍饭寺的中宣部干训班报到。四十七人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是正式党员，还有一位同学是候补党员（预备党员）。在干训班学习不满一个月，干训班丙班主任对我说：“由于工作需要，提前分配你的工作，你到中南海中宣部干部处报到。”我沿着府右街的红墙走进中南海西门，同我谈话的是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严文井同志（文艺处处长是丁玲，副处长是林默涵、严文井）。文井同志对我说：“原本决定调你给周扬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当秘书，由于文艺整风后要加强全国文协的工作，中宣部派我去全国文协代理秘书长，筹备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的工作，所以与周扬同志谈妥，你先随我去全国文协工作，熟悉文学界的情况，给周扬同志当秘书的事，以后再说。”11月中旬，文井同志带着两个秘书——原本担任丁玲同志秘书的陈淼、原定担任周扬同志秘书的我，走进东总布胡同22号，投入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的工作。由此，我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秘书生涯。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当过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中国作协党组秘书、周扬同志秘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当过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秘书长）、中国作协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副秘书长。即使十年浩劫结束、分配我到河北机电学院工作时，我还当过校党委常委的学习秘书哩。

其实“文革”前后，我也有过两次脱离秘书工作的机会。一次是1959年，结束在河北的下放锻炼后，我被分配到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要工作是阅读研究文学作品，了解掌握文学现状。可惜不到两年，就被主管文艺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看中，调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不时为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起草有关文艺方面的讲话、报告，以至被同事戏称为“文件作家”。另一次是1978年，中国作协恢复工作，我重返文学队伍。本来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牧让我到《文艺报》阅读作品、拟定选题、约稿，自己也可以写写文章，还没上岗，时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的李季认为我熟悉创作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商量余地，就安排我到新成立的创作联络部，于是我又投入文学组织工作、秘书工作。好像一切都如约而至——我一辈子当秘书。

在我工作的那个年代，服从组织分配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坚持的观念、原则，即使分配的工作与自己的爱好、特长不符，也没有跳槽的想法。几十年来，我做到了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努力学习相关的方针政策、理论知识，力求尽快熟悉新的工作。比如，1954年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前一周，我日以继夜为周扬起草出一篇七八千字的演讲稿《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中国文学》，以便向群众介绍中国文学的现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奋战一夜，为刘白羽起草出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这些“成果”曾引起作协领导和文学前辈的注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艺理论家张光年说：“束沛德不是理想的帅才，是个好秘书！”干了大半辈子，得到这么一句评语，还是聊以自慰的。

我是1982年被任命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1985年被推举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领导班子，到1996年底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在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待了十四五年。那我又是如何与儿童文学工作结缘的呢？

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书记处成员的分工。当讨论到儿童文学工作由谁来分管时，因为九位书记中没有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时提不出合适的人选。这时，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唐达成说：“束沛德五十年代就为《文艺报》写儿童文学评论，谈柯岩儿童诗那一篇，影响还不小，是不是就由他来分管儿童文学工作？”大家都表示赞成。从此，我就挑起了儿童文学组织工作的担子。

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于1953年成立后，委员会秘书室就把阅读新发表、新出版的作品当作一项重要任务，还定期向作协主席团汇报创作情况。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在社论中尖锐地指出中国作协很少认真研究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问题。此后，创作委员会根据作协主席团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的研究。在分工阅读时，我读到了柯岩发表的《“小兵”的故事》《帽子的秘密》《爸爸的眼镜》等儿童诗，被这些诗作所展现出的纯真的童情、童趣打动，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予以赞美和评说，写出了近一万字的评论《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此文发表时，占了《文艺报》两个8开整版。时任《文艺报》副总编辑的侯金镜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做了较为深入的艺术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他鼓励我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当时，我并不认识柯岩，也没有报刊向我约稿，主动写这篇文章，完全出于自身的审美情趣。作为最早评介柯岩作品的文章，既得到柯岩的认同和赞赏，也得到评论界和儿童文学界的好评，认为它是“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作家作品论”；对儿童情趣的赞美和呼唤，“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六七十年过去了，这篇稚嫩的少作至今仍被文友们认为是我文学评论的代表作。前不久，中国海洋大学的博士生唐威和他的导师徐妍教授合作写出一篇一万三千多字的论文《“儿童情趣论”及其批评实践——以束沛德为中心》，该文指出，“儿童情趣论”是“儿童”本位观念和“情趣”美学内涵的有机统一，是“对柯岩儿童诗乃至儿童文学创作和审美规律的重要发现”，“对当代儿童文学创作观念和批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这篇文章，使我后半辈子有机会为儿童文学鼓与呼。从1986年至2007年，我历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1986年6月、2001年1月，我先后为中国作协起草了两个关于改进和加强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1986年、2000年，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并在会上致开幕词。此外，主持中国作协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选，推动《文艺报》创办“儿童文学评论”专版（至今已出版589期），编选、出版了2001年至2006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年鉴》，编辑出版年度《最佳儿童文学选》《最佳童话选》长达八年之久……2008年，我撰写了《一切为了孩子的心灵成长——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工作》，2025年第1期《中国作家》纪实版又发表了我的《小百花园耕耘手记（1955-2024）》，这两篇文章对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工作和我在儿童文学界打杂、跑龙套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作了完整、详尽的记载。儿童文学委员会之所以能办成这些实事，主要是依靠团队的力量，作为组织者，我力求集中大家的智慧和经验，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优势和特长，遇事一同商量、相互配合。

多年来，我也撰写了一些儿童文学评论，出版了《儿童文苑漫步》《守望与期待》《束沛德谈儿童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儿童文苑纵横谈》等评论集。这些文章多半出于工作需要，是与我的儿童文学组织工作紧密相连的；从某个角度来看，也可说是我秘书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文学评论大多严谨有余，活泼不足，这与我多年来当秘书，对报告、讲话、开幕词、闭幕词这种文体比较熟悉，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有很大关系。

一份电报、一次谈话、一篇文章，决定了我一生当秘书的命运，这究竟是好运还是噩运？尽管从事秘书工作，让我在风风雨雨中碰过钉子、受过挫折，但总的来说还是幸运的。我一直称心如意地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工作，始终与笔杆子打交道，没有轻易放下手中的笔，尽心尽力做了一点为作家服务、为繁荣文学服务的事情。

我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也不会消极地听天由命，而是力求有哪吒那样“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气概和胸怀，努力掌握自身命运，恪守真诚与勤奋这两条准则，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来源：《北京晚报》2025年3月24日2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