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男性会像大部分女性一样，在人生中长达几十年里，每个月都能见到这么多新鲜的血液。
鲜红的血、暗黑的血、伴随着人体组织的凝固血块，这不是警匪片、战争片里的血腥场景，而是女性在每个月都需要处理的身体排泄物。月经也伴随着身体疼痛、精神压力和情绪波动，与此同时，女性还要如常地工作、生活。女性在每个月如何处理约20-60ml的经血，不仅关乎她们的日常生活，更与她们的健康和安全息息相关。
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2025年“3·15”晚会揭露了多个知名品牌的卫生巾和纸尿裤存在使用残次料翻新后“二次销售”的现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以“厂家直销”为名大量销售这些翻新产品，有两家网店的销量分别高达2.1万件和5.7万件。这些缺乏质量保障的“三无”产品，最终流入了广大女性消费者手中。
“每一位女性从初潮到绝经要用掉1万多片卫生巾。”日本社会历史学者田中光在《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中文版于2025年1月出版）中写道。
田中光于1970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后在横滨国立大学专攻社会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她以女性相关主题为中心写作和演讲，主要作品有《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月经与犯罪：“生理”是如何被描述的》《回想称呼月经为安妮的当年——卫生巾的诞生》等。
实际上，许多女性购买卫生巾的早期体验都伴随着一种隐秘感。在便利店或小超市购买后，售货员通常会递上一个黑色塑料袋，仿佛这层足以掩盖卫生巾的包装代表的是体贴和关怀。这种心照不宣的遮掩，让购买过程仿佛变成了一场略带黑色幽默的无声“游击战”。然而，这种遮遮掩掩的购买体验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许多国家的女性共享的经历。
无论是亚洲、欧洲还是全球其他地区，月经及其相关用品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一种需要隐藏的“禁忌”。这份“禁忌”也让从事相关研究的田中光不得不感慨，“关于女性卫生用品和月经观念的历史文献极其有限。”人们对月经的称呼往往隐晦而含蓄，诸如“来姨妈”“那个”“亲戚来了”等代称层出不穷。这一再普通不过的生理现象，却总是被包裹在羞耻和隐秘的外衣之下。直到近几年，月经才逐渐进入公共讨论的视野，更多人开始坦然面对它的本名。
印度古瓦哈提，一所为弱势儿童提供教育的学校内，一名女孩走过一幅女性月经主题的壁画 图/视觉中国
作为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月经为何需要如此多的代称？在田中光看来，月经及其相关话题在历史记录中的边缘地位折射出对女性身体和生理的长期误解和压抑。根据《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的研究，不同文化对月经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各异，但普遍存在将月经视为“不洁”或“禁忌”的现象。许多宗教在具体仪式中对女性月经有特殊的处理方式。在某些宗教或文化中，经期女性需要遵守严格的仪式或规定，例如禁止进入宗教场所或参与祭祀活动。在印度教、犹太教等宗教传统中，经期女性甚至被视为“不洁”，需要经过特定的净化仪式才能重新融入社会。此类仪式或规定又反过来对当地社会的月经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田中光在书中指出，在一些地区，经期女性会被隔离在特定的房间或区域，禁止与他人接触，甚至不能参与日常活动，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使用专门的卫生用品，而是通过隔离和休息来应对经期。在尼泊尔的部分地区，如今仍然存在将经期女性隔离在简陋小屋中的“月经小屋”习俗，这种传统不仅对女性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反映了月经禁忌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固。
月经禁忌限制了女性的社会活动，也阻碍了卫生用品的普及和发展。打破这些禁忌、推动月经话题的公开讨论，对女性健康和权益的进步至关重要。
现成的女性卫生用品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事物（尽管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难以获得）。在卫生巾问世之前，女性大多依赖手工自制的卫生用品来处理经血。这些自制用品形式多样，也反映了不同文化和时代的智慧和局限。例如，在19世纪末期，欧美女性普遍使用“月经带”——一种由布料制成、可重复使用的带状物品，用于固定吸收材料（如棉花或碎布）。而在古代中国，女性则使用由草木灰或棉花填充的布条，这些简陋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基本需求，但也伴随着疾病隐患。
为何直到近现代，社会上才出现统一的卫生巾产品？这一转变与工业革命、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医疗知识的普及密切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生产的推进和女性逐渐进入职场，对便捷、卫生的经期用品的需求日益增长。1920年，美国金佰利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一次性卫生巾“Kotex” （高洁丝），这标志着现代女性卫生用品的诞生。
“我一贯认为，在讲述女性的历史时，‘女性卫生用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如果一次性卫生巾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就不会有万千日本女性在经济高速发展期大跨步地迈入社会。”田中光说。
在日本，第一款一次性卫生巾“安妮巾”诞生于1961年。安妮巾的诞生不仅改变了日本女性处理月经的方式，也为女性进入职场和社会提供了更多便利。在中国，第一款一次性卫生巾诞生于1982年。当时，中国从日本引进了第一条卫生巾生产线。这一产品的推出，也标志着中国女性卫生用品从传统月经带向现代化卫生巾的转变。
此后，卫生巾逐渐成为全球许多女性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推动了月经话题的公开讨论和女性权益的进步。尽管如此，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地区的女性无法获得安全、卫生的经期用品，“月经贫困”的问题依然严峻。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驰援抗疫一线的女性医护人员面临卫生巾短缺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对卫生巾重要性的广泛关注。这一事件让人们意识到，卫生巾是关乎女性健康和尊严的重要物资。随后，2022年“高铁是否应售卖卫生巾”的讨论进一步将月经话题推向公众视野，社会对月经和卫生巾安全的关注持续升温。从卫生巾长度是否达标、pH值标准是否需要提高，到高税率是否加剧了女性的“月经贫困”，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
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许多女性运动员公开谈论月经对比赛状态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月经话题的公开化。这些事件推动了社会对月经态度的转变，也反映了女性权益意识的显著提升。在2024年年末，电影《好东西》上映，导演兼编剧邵艺辉呈现了一个场景：饭桌上，男女老少很日常地讨论着月经，这是中国观众第一次在影院的大银幕上看到这样的场景——月经不再是一个需要遮掩的代称，而是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
月经是女性生理成熟的象征，但长久以来被视作一种宗教文化禁忌，是身体不洁的表现，也让女性产生羞耻感。而正视和意识到这是一种“寻常”现象并在社会上公开讨论，正是转变的开始。
田中光 图/受访者提供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田中光的对话：
月经的禁忌与污名
人物周刊：在日本的法律史上，曾出现以女性月经作为逮捕证据的案例。在1974年兵库县西宫市发生的甲山学园案中，因为山田女士恰好在事发当天开始来月经，警方加深了对她的怀疑。为什么月经会被赋予如此重的分量？这一细节公开后，日本出现了哪些关于月经的新讨论？你怎样看待月经与女性犯罪之间的相关性？
田中光：甲山事件中，警方将月经与犯罪联系起来，是受到了日本近代以来所提倡的女性犯罪论的影响。但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而产生新的讨论。
拙作《月经与犯罪》中明确指出，月经或经前期综合征（PMS）并不会导致犯罪。此外，非常严重的精神症状更适合被认为是经前焦虑症（PMDD），而不是常见的PMS。轻易地将PMS与犯罪联系在一起，会对女性进入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人物周刊：经血在文明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月经被视为污秽是从何时开始的？这与宗教、医疗的发展有怎样的关系？你曾指出“为经血赋予‘意义’反而会束缚女性自己”，在今天的中国，一些女性通过“经血不脏”的口号来反抗人们对月经的视而不见，为什么人们对经血产生不安，而不是尿液、唾液这些其他体液？
田中光：根据地域不同，世界主要宗教都认为经血是污秽的。日本稍迟一些，被认为是从平安时代（794年）左右开始的。现代西方医学认为，女性因为有月经而情绪不稳定，容易精神失常。这些观点被用来将女性排除在学业和职业之外。
月经这种生理现象本身并不是不洁的。经血是传染病的媒介之一，不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危险的。如果不好好区分这两者来讨论的话，就会一直认为月经本身是不洁的。
人物周刊：你记得自己月经初潮的情形吗？当时的你如何获得关于月经的知识，日本的性教育课堂对月经传递了怎样的态度？在与人谈论月经时，我们常常会从谈论痛经、恶心等感受开始。为什么我们会首先谈论感受，而不是更直观的经血？
田中光：我想没有哪个女人会不记得自己月经初潮时的情景。在日本，以小学高年级的女生为对象，由保健教师和班主任进行初潮教育。
把月经当作单纯的生理现象是很重要的，不要赋予多余的意义。在日本，月经期间恶心的频率很少（首先是腹痛，其次是头痛和腰痛），所以很少有人会提到恶心。我认为比起经验，感觉更重要。
江苏连云港，连云区妇幼保健所生殖保健教育讲师给学生讲解生理健康知识 图/视觉中国
人物周刊：在《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后记中你提到，“有关女性卫生用品和月经观念的历史文章极其有限。”然而，女性的另一种生理现象——生育——有海量的资料。为什么月经作为一半人类每个月都会经历的事情却鲜有资料？
田中光：不是因为月经与性和排泄有关吗？
果然，月经与性和排泄有关，同时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所以没有完整的研究。因为史料本身散见于旧杂志等，所以我收集了这些资料写成了一本书。但另一方面，分娩被视为神圣的事，喜悦的部分很大，所以记录不是很多吗？
人物周刊：近几年，中国的年轻女性开始提倡打破“月经羞耻”，主张对月经直呼其名，并且不再遮掩自己手中的女性卫生用品。在你成书后的十余年间，日本的女性卫生用品出现了哪些变化和现象？女性购买、使用女性卫生用品时，会有怎样的态度？
田中光：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都没有人公开地谈论过月经，但受世界范围内的女性健康科技热潮和“月经平等化（每个来月经的人都能获得卫生用品）”的影响，大约在5年前，日本开始出现“来谈谈月经吧”的活动。
在这之后，由于新冠疫情，“女性贫困”也开始被报道，“月经贫困”问题因而变得可视化。至于买卫生用品和去洗手间的时候，藏还是不藏，因人而异。有些人会因为涉及性和排泄而感到羞耻。我认为，这种感觉也应该得到尊重。
覆盖整个社会的月经观念与个人的月经观念之间，个体差异很大。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构筑对于月经的观念，但最优先的还是个人的健康。
日本东京，小学生体验安装了单向透视玻璃的卫生间 图/视觉中国
阶级、消费与广告：月经是商品吗？
人物周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底层女性的月经生活极少被谈论；同时，市面在售的女性卫生用品的价格也常常是女性劳工工资的数倍之多。这一状况何时得到了解决？当时的日本政府、社会采取了哪些措施，让普通人能负担得起卫生巾？
田中光：在日本，在卫生巾开始销售的1961年之前，女性用身边的东西来处理经血。高级的东西确实很难买到。女性开始以实惠的价格购买舒适的卫生用品，是在卫生巾上市以后。过去，日本在卫生用品方面的政策只有在战争期间开发了代替脱脂棉的东西。最近，开始着手解决“月经贫困”问题。
人物周刊：你在调研中遇到的“月经贫困”的女性是怎样的状况，女性面对“月经贫困”的原因是什么？你怎么定义“月经贫困”？
田中光：“月经贫困”由来已久。日益凸显发生在新冠疫情时期，原因是此前被忽视的经济贫困。有的女性会用卫生纸和纸巾来代替卫生用品。
我认为狭义的“月经贫困”是指无法获得卫生用品。广义上，也包括无法获得关于月经的正确信息，以及无法消除月经带来的不适。
人物周刊：几年前，中国的高校中出现了“卫生巾互助盒”。资源不足时，女性的个体互助与公共社会的补给之间的关系应怎样平衡？
田中光：女性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国家和自治团体也可以发放。
四川成都医学院（新都校区）教学楼的女厕所内，学生发起“卫生巾互助盒”活动 图/红星新闻 张肇婷
人物周刊：在日本，女性卫生用品的税率处于什么水平？在争取低税率的过程中，日本的女性消费者和卫生巾厂商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田中光：在日本，女性卫生用品要缴纳10%的消费税。以大学生为中心，发起了要求不对卫生用品征税的运动，这也影响了今天的“月经贫困”对策。但仍需缴纳10%的税。
人物周刊：广告一度让日本的普通人走近卫生巾。在中国，女性卫生用品常因为宣传香味、造型等“粉红税”却忽视质量问题而被诟病。日本有哪些相关的行业标准和法律法规，这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田中光：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了严格的“生理处理用品制造销售认可基准”，由于制造商也严格遵守该基准，所以流通的商品都是安全的，没有出现过大的质量问题。
人物周刊：女性生理用品的品质能显示出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你认为，在月经的讨论中，应该如何平衡对女性、月经的讨论与国家权力、商业主义的逻辑？你更期待怎样的观念和产品的变革？
田中光：女性自由谈论自己生理现象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国家应该建立保障卫生用品质量的法律制度。在卫生用品市场，今后也会有新的商品出现，但我认为真正对女性有益的商品会存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