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孙甘露凭借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获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转型为红色史诗作家。
2.《千里江山图》以1933年中共地下党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行动为背景，展现了人物在信仰建立过程中的犹疑。
3.与先锋文学时期繁复的语言风格不同，《千里江山图》的语言变得克制、简洁。
4.事实上，孙甘露早在年轻时就对语言充满兴趣，曾关注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世界语》杂志。
5.孙甘露表示，写作最重要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清理自己、认识自己、理解自己，AI写作无法替代人类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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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80年代先锋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孙甘露的名字早已被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以超强的文本实验性，在“先锋文学”中刻下烙印，他的《信使之函》和《我是少年酒坛子》被编进了教材，过了三十多年还在重印。2023年，已近20年未发表小说的孙甘露凭借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获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以“红色史诗”的写作转型再次备受瞩目。
3月22日下午，孙甘露亮相山大“人文纵横”讲座，与山大文学院院长黄发有教授对谈，畅谈了“从先锋写作到红色史诗”的心路历程。
语言的实验
孙甘露的名字毫无疑问早已和“先锋文学”“绑定”。1980年代，孙甘露的众多作品打破传统叙述，编织语言迷宫，其文学探索的价值，影响至今。孙甘露表示，事实上“先锋文学”是后来的文学评论家的命名，“大家把余华、马原、残雪，包括莫言都叫作先锋文学，但事实上每个作家的性格、观念、写作方式都大不相同，如果要说有什么相同之处，那就是这些人的写作都是对1980年代之前的文学创作的一种反拨。而且所谓先锋文学，当时也没有口号和纲领，先锋文学也只是其中一种说法，当时还有新潮小说、实验小说、探索小说等多种说法。”
在这些先锋作家中，孙甘露侧重的是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的大量实验性写作，“这缘于我对语言的兴趣，我甚至关注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世界语》杂志，后来又读索绪尔、乔姆斯基、罗兰·巴特等人的语言学、符号学作品，对语言就有了更多新的观察角度。我的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呼吸》是这种语言探索热情的代表之一，这部小说，孙甘露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写，到1990年上半年完稿，“出版过程非常曲折，不停地被退稿，最后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对于当时的文坛而言，《呼吸》中非线性手法的运用，时间线的循环往复，以及对个体记忆与历史真实的思考，都是新颖的探索。孙甘露说：“《呼吸》其实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是面对爱情的回望与研究，其实是同一件事，左思右想，自然会回环往复，这是情感的特征、爱的特征。”
隐秘的种子
时隔20年再写小说，孙甘露奉献的却是一部《千里江山图》，从语言迷宫的先锋探索，到“红色史诗”的建构，这种转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对此孙甘露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年龄”，“年轻时认为自己不会做的事，等年纪大了可能会去做。当然很重要的是年轻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比较粗浅、有限，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被历史的迷人、复杂，甚至残酷之处吸引。《千里江山图》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打捞出的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是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的。写作过程中有众多的细节考证和运用，揭示的是这一件事发生的历史肌理。而深入到历史的情境之中，对一个作家而言，是一件迷人的事情。”
事实上，“红色史诗”的写作或许早已埋藏在孙甘露心中。《千里江山图》的出现，只不过是一颗“隐秘的种子”多年后的突然发芽、成长，这也许就是文学的美妙之处。
孙甘露老家是山东荣成，父亲是山东的南下干部，“父亲16岁当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到了上海，父亲和母亲是在上海认识的，母亲也在部队，从小听父母讲部队经历、战争故事、革命故事，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只不过年轻时没有进行处理，其实一直都留在心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就像虽然如今荣成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但是每当我坐火车或者飞机经过山东，总会思绪万千，总会想象我父亲的少年时代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历史的考证与文学的想象
《千里江山图》的小说背景，是1933年中共地下党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行动，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题材，极为考验一个作家对历史考据和文学想象的平衡能力。对此孙甘露表示，自己要做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主要人物、事件当然不能编，故事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但小说当然是编的”。
而历史真实和文学想象之间的平衡，难度确实非常大，“比如，故事发生在1933年，写作当然不能脱离那个时代。那时候人们穿的什么样的衣服，吃的什么样的饭菜，那时候的人是说‘照片’还是‘相片’，等等，都需要去了解，否则读者就认为你在瞎写。”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历史细节和文学表达之间的取舍，孙甘露说，“比如，当时上海的《申报》影响力巨大，以至于老百姓在聊天时都以‘申报纸’来代替‘报纸’，‘看申报纸’的意思就是‘看报纸’，但是在小说里要不要这样去写就需要慎重考虑，因为当现在的读者如果读到‘申报纸’三个字时，心里会产生‘这里是不是写错了”的疑惑，这样的疑惑和停顿多了，他可能就读不下去了。所以为了整体的效果，有时候也会牺牲一些小的历史细节。”
更多的细节当然需要严谨地考证，《千里江山图》中经常写到某件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这就需要大量的案头工作，“写几月几日船进了港，就需要查当时的潮汐时间，有人会以为这是一件苦差事，但对我来说，这也是写作的乐趣。再比如，写到某一天地下工作者接头，接头地点的那个剧院是真的，当时剧院上演的海报我也查到了，但是为了衬托小说氛围，我把海报上的剧目换了。总之真真假假，很有意思。”
有趣的是，《千里江山图》最后还有《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以及两份附录材料，信是狱中留下的，材料里有人物名单，“不少读者看了以为小说中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但这些附录材料却是我精心编的，就是让读者以为是真的”。
与此前红色题材小说惯用的线性宏大叙事和对英雄人物的脸谱化塑造不同，《千里江山图》紧贴“细部地理”，并呈现了人物在信仰建立过程中的犹疑，因而更能让人感觉到真实。对此孙甘露表示，所谓“细部地理”是因为自己从小生活在上海，因此对上海的城市地理景观可谓信手拈来，“举凡人物的住处、接头地点、行走路线等等，都经过精心安排，既有寓意又能和历史吻合。小说中写到的大部分街道和房子都是真实的，也有个别建筑是虚构的，当然，虚构的建筑也要写得像是真实存在的。”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孙甘露表示，自己只不过是把英雄人物放到了更自然的成长状态之下，“一个地下工作者，每天都要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随时都要面临突发性事件，每个人都有缺点，都会出现判断失误的情况，这都是正常的人性反应，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反而给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不要被困住
与先锋文学时期繁复的语言风格不同，《千里江山图》的语言也变得克制、简洁。对此孙甘露表示，这种语言风格的转换是由题材本身决定的，“《千里江山图》本身的故事就很复杂，就有一个需要解开的谜，如果语言再复杂，读者可能就读不下去了”。
孙甘露表示，事实上自己写《千里江山图》拖了很多年，不过写出来之后还是获得了没有预料到的反响，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广播剧、连环画、影视剧甚至评弹、音乐剧都已经完成或者正在制作中，“各种各样的形式，都要根据小说来改编，所以写东西真的一定要非常谨慎”。
在很多人看来，孙甘露的写作无疑是成功的，但孙甘露觉得，所谓的成功，所谓的被认可，是附加的，写作最重要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清理自己、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美国作家约翰·契弗曾经对因为失恋无比痛苦的女儿说，试着把这件事写下来，面对它，可能就好了。约翰·契弗说得很多，不要被困住，没有比把它写下来更好的了。”
这种清理、理解自己的写作，AI当然是代替不了的。对于现在大家热议的AI写作，孙甘露表示，自己也曾尝试过，但其实所谓AI写作有点像“搜索引擎的叠加和升级，它的答案取决于你的问题，所以，还是取决于人。只有人的创造，才是从零到一。”
记者:钱欢青 摄影:钱欢青 编辑:江丹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