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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个努力算计也没用的世界

看理想

2025-03-25 13:29发布于北京看理想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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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划重点 · 全文约3843字，阅读需11分钟

1.复旦大学哲学教授谢晶在《不平等》节目中探讨绝对理性背后的问题，指出理性并非独立存在和行动的能力。

2.谢晶通过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案例，说明情感和感受在决策力中的作用，以及理性与情感的共同作用。

3.然而，西方近代尤其是启蒙以来的理性观念将理性与情感绝对对立，导致理性在内涵上的极度简化。

4.由于理性的狭义化，现代社会充满了公式化的契约关系，忽视了生命体的脆弱性和共情能力。

5.谢晶提出基本共同主义作为新型关系的可能，强调共生关系中的非个体性和相互依赖。

以上内容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仅供参考

《我的大叔》

当今世界，很多人希望成为理性的人，最好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能为自己带来帮助，我们害怕走错路，担心稍不留神，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但是，十足的理性是可能的吗？当理性成为社会唯一被推崇的品质，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今天的文章，复旦大学哲学教授谢晶将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呈现出绝对理性背后的问题。

讲述 | 谢晶

来源 | 看理想节目《不平等》

01.

独立理性个体，只是一种虚构？

1848年，新英格兰的铁路工头菲尼斯 · 盖奇在一场意外中被一根铁棒穿过头颅。盖奇不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恢复了运动机能和智力。

但是，真正令盖奇成为医学史上著名案例的另有原因，按照当时他身边的人的说法，“盖奇不再是盖奇了”，他从一个有责任心、有领导力的人，变得冲动无常、不守规矩、骂骂咧咧，对其他人毫无尊重。他不再能胜任任何工作。

盖奇的案例使得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重新考察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者在我们的人格和行动能力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达马西奥找到了和盖奇非常类似的案例，在大脑前额叶受到损伤之后，这些人都恢复了包括语言、记忆、观察、分析、学习等在内的完整的知性；这些人也保留了道德批判的能力，也就是说，ta们对于社会习俗和道德准则有所认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推理和判断。

但是，ta们失去了情感，变得冷血、无情，并且像旁观者一样，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与此同时，ta们彻底失去了比如说规划的能力和对不同的事情划分轻重缓急的能力。

总而言之，这些人在保留了完整的理性的同时，大脑损伤使得ta们彻底失去了情感，而与此同时，ta们也失去了行动和交往的能力。

《我的大叔》

这些观察使得达马西奥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我们的决策力不仅仅只依靠理性思考，还有赖于情绪和感受。理性本身不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单独地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理智和情感，没有判断和切身体会的共同作用，人没有办法做出决策、规划和与人相处，不可能成为道德和行动主体。

这就是他的那本书的名字《笛卡尔的错误》的意思，不仅是笛卡尔自己，而且从笛卡尔开始渐渐成为一种共识的“身心”二元论实际上是一种谬误。

有情绪和感受的身体和有理性的心灵，总是同时参与到行动和决定当中去，我们通常会有的一种观念，出于“纯粹理性的决定”才是一个好的决定，但这种可以做出“纯粹理性的决定”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妄想。这是达马西奥的观点。

达马西奥认为，理性本来就不可能独立存在和行动；理性不可能构成一个个体，因为人本来就是身和心、理性和感性的共同体。而在这个意义上的人，根本就谈不上独立自主，而无时无刻地不有赖于包括其他社会成员和包括大自然在内的那个周遭世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独立自主的理性个体不仅仅是一种要求很高的社会成员类型，而且严格来说它是不可能的。

02.

理性，越来越狭义化了

有必要先来定义一下，我们所质疑的理性到底是什么。

广义上的理性指的是以理智的方式来行事，它的反面是疯癫。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理智的人，ta可以有正常的行为和交往。广义上的理性并不与我们的感性、情感有严格的界限，人情世故并不被视作是妨碍人做出理智的选择的。

但是，西方近代尤其是启蒙以来被对立于情感、被奉为人的本性的理性是什么呢？英语里，是rationality，它从拉丁语的ratio而来，意思是计算的过程和计算的结果。由此可见，伴随着理性和情感的绝对二分的，是理性在内涵上的极度简化，它成为某种算法。

伽利略说，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笛卡尔和牛顿都继承了世界的本质是数字和比例的想法；霍布斯不仅把推理能力等同于算数，而且把与义务和正义有关的实践理性也等同于算数。

在这之后，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即一个总是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且知道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目的的人，变成了理性行动者的代名词。

《未生》

今天当我们说到理性的时候，理性并没有失去合情合理、有理智这样广义上的含义，但是算法才是契约精神所特指的理性。契约关系的泛化也意味着算法的泛化：实现互惠互利需要算法，权利义务关系对等需要算法，罪的等级和惩罚的尺度匹配需要算法，投资和回报的利益最大化也需要算法。今天的一切都变成了投资，甚至于教育、情感。

这样的结果是，从我们认为符合数学的那个外在的自然世界出发，我们把自己的社会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公式的世界。

人工智能之所以越来越像人，与其说是发生了什么飞跃，不如说是因为人的理智越来越趋向于人工智能，越来越趋向于纯粹的算法。我们今天在问人工智能能不能取代人类，但问题应该反过来：我们为什么让自己的理性变得越来越可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就像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如果理性的个体本身是个神话，一切都为了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本身也是一个神话的话，那么这些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在分析现实，而是在通过看上去客观地“预测”未来在教我们做人。

它在告诉我们，行动应该以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展开。而且，经济学的教育很成功，因为今天，我们处于一个经济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我们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但是，即便如此，实际上我们每天做的大大小小的决策，有很多并不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很难说，经济人是人类的本性。认识到理性的狭义化，需要长期学习，但它的建构性可以被看得很清楚。

03.

“同意”原则的盲点

很多人，尤其是为经济人和经济空间提供再生产劳动的人，很难成为擅长计算的经济人。无论是在签订契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确定劳资关系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比如去了解各种法律和规范的过程中），ta们都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为自己谋求利益最大化。

甚至于ta们没有理直气壮为自己谋求和捍卫最大利益的意识。比如说，如果ta们从小被灌输的不是利益最大化是一件好事情，而被灌输的是奉献、忍让、安分守己这些价值，那么ta们的惯习是忍让、安分、守己，而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订立契约和遵守规则的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和生命需要的人，而不是理性的个体，那么契约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不仅表现为不平等，而且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

作为生命体的我们是脆弱的。对于这种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强调是当代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转向。首先，生命体从根本上来说是脆弱的，但是，因为可以获取的资源和掌握的暴力手段有所不同，处于政治经济世界当中的生命体在脆弱程度上面可能有着天壤之别。

一个在各方面都非常脆弱、没有很多手段来维系生命并且防御自身的人，进入契约关系的时候，哪怕ta坐拥很多的算法，有很多对于法规的知识，ta也没有签订平等的、互惠互利的契约的能力。

《我的大叔》

我们在#metoo的运动当中看到“同意”原则，强调同意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并不足够。因为当契约双方有一方处于脆弱的状态（年龄、经历、收入、力量、威望、权力等因素），那么，ta没有能力说出no，所以ta口中的yes，不是表示同意，而是表示服从。

所以“只要明确说出同意的人就是自愿的”，这样的想法是一种非常偷懒的公正理论，因为它没有意识到自愿和自愿之间在同意的程度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

极端地来说，一个被刀架在脖子上的人也可以说yes，但是这个yes表达的不是同意，它表达的只是求生的欲望，对自己的生命说yes。

在一个人与人的脆弱性有着天壤之别的社会当中普及契约关系，并不是在推进平权，而常常只是粉饰统治关系。当我们把人视作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看到ta的脆弱性的时候，才能进一步看到契约的普遍化会带来的粉饰统治的结果。

再一次地，强调性关系必须建立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之上，强调任何意义上的强迫都是不可接受的，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性关系的全部实质只在于理性个体之间互惠互利的权利义务关系，是荒谬的。

同意原则的第二个盲点，是泛契约化的第二个糟糕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用平等粉饰统治和特权）。第二个结果是，把原来不属于理性算计的关系强行变成理性算计的关系。

但是，作为活生生的人，我们不仅需要物质和资源意义上的养分，还需要感受和情感意义上的养分，后者对于人来说是更根本的关系。

04.

新型关系的可能：基本共同主义

格雷伯在《债》这本书里面把这种互助和共生的关系称为“根本共同主义（baseline communism）”。这里，我把communism翻译成“共同主义”，它不是共产主义的意思，而是不分你我、不斤斤计较、不算计的关系，“各取所需，各尽所能”。

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正好和个体边界（包括身体和私有财产的边界）明晰的契约社会恰好相反：共生关系里没有泾渭分明的“个体”，只有相互依赖的生命体。

按照格雷伯的说法，“它是一种对于我们相互之间的最根深蒂固的依赖的承认” ，它是对于我们的非个体性的承认；共生关系当中没有建立在算计之上的、预设好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格雷伯看来，我们忽略了一种最根本的、无处不在的社会关系。作为生命体的我们是脆弱的，我们组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共生，而共生的最合理的方式，是不算计。

比如说，发生滋养和照料活动的最常见场所是家庭，实际上更确切的说法是，当人们开始群居，最初建立的共处模式就是家。

家庭当中资源分配和分工，并不按照做了多少家务可以得到多少食物来处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家里被满足的最基本的需求，是彼此的照料和关爱，这些没有办法被计算。每个人每个时刻的需求，食物、关爱、照料、聆听……是独一无二的。

《我的大叔》

当下，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契约化的最严重结果，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不能以最合理的方式得到满足。人们作为生命体的经验在贫瘠化、恶化，大家在以不恰当的方式被对待，也以不恰当的方式对待别人。

这件事情正在造成一种普遍的人道危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幸福感很可能是这种危机的体现，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权力关系里受打压、经济关系里受剥削的那一方，而是所有人。

实际上，在理性得到一片叫好声的那个时代，卢梭就提醒我们，理性并不是德性的来源，不是好的社会的来源，因为它在令人变得自我中心主义和斤斤计较的同时，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一座孤岛，它令我们失去原本所具有的怜悯心，也就是说共情的能力，令我们对于彼此的欢乐和苦难都变得麻木不仁。

卢梭说，共情能力才是一切德性的来源，因为共情能力使人慷慨、仁慈，共情才有助于真正的人道，才有助于人类的相互保存。

*本文编辑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不平等：权力、身份与社会分配》第18期，主讲人谢晶。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App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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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编辑：ZY

微信内容编辑：汁儿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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