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汪春源故居
红砖古厝、燕尾脊背、青石老街、雕花门扇，漳州古城在斜阳下静默如诗。振成巷11号木门虚掩，三角梅爬上门头，笼聚成一面苍翠的墙。巷弄幽深，门环锈迹，这座古城中平淡无奇的老宅却蕴藏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过往，“第一”与“最后”聚落到了他的主人——汪春源身上。
汪春源（1869—1923年），出生于台湾安平县（今台南县），字杏泉，号少羲，晚年自署柳塘，为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和士绅、台湾最后一位进士，也被誉为乙未（1895年）割台之时“公车上书”第一人。
汪春源原居住于台南柱子巷，早年在台南赤嵌街引心书院求学。《台南市志》载：“光绪八年（1882年），（台湾知府祁徵祥）作宰台湾，得汪春源、陈润黄二茂才，即选入衙署，聘幕友李占五教之。”汪春源在其《汪进士自述》中也记有：“年十四，应童子试，邑侯祁星阶师拔置第二，令入县读书。”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阶段，院试也称“童子试”，是科举考试的最初选拔。汪春源聪颖好学，年少便以文才闻名，在院试中脱颖而出，选入县府中接受进一步教育。《台湾省通志》记载此事，称其在府衙中学习，“业遂大进”。数年后，他进入台湾最大的书院——位于台南的海东书院继续学业。
1885年清政府在台湾正式建立了省、县两级行政体系，并冠之“福建台湾省”的全称，将台湾与福建“连成一气”“内外相维”，将科举考试、官员选拔等制度与福建衔接，福建与台湾在行政、财政、军政等各个方面均为一体。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人文蔚起。
闽台两地同气连枝，一脉相承。台湾书院的发展与福建书院关系密切。隋唐之后，福建文化勃兴，闽地历史上所建的书院有700多所，台湾书院是对福建书院文风、学风的传承和延续，福州鳌峰书院就是当时台湾学子心中向往的求学圣地。福建官员也积极推动台湾书院的建设，连江知县蒋镛曾为澎湖文石书院山长；闽县知县邓传安、闽县进士薛士中、侯官陈鹏程等都曾在台湾书院讲学或掌理台湾书院；福建官员赴台湾巡视时，常向台湾书院赠送书籍。由此，经过短短200多年的发展，台湾从政治、经济、文教落后之地儒化为“文治社会”，书院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汪春源等一大批台湾文人在台湾书院接受了系统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逐步成长为台湾地区的知识精英和文化领袖。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4月28日，在北京参加会试的汪春源联合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及台湾籍官员、户部主事叶题雁，彰化县人、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写下了《台湾举人上书都察院泣吁勿弃台地呈文》，上呈都察院代奏光绪帝，痛陈割台之害，力求保台抗日，即史上之台湾“五人上书”。全台军民“激于义愤，万众一心”“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呈文中字字泣血、悲恸欲绝，表达了深切的乡土之情与家国之爱，以及为了抗击殖民者，宁愿牺牲一切的大无畏精神。
汪春源等人“上书”保台的义举震动朝野，也激励了后续更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活动。康有为在《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记载：“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以一昼二夜草为万言书，请拒和、变法、迁都三者。”受到汪春源等“上书”的激励，4天后即5月2日，康有为等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1300多人，共同签署了一份万言书，强烈抗议签订《马关条约》，呼吁改革，练兵抗战，变法图强。这也成为后续大规模维新运动的先声，汪春源由此也被称为“公车上书第一人”。
汪春源及康有为等爱国知识分子的义举，虽然最终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在民间迅速流传开来，举国上下形成了一股反割台的爱国浪潮，进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传统文人在历史危机中正视现实，探索国家新的出路，维新派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近代中国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拉开了序幕，“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由此开始”（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台湾割让后，大量台湾士子被迫内渡，汪春源在《窥园留草·汪序》中写道：“亡何，割台祸起，时春源以公车诣阙，上书不报。君与台帅同仇戮力，赍志不酬，恝然为蹈海之举，春源亦弃家避地，彼此流落闽南。”汪春源与丘逢甲、许南英等大量台湾爱国士子不甘为日人所辱，迁居大陆。
1898年戊戌科会试，汪春源中为贡士；1903年癸卯科，汪春源中为进士。在报考时填写的履历中，汪春源赫然自报为“福建台湾安平县人”，表达了不忘台土之意。在北京国子监的明清进士碑上，依然刻写着“汪春源福建安平县人”的记录。1905年，清政府废除流行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于是，汪春源也成了台湾最后一名进士。
闽台两地手足情深，情逾骨肉。听闻乙未割台，闽人无不扼腕痛惜。清光绪庚寅（1890年）恩科状元吴鲁痛言：“国家失其藩篱，吾闽失其外府。”闽人林琴南在《周莘仲广文遗诗·序》中言：“嗟夫！宿寇门庭，台湾今非我有矣……感时之泪，坠落如溅！”1925年印发的闽侯一家民间文件中有“自台湾割让后，闽人尤有切肤之感”之语（汪毅夫《日据时期的闽台关系》）。
台湾被窃据后，台湾乡亲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大陆的变化以及离台士子的行迹。汪春源中进士后，派遣至江西为官，曾主持江西乡试，后署理大庚县（现江西省大余县）税务，又担任宜春知县、安义知县、安仁知县等职，1911年去官，入籍福建漳州，定居振成巷11号的“进士第”，以教书为业，写下了“自述”，著有《柳塘诗文集》流传于世。对于汪春源的这些情况，《台湾日日新报》均有及时报道，“台籍缙绅名登仕版者，今复得其一焉”（《台湾日日新报》1903年11月6日第1655号），台湾各界获得汪春源准确信息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据汪春源后人汪毅夫先生的考证，汪春源定居漳州后，依然与台湾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参加了台北大龙峒保安宫戊午（1918年）重修的征联评选，在台南还有其撰书的楹联流存于世，还发现了台湾海东书院山长、汪春源恩师施士洁等台湾名士在日据之后与台湾乡亲联系的实物证据（汪毅夫《闽台地方史研究三题》）。据统计，从1904年至1934年，大陆渡台人数从290人上升至13532人，其中90％以上为福建人；每年也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返回福建［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1895—1945）》］。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期，两岸人民依然休戚与共、风雨同舟。
“乙未之耻”刻骨铭心，从殖民者登台的那一刻起，台湾人民就以各种形式抗击外来侵略，守护和传继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与文化。在台湾被割让的半个世纪中，为反抗殖民统治而牺牲的台湾同胞多达65万人。还有数以万计的台湾同胞从世界各地奔赴祖国大陆支援抗战。
自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至今已过去了整整130年。汪春源用一生践行着中华文人“一片丹心图报国”的赤子情怀。他的抗争与文学遗产，是两岸共同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