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由美国学者罗伯特·里奇在分析美日半导体竞争时提出。
其核心内涵在于将技术能力视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支柱。
其演变历程大致可分为三阶段：冷战时期以美苏技术封锁与军事竞赛为特征；全球化初期转向知识产权垄断与标准壁垒；而当前则体现为中美博弈下的技术脱钩、联盟对抗与标准分裂。
其本质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安全焦虑与技术开放之间的艰难权衡，未来走向将深刻塑造全球科技治理格局。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多个战略领域实现了从技术追赶到局部领跑的跨越。比如，数字技术领域，DeepSeek大模型在复杂推理任务上达到国际顶尖水平；轨道交通领域，我国自主研发设计、自主制造的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及试验线正式启用，设计时速达620公里；生物科技领域，人工心脏研发突破体外磁悬浮技术瓶颈，10%高蛋白玉米新品种推动粮食安全战略升级；其背后彰显的都是我国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提升。
尽管成就显著，但现阶段制约突破式创新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我国在一些关键基础材料以及工业软件领域还存在一定短板。比如在半导体材料、高端轴承钢等35类关键基础材料上，进口依赖度仍超80%；工业软件市场外资占比高达75%，EDA工具等“卡脖子”问题亟待解决。这些瓶颈折射出我国创新体系在“0到1”原始创新、跨界协同机制、创新风险包容度等方面仍然面临的深层挑战。
当下，中国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正站在历史性拐点。
我们当以更理性的视角审视创新进程，既要警惕“技术民族主义”，也要避免“短板焦虑症”。在坚守“长期主义”创新定力的同时，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造性破坏”的活力，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更多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为全球科技创新贡献东方智慧。
↑专家观点
刘志阳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创业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团队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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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学术圆桌 |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共融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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