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23岁女子半年内给某女团直播间打赏了近200万元，欲退款遭拒，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当事人从2024年5月起，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直播间打赏主播近200万元。当事人冲动之下做出超经济能力的消费行为，有没有退回的余地？
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半年内在直播间打赏了近200万元，这样的消费在现实中对绝大部分家庭而言都是一种很难接受的事。但是，结合这名女子已是23岁的成年人这一关键细节，这样的诉求是否合理乃至于在法律上是否行得通，显然就另当别论了。这也是此事在舆论场引发广泛讨论的重要原因。
外界尚无法了解这名女子打赏行为的更多细节，但在法律角度，一个很清晰的结论是，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如果另一方不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违法情形，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正如有律师指出的，该女子已是满23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有从事打赏的行为能力，通常不能追回。也就是说，此事在法律上的边界其实是比较清晰的。
当然，法律条文是明确的，但现实却往往是模糊的。的确有不少人对这样的“冲动消费”心存同情，甚至有声音呼吁为打赏设置“消费冷静期”。这背后可能源自两种现实心理的影响。首先，习惯性将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保护混为一谈。从公开报道来看，这些年关于未成年人在打赏中的“冲动消费”案例时有曝光，这多少影响到社会对于整个“直播打赏”模式的观感。对此，围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这些年从平台到相关部门，实际上已出台了不少的保护机制。但是，若更进一步，将这种保护机制不加区分地扩大到所有消费群体，显然值得商榷。且不说，这可能涉及对成年人消费自主权的不当限制、其法律依据存在疑问，而且也可能对社会契约精神、诚信意识等造成不利影响，助长更多的不良风气。
其次，对于包括打赏在内的互联网直播经济，不少人的认知还是存在偏差。比如，一些人的潜意识里，还是将直播收获打赏看作是一种“不劳而获”。但实际上，“主播直播—用户打赏”不过是一种正常的新经济形态。一方面，主播以表演等“劳动”方式向受众提供服务，另一方面，用户自主给予打赏，本质上就是一种服务消费形态。它与现实中大量的服务消费，如看电影、买彩票等并无本质区别。并且，单就服务特点看，直播作为一种即时性服务，不同于一般的实体消费，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情绪价值。对此，成年人用户本该具备相应的自省能力。而一旦随意套用网购模式中所谓“无理由退货退款”模式，对整个直播打赏经济秩序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不可不察。毕竟，在今天，仅职业主播行业就是一个容纳上千万就业群体的就业蓄水池。
就当前直播经济的发展现状而言，可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的确还有不少。比如，更大力度加大对诱导打赏的规范，更加突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等。但对于行业的规范治理，要警惕陷入一种追求过度“保护”的误区。否则，治理上的“保姆心态”泛滥，不仅可能破坏行业发展活力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平衡生态，还可能稀释社会的自主意识、理性意识、责任意识。
因此，面对23岁女子在直播间打赏近200万的特殊案例，社会更该讨论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成年人的自主行为边界到底何在，又该如何守护好理性、构建起负责任的“消费观”？个案处置或存在讨论空间，但无论如何，理性而负责任的网络公民变得多起来，未尝不是社会心态变得更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相关治理规则的设计，就应该注重往这方面进行理性引导。而模糊边界的“过度”保护，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文｜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