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两会笔谈 | 王曙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动能转换及其基本经验

一、近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动能

近四十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较为迅猛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自1980年至2022年，在40多年中，中国的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保持了快速增长，尽管期间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如1990-1991年的治理整顿时期、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2020-2022年的疫情时期等低谷时期），但是GDP平均年增速和人均GDP平均年增速分别达到了9%和8%（图1）。中国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保持年均9%的经济增长率，这一“中国奇迹”，远远超过了日本在1960-2000年之间的年均4.2%的GDP增长率，也超过了同期新加坡6.2%、韩国5.9%的年均增长水平。

中国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极为复杂的，其中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是最重要的两大推动力。改革红利的获得，是因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要素的流动性增强，要素的配置效率也增强了，这就导致整个社会的所有微观主体的运行效率大大提高了，其中的主要表现是企业效率的提升。改革红利就是市场化红利。

开放红利的获得是与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密切相关的，在开放中，中国接纳了世界，中国也走向了世界。1978年之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增长，中国由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变成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接近一个外向型经济体，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带有时代标志性的事件，更是将中国带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国自此深度参与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由此给中国带来的“全球化红利”远远超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能够从加入世贸和融入全球化中获得如此丰厚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仅是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意义上的，而更是体制和文化意义上的。201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8667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87倍，年均增长16.7%。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发展进入了黄金期。2001年和2010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为5097亿美元和29728亿美元，10年间增长4.8倍，年均增长20%。从出口贸易的结构来看，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的出口贸易主要依赖于低端产品出口，其中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造业产品、原材料和能源等的出口。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从出口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主要依靠出口的规模，而不是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也是非常高的，1990-2020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平均达到41%，远远超出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外需而不是内需，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经济安全是有很大影响的。近年来，我国运用多方面的政策激励和“双循环”战略，推动内需增长，迅速提高内需的贡献率。从外向型经济到更多依赖强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正在发生悄然转型。

除了改革红利（市场化红利）和开放红利（全球化红利），中国近四十年来城镇化的迅猛推进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这就是城镇化红利。城镇化红利本质上是同人口红利密切相关的。城镇化带来巨大的消费和投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非常可观。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2%，未来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然有巨大的空间。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目前仍有1.7亿进城农民工和随迁家属尚未在城镇落户，有序推进这部分人群市民化是城镇化的首要任务，而这部分人群的市民化将给全国的消费和投资带来很大的增长空间。未来中国将通过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接纳上亿人口逐渐进入城市，从而以高质量的城乡协调发展来推动人的全面城镇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城镇化进程，带来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城镇化红利”造就巨大的“房地产红利”，而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一直到2018年左右，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2015年达到13%左右。房地产经济的迅猛增长，既是拉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时也加剧了这一时期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房地产泡沫与银行房地产贷款虚增、地方城投债膨胀和超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一起，为2020年之后我国金融风险的大量累积埋下了伏笔。从总体上来说，看待房地产经济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房地产经济是中国快速城镇化的产物，城镇化红利必然带来房地产红利，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都验证了这一点，因此房地产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崛起是一个必然现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房地产投资的过快膨胀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范畴，带有某些金融投机的性质，极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动能转换及其基本经验

改革红利（市场化红利）、开放红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城镇化红利以及由此带来的房地产红利，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形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外延式经济增长（粗放型增长）是主要依赖资本、土地、劳动力的大规模投入而带来的经济增长，而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主要依赖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内涵式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外延式增长所带来的要素大规模投入并没有同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能源的大规模消耗、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等资源的大规模利用，构成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这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以较低的要素投入和资源消耗，以较低的环境成本，换得较高的产出和要素回报，这就要求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注重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培育，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粗放型增长（外延式增长）向集约型增长（内涵式增长）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极为艰苦的过程，这不仅包含巨大的技术创新成本，而且包含着微观上企业生产方式的艰难转变，以及宏观上所需要解决的低端产业（低附加值）产业的改造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和内外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一直在悄然进行。经济增长的动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经济增长的空间仍然很大，中国仍然具备可持续增长的巨大潜力。首先，从改革红利（市场化红利）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改革仍在不断进行之中，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永远在路上，而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型，随着地方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和服务型政府的不断构建，我国的经济体制在未来会焕发出巨大的动能，改革红利（市场化红利）是源源不竭的。这就需要我们在体制创新方面多下功夫，要不断释放体制的活力，构建一种能够最大限度激发要素活力和微观主体活力的弹性体制。其次，从开放红利（全球化红利）来说，中国不光要通过更多的国际贸易来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且要不断优化出口结构，使中国在高端制造方面占据国际优势，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分享全球产业链的收益，使中国由原来以低端产品出口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向以高端工业品出口为主的真正的开放大国。同时，我们还要推动制度型开放，不仅要在国际贸易领域开放，而且要不断鼓励企业走出去，不断参与全球经济、贸易和金融规则制订，不断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再次，从人口红利来说，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降低、劳动力价格上升，因此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必然面临着深刻的转型；然而，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是消失了，而是由传统的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变为“新人口红利”，中国逐渐形成一种质量型的人才红利或人力资本红利，而人力资本红利的形成和扩大，成为缓解人口红利消失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助力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是提升“人力资本红利”的关键。事实上，近十几年来，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加，教育发展的外部性不断体现，人力资本的累积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推动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拓展，人力资本红利逐渐取代原来的数量型人口红利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最后，从城镇化红利和房地产红利来看，我国城镇化进程尚未结束，大量农民工将来若融入城市（尤其是县域城市）必然会对房地产投资带来持续的积极影响，因此未来中国房地产经济不会整体上衰退，而会进行结构性的创新和转型。

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基本经验是：第一，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力度，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这对于克服劳动力短缺、提升企业竞争力、遏制企业边际收益递减、推动企业盈利能力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已经从一个要素投入型的外延增长模式，逐步转变为科技带动型的内涵增长模式。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和专利数的迅猛提升，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加快转换。第二，不断加大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以新技术装备传统产业，推动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第三，持续大力提升人力资本，加大教育和培训的力度。中国的职业教育有了飞速的提升，大量的熟练工人和优秀工程师，为中国新质生产力和制造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本支撑。第四，推动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的转型，逐步挤出房地产泡沫，实现房地产经济的软着陆，推动房地产红利进行结构性的变革。第五，在产业层面，推进产业层级的有序提升和产业结构的有序调整，正确处理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六，在微观层面，推动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推动企业组织变革和管理变革。企业数字化意味着数据在企业决策、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经营管理和生产各个环节发挥核心作用，未来企业所有的经营与决策都将“数字孪生”，这就是所谓“数据信仰”。企业智能化意味着人机协同交互日益深化，企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胜任更为复杂的工作，能够创造更新的经营管理手段并发现新的市场机遇。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趋势在近几年已经非常明显，这一趋势表明，数字化和智能化已经不是企业的一个选项，而是所有企业必须经历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