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考验勃列日涅夫（下）

另外，在当时中苏之间争执不下的、赫鲁晓夫坚持召开的国际共运分裂会议问题上，也再次暴露了苏联新领导的实质。

周总理指出：“我们主张推迟召开，赫鲁晓夫则下命令必须在1964年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5年5月召开大会。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并未成熟。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兄弟党的会议是一回事，而坚持赫鲁晓夫下命令召开的分裂的会议是另一回事。但是，勃列日涅夫等人仍坚持要在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采取了非常武断的态度。”

周总理对勃列日涅夫——苏联新领导的考察终于得出了结论。他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判断力给勃列日涅夫下了历史的结论：苏联新领导虽然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政策”。

临离开莫斯科之前，为沟通情况、协调斗争，周总理又到罗马尼亚驻苏联大使馆会见了毛雷尔总理和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交流了情况和看法。

毛雷尔通报了苏联新领导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安德罗波夫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见的情况。双方发现，苏联新领导对各个代表团念的都是同样的一本经。

毛雷尔说：“勃列日涅夫给我们解释了赫鲁晓夫‘辞职’下台的原因，说不要从对外政策中去寻找原因，而是要从赫鲁晓夫的随意性和一意孤行中去寻找。他说，对外政策是苏联领导的集体事业，不是赫鲁晓夫个人的作为。”

毛雷尔介绍同勃列日涅夫关于罗苏双边关系的谈话说：“勃列日涅夫说，苏联将一如既往地按既定政策发展同罗马尼亚的关系。我们说，我们也怀着同样的愿望，但强调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互助的原则。同时，我们呼吁应利用现在发生的领导的变化，使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正常化，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

周总理指出：“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联领导软弱，内部矛盾、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很大。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1964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欢迎。

11月14日，周总理完成了这趟试探、考察之旅，回到了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全体中央领导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数千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

周总理的莫斯科“考验之旅”结果，奠定了相当一个时期中国对苏联的基本看法和中苏关系的基本框架。

中国和罗马尼亚在这场考验苏联新领导的战斗中进行的意气相投的圆满的重要合作行动，成为中罗关系中的一段美谈，后来还不断产生了回响。

周总理后来又多次回忆起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作为阐述问题引证的一个重要论据，从历史上剖析苏联对中苏关系的根本态度。

事件一年之后的1965年11月4日，罗马尼亚大使杜·乔治乌要回国开中央全会，想了解中国方面有什么话要他带回去，拜会了周总理。谈到不久前，波德纳拉希代表罗党中央，同中国大使刘放的谈话，讲苏联在国际上独断专行，好几次都不顾中、罗的意见，也违背自己的承诺，使中、罗上了苏联的当，周总理赞同波德纳拉希对苏联的评价说：“波德纳拉希同志说，‘我们太天真了！’我同意他的这个意见。”

周总理又想起了去年去莫斯科的这件事来了，他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我们曾对他们寄予希望。我不是说过‘新领导同赫鲁晓夫离开了一点’，并且说服阿尔巴尼亚同志嘛！你还记得吗？”周总理说：“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大使赶紧说：“记得。”

周总理接着说：“结果去了之后，证明哪有这么回事！而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一点也没有改！”

1966年5月12日，周总理和陈毅、李先念副总理同来访的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会谈，很自然地就谈到了苏联问题。

波德纳拉希谈到罗苏关系说：“我们同苏联的分歧曾经是最严重的。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保卫了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尽力发展我们的国家关系。当我们有不同看法时，我们就说‘不’，我们寻找能说‘对’的地方。勃列日涅夫同志现在布加勒斯特做非正式访问，还有鲁萨科夫，我不认识这个人。”

对苏联情况有深入了解的周总理说：“鲁萨科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他们到哪里都要议论我们的，也和我们到哪里都要议论他们一样。”

李先念也插话说：“不怕他们的议论。”

波德纳拉希说：“我们听了好多意见，赫鲁晓夫到我们那儿去过，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都去过。”

记忆力过人的周总理替他补充说：“还有苏斯洛夫。”

波德纳拉希惊讶周总理的记忆力说：“你记得比我们还清楚！”

周总理解释说：“他是反华大理论家！前年庆祝他们国庆时，对他们新领导还抱一点希望。我们去了，他一句话都不说。”

后来，中国方面了解到，苏斯洛夫当时的表面冷漠并不是偶然的，在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就曾声嘶力竭地喊叫“继续同中共斗争下去”。

波德纳拉希赞扬中国当时“考验之旅”的倡议说：“回想一下也是有兴趣的。当时我们也有代表团去了。我们党响应了你们的倡议。那是非常重要的倡议。”

周总理点出了这个行动的意义所在，说：“是一次考验。”

波德纳拉希表示遗憾说：“可惜，他们没有理解。”

“考验行动”之后第三年的1967年9月，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访问越南后，来中国顺访。周总理同毛雷尔所率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中，罗马尼亚代表团劝说中国参加筹备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毛雷尔说：“现在许多党都正在酝酿和关心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问题。一般看法很不相同，我们的看法是：召开这个会是很不适合的，但我们决定参加筹备这个会议的工作，可以迫使他们讨论一些问题、阐明我们的观点。”

代表团成员米齐尔副总理附和说：“经验证明，要好好利用筹备工作，阐明我们的看法。”他说：“我们准备积极参加筹备工作，解释我们的观点。”

另一名罗马尼亚政坛后起之秀、中央书记特罗芬也出来积极解释罗马尼亚的立场说：“参加筹备工作，我们可以作出重大贡献；不参加、不积极发表和宣传我们的观点看法，就意味着自我孤立。有人打算召开一个开除某一个党和干涉另一些党内部事务的会议。”

毛雷尔进一步劝说中国也参加，他说：“如果中国参加这个筹备工作，会作出很大的贡献。”

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说：“你们早知道我们对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采取的立场。上次就谈了，这个立场一直没有变。”

周总理说：“赫鲁晓夫倒台后，1964年在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时，我们曾打探过苏共新领导有没有改变立场。结果，不仅没有变，反而更加深了。在第二年坚持召开了赫鲁晓夫认为非开不可的、一党独霸的三月分裂会议，这个会议你们是没有参加的。看起来，苏共新领导走得比赫鲁晓夫更远。”

周总理提到毛雷尔本人在莫斯科说的话说：“我们在莫斯科临分手时，毛雷尔同志、波德纳拉希同志跟我们说要警惕苏新领导变得更坏，我们还是从你们那里得到了启发。你们大概不会忘记的，我们也不会忘记，是在你们的使馆里谈的。”

毛雷尔说：“我没有忘记我所讲过的话的习惯。”

最后，周总理以灵活性和策略性表示了对罗马尼亚的理解说：“我们谢谢你们三位同志的好意，想来劝和，用中国话说，就是‘和事佬’。这个好意恐怕是无法实现的。”周总理表示同意罗马尼亚根据自己的处境，采取相应的做法：“你们的处境和我们不同，你们不能不跟他们有若干应付，我们是可以谅解的。你们反对一个党干涉另一党的内部事务，反对不听他的话就开除，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欣赏的。”

周总理这种高度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结合，既坚持了原则，又团结和争取了盟友，再一次显示了他高超的外交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