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天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3期
导 读：
本文尝试将“生态”作为连接技术与文化的关键概念，立足“技术—文化”视角探究流媒体生态与视听文化的互动何以构造数字时代的全新视听传播秩序，阐释作为生态的数字视听传播在连接技术、从业者、消费者与平台等不同行动者主体时所蕴含的动态性、开放性，从中开辟数字视听文化的理论创新空间。
一、引言
数字技术变革深度介入当代视听传播业演进的进程，在提供媒介基础设施的同时直接推动着面向数字时代的视听传播转型。数字技术迈向“流媒体化”，也生态性地重置了塑造数字视听传播业态的全新架构。这种变革从技术性出发，为日趋多元的行动者主体参与数字视听业提供充分的可供性，并在彼此的动态交互过程中重新界定出数字视听传播在产消机制、意义流通和影响生成等方面的文化规则。因此，区别于传统视听业的认知秩序，流媒体技术、文化和价值要素共同塑造出一个全新的数字视听传播生态，并促使研究者日益重视数字视听传播呈现出的鲜明文化偏向，从数字视听文化建构的灵活性出发把握数字视听业发展的开放度。“生态”视角对于媒介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双重凸显，意味着一种关于媒介信息和文化的新认识论逐渐形成[1]；因而在研究层面提倡一种基于“技术—文化”视野的审视，对于推动数字时代的视听传播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基础上，紧密观照数字视听传播实践演进的特征与经验，本文尝试将“生态”作为连接技术与文化的关键概念，立足“技术—文化”视角探究流媒体生态与视听文化的互动何以构造数字时代的全新视听传播秩序，阐释作为生态的数字视听传播在连接技术、从业者、消费者与平台等不同行动者主体时所蕴含的动态性、开放性，从中开辟数字视听文化的理论创新空间。
二、“数字化”与数字视听文化转型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数字化”正日益构成审视当前媒介演进的一种“元视角”，其与诸种媒介属性的交缠，不仅调适并改变着媒介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也重新定位了数字媒介在当下社会关系中的坐标[2]。作为“元视角”的“数字化”在视听传播演进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体现了深度介入视听传播业态的数字技术正逐步实现从一种工具性基础设施到系统性文化框架的转变。面向“流媒体化”的视听传播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整套能够纳入多元行动者主体参与的可供性机制，进而总体性地重置了数字时代视听传播的生产传播关系及组织运作模式，也促使泛在的视听图像构成一种更具下沉性的社会话语，在指向更广阔的生活世界的同时，能够与不同社会（文化）界面进行交互并生成日趋复杂深刻的影响，这使得数字视听文化秩序的建构迈向一种全新方向。
强调非线性、去中心化的流媒体技术，令数字视听文化面对着相较前数字时代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传统视听文化截然不同的状况。数字化进程极大提升了视听内容及其意义要素在媒介与信息生态中流通的空间与效能，并生成一种区别于传统影视文化层级制结构的平等主义结构[3]。这显著地表现在包括技术、平台、从业者、消费者等在内的各类行动者能够平等、多元地实现对数字视听文化意义生产的网络化参与，促使数字视听文化在“激进的受众转向”下呈现出一种建立在海量行动者参与实践基础上的鲜明的介入性文化特征[4]。当然，这里的“受众”也并非局限于以视听消费者为主体的单一行动者，而表征着一种超越传统生产中心逻辑的普泛接受视野，文化接受的过程也同构着文化生产的秩序。视听接受生态的极大拓展和丰富是数字视听文化转型的重要面向，这促使一种更加开放、灵活的视听文化组织和阐释结构得以生成；因而，理解和阐释日益“变动不居”的数字视听文化便随之构成一个全新课题，构想一种能够充分对接数字视听文化发展趋势的全新理论框架对于推动数字时代的视听传播理论创新体现重要价值。
生态性的视野同样为建构数字视听文化理论提供了基础的认识论。基于数字技术的可供性进而构造出的数字媒介文化，表现出显著区别于传统媒介文化的高度混杂性、流动性等特征，这在不断迈向“流媒体化”的数字视听文化生态中得到更直观的体现。图像传播锚定意义空间的灵活性促使文化生产的下沉性得到进一步强化，但也同时带来文化秩序建构的不确定性。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传统视听文化在特定的生产主体、线性的流通规则和有限的消费参与之下往往表现出明确的文化形态与文化边界，而数字视听文化则通过拼贴、挪用与再创作等多元主体参与下的能动性媒介实践打破上述“限定性”，文化意义的生成也因此变得更为动态化乃至不可控。面向上述变化，我们已经很难用某种封闭的结构框架来建构对于数字视听媒介及其文化的一般性理解。与此同时，面向高度异质化的数字媒体环境，也提示我们应当跳出由具体文本类型和特定技术机制强势主导的媒介逻辑可能造成的认知局限；更不能基于纯粹的功能主义审视，简单把数字视听媒介当作人的媒介使用工具或者媒介实践对象，而理应在技术、人与媒介的复杂互动中寻求能够有效践行数字时代公共性期许的理想视听文化环境的发生线索，这一目标本身同样是极其强调生态性的。
三、理论坐标迁移：从生产中心到观看中心
数字化浪潮引发的视听传播结构转型，一并带来建构数字视听文化理论坐标的可能空间。面向数字时代，“观看”这一人类日常实践活动的文化结构及其意涵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表征在于：传统意义上以生产逻辑为主导的“生产中心”模式，正在被以受众能动性为基点的“观看中心”范式逐步替代。尽管早在伯明翰学派时期就已经有大量学者重视关切广泛意义上的受众解码的重要性，并开始主张“积极受众”（active audiences）的理论视野，但这本质上仍是一种以“制作—观看”、“生产—消费”为依据，在对生产主体和观看主体进行二元划分后的有限审视，受众参与的理论想象空间并没有得到全然释放，上述观点也未曾总体性地动摇其理论坐标系。结合当前实践趋向，传统的生产中心视角已经难以与数字视听文化的生态演进形成有效对接，因此有必要从更泛在的观看实践和更普遍的观看主体出发重新定位塑造数字视听文化秩序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坐标的迁移，不仅标志着流媒体的技术可供性作为形塑数字视听文化生态的关键力量，推动实现视听文化基调的转变并促成受众观看行为的变革[5]，更在社会文化意涵的层面上揭示了建构数字视听文化的权力关系变革。
第一，观看中心的理论坐标强调以流媒体技术对受众观看实践的直接塑造为基础，指向沉浸式、遍在化的观看。全息投影技术、无屏技术、体感技术等新型观看技术，将外在的视觉装置内化集成为人的认知系统组成，通过对受众感官的刺激和调动，在带来更佳观看体验的同时也实现了人类自身结构对此的嵌入，以“超界面化”的数字视听虚拟环境达成“人的延伸”。遍在化的观看则意味着网络的个体接入和移动设备的普及，正在逐步消解传统视听文化的场景特征。以电影院、家庭客厅为代表的实在观看空间，不仅是接受视听文化的场所，更提供了通过观看产生交往关系的场景，进而促成对集体认同、集体情感、集体审美的塑造。伴随数字时代观看时空走向任意化，受众不仅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观看活动，更在技术意义上逐渐摆脱对“屏”的依赖，得以享受其近身性、私密性和个性化体验，在不同屏幕媒体的联通与融合中获得“私人空间的释放”，强化了观者的话语权[6]。这样的变化既为数字视听文化与大众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创造条件，也对完整获取视听文化意义可能构成潜在的冲击，其中包含的从“寻求共识”到“自我主张”的转换，或许更深度地指向着一种数字视听文化面对的公共性危机。
第二，观看中心的理论坐标核心是通过对受众观看权力的重构，打破视听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分野，以实现观看作为再生产的同构。数字技术创设的适宜生态，使受众获得多重身份以打破“生产—消费”之间的壁垒，在观看中不断创造出更多新的意义空间。于整体的视听传播生态而言，受众在诸种技术的使用中极大拓展了对文本进行解码乃至再编码的能力，进而丰富了观看作为再生产的内涵。表情包、鬼畜视频等受众二次创作产品的广泛传播甚至能够具备超越原文本的影响力，是公共视听领域中凝聚受众意志和个体经验的新符码，成为构建社会关系构建、连接趣缘群体行动的重要机制。二次创作的规模化生产传播，其背后实质是一种观看权力的再生产，构成了数字视听文化中独特的“观看话语”，在不断转向“社会话语”的过程中释放出其民主化潜能。于受众个体而言，观看意涵的演进，不仅体现在数字技术充分释放包括受众在内的多元行动者介入视听传播生态的权限，更体现在观看本身所指向的个体快感获取和审美塑造机制变革。弹幕使用、倍速观看、“只看TA”等技术化的观看模式，将观看的内容要素、时空要素等传统视听文化中由生产者掌握的观看权力交还给受众。这种以个体体验为核心的观看，成为受众践行“快感自主权”的方式，并构成观看实践中情感转向的重要线索，观看在个体层面上更趋向于对情感心理偏好的满足[7]，并通过这种个性化的文化审美旨趣追求，凸显出数字视听文化中受众对感官愉悦自主权的能动性把握。当然，作为一体两面的代价，这种趋势同样可能造成某种文化虚无主义风险，这在当前日益驳杂的短视频应用生态中可见一斑。
第三，观看中心的理论坐标能够提供总体性把握数字视听文化生态的有效入口。观看中心区别于生产中心的关键，在于数字视听文化的整体生态运作机制从“独创”走向“共创”。“共创”一方面意味着参与视听文化的多元行动者之间以“观看”建立的交互关系。诸多观看技术使视听文化作品具有了超越其生产者语境的活力和延展力，并通过一系列技术形式不断与当下的媒介经验、文化经验发生碰撞，在“共创”中不断实现意义的更新与更迭，进而完成再语境化的全新意义建构。另一方面，“共创”体现了以观者为主体、以观看为中心的权力实践模式，被传统意义上的视听文化生产者接纳，两者并非冲突互斥，而是在数字视听文化生态中不断消弭边界，以促成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近年来，《山海情》、《觉醒年代》等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出圈”，离不开各类“共创”实践得到广泛传播的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受众能动观看的有效结合，推动了主流视听文化与受众视听文化走向融合，为以观看为中心构建理论坐标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观看中心的理论革新，一是以生产主体的多元指向人与技术系统构成的协同网络，二是以视听文化作品意义的再建构推动超文本矩阵的流动，从而驱动文化生产机制的革新。然而，数字视听文化全面走向“共创”，在彰显自由、多元的观看实践的同时，也有着潜在的破坏性。观看权力的解放，或导致受众对主流视听文化的认同感和兴趣降低，停留在对衍生各类亚文化话语的津津乐道中，进而解构了长期以来塑造主流文化价值和凝聚文化共识的视听文化评价体系。由观看技术及其实践引发的“间性的消逝”[8]，同时带来数字视听文化秩序建构中如审美暴力、社会交往原子化、身份认同流动化等风险特征，从而以浅表的意义建构和技术化的认知区隔，在娱乐和狂欢中不断挑战乃至松动着数字视听文化生态所本应朝向的公共性意涵。
四、理论建构依据：从文本结构到实践结构
理论坐标的迁移，为数字视听文化带来全新的理论想象空间。由生产中心到观看中心的理论建构逻辑转向，也令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传统意义上围绕“文本”展开的文化阐释不足以全然揭示视听文化运行的内在机制，而针对构成数字视听文化生态的不同行动者之间实践结构的种种考察，才能够提供理解基于实践关系的行为网络何以塑造数字视听文化创新生态的更多元线索，因而具备更充分的阐释效力[9]。
一方面，对于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传统视听文化秩序建构，“文本”几乎构成其文化意义得以生成的唯一出口。这主要源自不同环节参与视听文化意义生产的目标并不具有本质的差异性，无论是出于对创作标准、市场目标的考量还是文化追求，“好作品”始终是建构文化评价体系的关键抓手，围绕视听文本的诸种结构（创作结构、产业结构、文化结构等）考察也随之成为研究层面的重点议题。然而，这种研究进路面对当前的数字视听业则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技术逻辑日益成为与文本逻辑共同维系和拓展数字视听文化生态的关键要素，仅从文本结构出发理解数字视听文化的秩序建构体现出明显的局限性，这可能极大地忽视了技术中介以及各技术环节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数字技术不仅是工具性的介入，更是意义建构的重要主体，促使“文本”从一个静态、封闭的概念不断走向动态、开放，这在数字视听文本类型的杂糅化、文本生成的多样化、文本流通的离散化和文本解码的个性化等变化趋向中日益高度可见。当然也需要意识到，技术逻辑并非超越文本逻辑的存在，对于以优质内容为底色的视听传播生态而言尤其如此。而这常常可能被技术的狂飙突进遮蔽，导致文本意识在建构当前视听文化生态过程中的缺席状况时有发生。这同样提示我们，即便是重视从技术演进脉络中发掘理论建构的新鲜资源，也理应将对文本结构的关切充分吸纳其中，才有助于推动理论建构目标的真正实现。
另一方面，数字视听文化生态是一个由技术、人、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构成并且高度体现实践属性的行为网络，参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各类互动协调关系是催生系统性创新的基础[10]，因而针对这种实践结构的阐释也理应成为把握数字视听文化基本特性的重要线索。这同样是传统视听文化基于文本结构阐释所无法覆盖的理论面向，技术、平台、从业者、消费者等在内的多元主体构成了数字视听环境的行动网络，主体之间的实践参与具有不同的文化目标，在对生产、流通、消费等不同文化环节的介入中也形成了不同的参与路径，呈现出具有鲜明异质性的实践结构特征，也深度地塑造着数字视听文化生态的运行规则。因此，应当主张从主体和环节两个层面厘清数字视听文化生态中的实践关系。前者需要充分观照不同行动者之间可能产生的互动关系，例如技术的中介关系、平台的竞合关系、从业者的上下游关系、消费者的文化创衍关系等，也包括不同主体之间出于对特定文化目标的追求而产生的协同或竞争关系等；后者则需要建立在对构成数字视听文化生态的实践链条的准确把握上，通过对视听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等不同环节的动态分析，从中理解不同参与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同构关系、交叠关系或者矛盾关系等，以进一步描摹出相应的实践结构作用于文化意义生产的具体机制。当然，上述探索也并非仅仅局限于面向数字时代的共时性阐释，也理应充分纳入历时性的考察，在从传统电影电视到流媒体视听的实践演进线索中找到比较的视野，以便于对上述实践结构塑造数字视听文化生态的变革过程做出更充分有力的解析。
五、理论边界拓展：从技术应用到日常生活
从单一的技术场景迈向广阔的日常生活，数字视听文化所面向的生态性变革，早已不只是一种技术形态变革下的文化形态变革，更深度改造了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想象空间。在突破技术功能主义叙事的基础上，数字视听传播生态正显现出区别于传统视听传播实践的文化形塑力，并构成一种社会话语赋予数字视听传播构造社会的充分潜质——让“视听”日益进入社会问题的中心，以此实现自身社会效益的强化[11]。数字视听文化理论边界的拓展，指向对视听传播深度嵌入社会进而引发一系列整体性的社会话语变革及意义再生产的现实的把握。这种文化形态的演进，本质上促成了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型，突破了传统媒介文化研究的框架，展现出重构社会关系、重组社会要素的深层动能。因此，对于数字视听文化的理论审视，应当超越单纯的内容和技术分析进一步转向对其构成的日常生活的基础性框架的关注。
第一，以5G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突破，为数字视听传播进一步走向社会中心提供了支撑。一方面，5G技术为广播电视等传统视听媒介接入数字时代并凸显出交互性、移动性、应急性等数字视听特性激发了新潜力[12]。从2020年北京冬奥会使用的8K+5G超高清视频全业务转播车，到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首次采用的“5G-A 4K浅压缩无线直播”，5G技术不仅强化了观众的视听体验，带来无时差、超高清的视听文本，更在数字时代重新激活了以智能电视为核心的“家庭客厅”的互动、连接功能，代表了数字视听文化背景下家庭文化互动模式的新面向。另一方面，在技术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数字视听产品及衍生服务与现实生活相互交织，超越“屏”的限制，深度满足受众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数字视听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社会维度在日常生活中深度融合，带来了教育、旅游、金融等产业的革新，通过戏剧+综艺、话剧+直播、综艺+影视剧、现实+二次元、游戏+直播、广告+影视等融合业态，实现产业价值创造模式的转变[13]。“视听”从一种技术性应用转向连接性中介，数字视听文化具有的开放性生态与社会现实得以实现有效对接，持续赋能社会千行百业。
第二，数字视听文化影响力的迅速生成，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成为反映各种文化诉求的载体，从而具备了促成社会行动的潜能。数字视听文化以多元主体参与、多方力量共创为特征，形成日趋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视听技术对观者感官的刺激和情感的调动，使得数字视听文化在生产创作中实现了对各类社会情感形态的吸纳和融入，将对不同内容题材的呈现转变为对情感心理的唤起、助推、释放。数字视听文化为不同的社会话语互动提供了空间，这种空间不仅体现在由技术赋能带来的受众再生产权限释放，还描摹出个体的心理机制和情感体验如何被转化为数字化的技术文本，从而推动社会文化动员的底层逻辑。一方面，以数字视听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交往，正逐步构成日常生活文化的重要环节，在丰富社会娱乐生活的同时也延伸出多样的社会文化参与可能；另一方面，流媒体生态与视听文化的复杂互动，在不同的实践结构作用下充分汇聚到“人”的层面，促使情感共同体的形成能够具备更大范围介入社会文化议题的可能性，以共情共鸣实现社会议题的快速聚合，进而召唤出塑造社会价值观念的充分动能。通过数字视听中介，个体层面的微观文化经验拥有了转向社会层面的集体文化行动的潜力，这也带来了数字视听文化政治性潜能释放的极大想象空间。
六、结语：理论建构的反思面向
技术革新之于今天的数字媒体生态演进，无疑面对着迥异于前数字时代的鲜明变化。前数字时代的“数字化”更近似一种着眼于应用需求的“技术化”，强调通过技术观念和手段丰富拓展媒介使用的形式和效果。而当前的“数字化”则深度观照了一系列更为系统性的变革，调适媒介生产关系、重塑媒介流通机制、改造媒介消费行为、重组媒介连接关系……这也同时构成了作为生态的数字视听文化的全新演进趋势。上述变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对此开展理论创新的重要线索和资源。基于本文的讨论，无论是基于观看中心的理论坐标迁移、围绕实践结构的理论体系建构以及迈向日常生活的理论边界拓展，面向数字技术变革的数字视听文化理论建构是一项总体性的观念重建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理论想象空间。但与此同时，开拓理论空间的过程也应当始终保有面向“变化”的反思视野，这是开展理论化工作必要的审慎态度。对此，我们可以从三条线索出发来把握理论建构的反思面向。
第一，尽管面向“数字化”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技术、人、媒介和社会的全新框架，相关研究也重视厘清技术介入数字视听文化生态的复杂机制，但这一过程仍然存在过度放大技术作用的某种决定论色彩：当技术在认知上被视为是与人相平等的行动者并日益获得广泛的解释力，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也逐渐浮现，那就是人对自身所处信息文化环境的界定权和主导权的让渡[14]。因而，对于以流媒体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批判性考察，是推动数字视听文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同时，技术并非没有价值偏向，这些可能的价值偏向对于数字视听文化生态的控制作用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研究议题，同样需要在理论建构层面予以充分关注。
第二，从观看出发厘清不同实践结构作用于数字视听文化生态的塑造性，固然提供了一种更开阔的理论视野，有助于更为深入、全面地挖掘文化的生成要素，但这其中也有着忽视文化的价值要素构成的潜在风险。当数字视听文化以更为普遍、下沉的存在形式植根于社会文化环境中，构成一种总体性的文化日益深入大众日常生活、影响观念价值体系塑造，由此形成的以视听文化为主要承载形式的信息文明能否在真正意义上回应数字时代的文化公共性设想，这仍然是需要谨慎看待和把握的。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文化后果往往是建设性与破坏性并存，在拓宽文化参与的同时也可能生成相应的文化代价，这在当前日趋分化的流媒体视听生态中已经得到不同层面的实践显影。当这些看起来“不足为道”的文化经验变化渐成气候，就有可能招致一种更深层的“不负责任的创新局面”，造成社会文化体系的动荡、断裂乃至失落[15]。
第三，数字媒体生态的混杂性、流动性同样带来了数字媒体文化的模糊性和易碎性。这在由视听图像主导的文化生态中得到了更为具体的缩影。相比过去任何一种视听文化，数字视听文化的开放性无疑能够投射成为其理论体系的开放度，但这也可能造成理论建构层面的不确定性。本文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创新数字视听文化理论建构空间的可能思路，但如何基于上述方向精细化阐释框架，并使之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和延展性，尚有许多未尽的工作有待完成。比如，确定理论适用边界及其效力的问题就是在相关理论化工作中面临的一个较大难点。当然，与其说这是关乎理论建构的反思面向，不如说这是一种更高的理论期待。尤其在当前从广播电视学迈向视听传播学的学科转型过程中，如何充分搭建一套能够有效应对并化解本学科理论危机的研究体系，以推动面向数字时代的视听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毫无疑问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也亟待学界对此予以持续重视并形成突破性的研究进展。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范畴与理论脉络研究”（批准号：2023JZDZ033）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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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何天平.技术变革与数字视听文化理论建构的创新进路[J].青年记者，2025(03):80-85.
